2015年美国东北部灿烂的金秋是一年四季中最美丽的日子。达赖喇嘛再次获得一项国际层级的大奖—费城国家宪法中心颁布的“自由勋章”，是继尊者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美国国会自由勋章、坦普尔顿（Templeton）奖等重量级奖项的又一个荣誉。对于在十月底进行的颁奖仪式人们早有期盼。我的全家有特别的理由期待达赖喇嘛重访美东地区，因为尊者的行程包括前往我女儿的大学，我们全家都受邀参加在校园举行的这项特别活动。尽管我们全家都在不同的场合见过尊者，但同时一家人与他老人家见面还是第一次。
但是，由于过多旅途劳累，医生强烈建议达赖喇嘛多加休息，所以，今秋尊者的美东行程全部取消。我的心情从轻度失望很快转到深度理解，一颗牵挂之心又不断回忆起过去七年与尊者的十多次交往。
大道常在眼前，常在眼前不观。高山就在心中，就在心中难显。难怪两千多年以前，《诗经》就教导世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见高山则既仰之，见大路则既行之。这是我与尊者达赖喇嘛交往的开始。
在2009年的春天，我卷入《劫后天府泪纵横》的制作已有一年。精疲力竭、身心双损，但我可以感到宽慰的是那年的五月五日，影片终于在HBO总部举行初映。就在这之前，我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他就是后来成为我朋友的贡嘎扎西先生。贡嘎拉简单介绍他是达赖喇嘛驻美代表处华人联络官，问我是否有兴趣出席达赖喇嘛在华尔道夫·阿斯托理亚酒店的一个演讲会。我当然接受邀请，欣然前往。我只是有点好奇，我与贡嘎拉从未谋过面，他又如何找到我的。他对我解释道，因为我的一些文章和采访表露出的观点对藏人有理解和同情，所以他们关注到了我。后来我又得知，我的朋友陈破空早与藏人有交往，所以也有他的牵线搭桥。不管怎样，我把它看作佛缘，所以我注定要和达赖喇嘛相见。
这一次演讲会主要是针对海外华人的，所以到会的有五、六十位华人，包括学界、商界和民运界的人士。我站在进门处不远的地方欢迎尊者进入会场。出乎我的意料，尊者在我的面前停留下来，与王若望的遗孀羊子、尹尊声教授和我握手、问好。在演讲会上，尊者主要向华人介绍了西藏问题的实质，并希望海外华人能发现真相，同情和支持藏人的正义诉求。会后尊者与大家合影留念，许多人都争先恐后，希望靠得最近。因为我一是心理有障碍，不知如何在藏人的圣者面前举手投足而不失礼貌，二是不愿主动接触到藏人的神一样的领袖，所以我站在最后的角落，希望能够露个小脸。让我最高兴的是，我看到画家、书法家郑连杰展出一副艺术作品，献给了尊者。我也送给尊者一份《劫后天府泪纵横》的拷贝。
这第一次见面就把尊者带进了我的生命、我的思想和我的学术。在以后的七年多的时间里，我又在亚洲、欧洲和美洲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场合见到了尊者。要么是听他在美国民主基金会的演讲，要么是听他在纽约的Radio City讲解《释菩提心论》，要么是邀请他两次到我校来给纽约城市大学师生见面、演讲，要么是与他一道参与藏人在威斯康辛鹿野苑的研讨。最让我难忘的是，2011年十二月我还去到他在达兰萨拉的住处参见。通过十多次的近距离接触交往，我越发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了一位伟人。
一个不简单的僧人
我经常听到尊者这样描述自己：我是一个简单的僧人（a simple monk）。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事实。他流亡在外，寄居在喜马拉雅山山坡的一个小镇，没有自己治理的国家，没有军队，没有豪华漂亮的政府大楼和公寓。更没有世俗官员想着办法挥霍的花天酒地、肉林酒池。他永远都是一色的朱红色袈裟，软底皮鞋，时常还带着一个褡袋。他还给我讲起过他的每日生活：早餐有面包、果酱、麦片。晚上很早就闭关、打坐、休息。天不亮就起床工作，每天要接待大量的访客和来宾。
但他显然又不是一个普通的僧人。他的精力充沛、思维活跃、富有幽默感。他的朗朗笑声很远就可听见，经常是人未到，笑声先至。他有极强的好奇心，对哲学、政治、科学都很感兴趣。记得在纽约的洛克菲勒大学“心与人生研究所”的一次讨论会上，他与一组科学家进行了数小时的对话，他时常发问，想探明许多科学奥秘。我尤其感到惊讶的是，尊者有极强的记忆力。记得我与他见过两次面以后，2010年1月我在印度新德里参加了国际援藏会议，一次他入场，我远远地站着欢迎他，而有许多人涌近他。他看到了我，向我挥手，说了声“professor”。又在2013年五月，我在威斯康辛州的鹿野苑与他一起参与与藏人青年人的研讨活动。在他做完上午的活动离开时，我与他有机会单独告别。他为我的佛珠加持，握着我的手，用额头碰着我的额头，不断用汉语说，“老朋友，老朋友。”
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达赖喇嘛尊者是一个有女人缘的僧人。我们知道，在东方夫权、男权的等级结构中，有权势的男人基本遵循的是孔子的教导：“世上唯有女子与小人为难养，进之则不逊，远之则恨。”也许真是因为他是观世音转世的缘故，他特别能关注和尊重女性。无论是亨特学院的女校长，还是想李江琳这样的华人女学者，还是普通的藏人老太、小女孩，他都能轻松愉快地与他们互动、问候、攀谈、祝福。他经常说他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更让我惊讶的是，他还说过，未来达赖喇嘛的转世也可能是一位女性。要知道，在传统的佛教中，转世成为女性是一个不幸的归宿。对女人来说，来世成为男人是一个福报。由于“女身垢秽有五障，”较难成就佛果。当然，在《法华经》和《地藏经》两部有名的经典中，前有龙女公主成佛，后有婆罗门孝女菩萨舍生入地狱，救度母亲。因为《法华经》是讲述观世音菩萨的一部主要著作，传为观音化身的度母（绿度母、白度母、黄度母、红度母和黑度母）在藏传密宗都有重要地位，所以，女性菩萨成为藏传佛教的一个重要特征。也加上他与母亲的格外亲密关系和妹妹在流亡中给予他的全力辅助，达赖喇嘛正体现了这一特征。在西藏行政中央的内阁里，尽管规模不大（从最早的三位噶伦到现在的七位），总是不乏重要的女性成员。近两届的信息与外交部部长都是女性（格桑央吉和德吉曲央）。在一个女权彰显的时代，恐怕这也是藏传佛教在全球广泛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知道这样的背景，我们就不会认为近些时候某些误解有任何根据。
记得在2011年11月23日，我和邝治中教授夫妇、程映虹教授父女一起到达赖喇嘛的住所参见尊者。尽管我的太太是一位基督徒，她也特地为我的参见备上了礼物。当我把一盒精美的巧克力送给尊者时，他高兴地打开礼物，看到是巧克力，他告诉我们：在他做过胆囊手术后，医生特别关注他的饮食。但是否可以吃巧克力？为此，他问过医生。他得到了肯定的答案。所以，他特别高兴收到巧克力的礼物。说完，他哈哈大笑了起来。
尊者当然不忘礼尚往来，也给我们一组人员备了礼物、送了哈达。但他的助手似乎只把一个镀金佛像给信佛的人，而我被排除在外。我有点着急，赶快告诉他的助手，我也是皈依佛祖之人。当然我必须承认，我的修行还需要火候，才能破除执着之心。不过我还是觉得，因为我的申明，我从尊者手中得到了吉祥佛像，这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里程碑。
五天以后，怀揣着洁白哈达包裹的佛像，我乘飞机返回纽约，搭乘的阿联酋航班在迪拜机场转机。在等机的漫长时间里，我的座位旁边坐了一位身穿袈裟的僧人。我和他攀谈了起来。因为他的英文很有限，所以我连猜带蒙知道了他是一位泰国僧人，也是在去美国洛杉矶的途中。他问我到印度去干什么，我提到我去达兰萨拉参拜达赖喇嘛。他起初有点不明白，所以我拿出我的哈达和打开包裹其中的金佛。他一下子激动起来，握作金佛，开始念出一段经文，并举高膜拜。他不断地重复说，“达赖喇嘛，世界第一僧人，世界第一僧人。”
一个很独特的领袖
由于有了无数次与达赖喇嘛的近距离和个人接触，我也经常从政治学的角度，尤其是领导学的角度，来解读和认识他。
已故美国政治学家、前美国政治学会主席怀尔达夫斯基（Aaron Wildavsky）在1982年出版了《领袖摩西》一书。他这样写道：《圣经：旧约》里的摩西是一位“立国者”、“革命者”、“立法者”、“行政管理家”、“导师”、“学者”、“政治家”和“讲故事的人”。在他看来，人类历史上还无法想出任何一位领袖具有摩西那样多样性的领袖才华和能力。三十多年以后，我们可以说，从摩西以来，我们在当今历史上可以找到在全面的领袖能力上与摩西媲美的人物，那就是达赖喇嘛。不仅上述摩西所有的头衔都适用于达赖喇嘛，而且我们还可以加上无数新的头衔：民主改革家、宗教领袖、藏文化和宗教的守护人、教育家、哲学家、伦理学家、外交家、和平主义者、演说家、女权主义者。他的无数魅力来自于许多矛盾性：他是一个为了民族生存领导反叛的僧人，他也是一个革旧鼎新拥抱现代性的长者，他也是一个推动藏传佛教和藏文化全球化的藏人。但他更是一个行方便、利益众生、无分别心的藏族佛教高僧。
记得几次听他的讲法会，成千的听众端坐数个小时。达赖喇嘛总能在讲法的过程中，不忘大家还要吃饭。所以他能适可而止，让大家得以片刻休息和补充给养。作为一个美籍华裔学者，我当然非常关心他对藏汉关系的看法。针对一些藏人和他们的支持者提出的“暴力反抗”、“西藏独立”等激进口号，尊者亲口给我阐述他的“中间路线”。在他看来，只有“中间路线”，亦即不接受西藏的现状，但同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框架下实现西藏“名副其实的高度自治”，才会利益西藏的长久生存和发展，同时避免汉藏两族可能遭受的生灵涂炭。同时，他又给我谈到一位印度哲学家提出的“亚洲共同体”的概念，主张学习欧共体的治理模式，弱化国家主权，建立超越主权的区域共同体，来建立“西藏和平区”和亚洲以及人类的永久和平。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为了实现他的宏大理想，这位哲学王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忙碌，用“千只眼、千只手”来构建各种制度体系，试图创造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首先，流亡后他立即组建政府体系，并坚决地采纳民主原则作为政府的根本。其次，他请求印度政府帮助，建立分布在南北印度的难民定居点（60多个社区定居点分布在印度和尼泊尔），发展生产，创造就业，进行自救，实现自立。与此同时，达赖喇嘛认识到要保存西藏文化，就必须发展教育。所以在最艰难的情况下，尊者也要印度政府给予支持和藏人自己办教育的自主权，在印度、尼泊尔和不丹建立了70多所学校，培养自己的人才。今天的司政洛桑森格、议长边巴次仁都是这一教育体系培养出的藏人新一代领袖。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所有宗教教派的重要领袖都随达赖喇嘛流亡海外，在海外重建西藏的所有重要寺庙成为迫切任务。不仅甘丹寺、色拉寺、大昭寺等重要寺庙在海外恢复重建，色拉寺的僧人还多大三千之众。他们担负着给西藏和全球的寺庙和尼院培养人才的重任。而且，诺布林卡也在达兰萨拉山谷重建，成为保存藏文化和艺术的一个中心。最后，在尊者的领导下，尤其是在他的和平使命在1990年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承认后，海外藏人得到全球普遍的同情和支持，先是有国际援藏组织的建立，后来又有华人建立的汉藏交流协会、国际汉藏笔会，组成了支持藏人人权自由事业的全球网络组织。
有了行政、驻外、社区、教育、寺庙、援藏多重体系的支持，达赖喇嘛没有一兵一卒，却使得佛教成为印度和西方主流文化的组成部分，征服了世界。他成了全球辨认率最高的领袖。例如，2012年伦敦的《瓦特金斯评论》（Watkins Review）评选出的“世界一百位最具影响力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雄踞榜首，一年前他是名列第二。与此相比，教皇保罗二世排在第34名。又据《排行大全》（Rankopedia）选出的人类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排在第18位，与此相比，耶稣和摩西分别是第一和第二。但榜上达赖喇嘛是唯一一位在世的精神领袖。美国有名的《福布斯》杂志在2012年排出世界上70位最具权势的人物，达赖喇嘛列为第51，而中国即将继位的领导人习近平也只排在了第69位。
但达赖喇嘛作为人类领袖的独特之处还不在于他可以与摩西在历史上比个高低，而在于他创造出了与摩西犹太教领导艺术和风格迥异的佛教领导力。我们都记得摩西登上西奈山获得“十戒”，我们也知道摩西发烈怒、摔碎两块法版。可以说，摩西的领导风格是以烈怒为鲜明特点的。与此相对照，达赖喇嘛的佛教领导力却是以慈悲和非暴力为特征。在一神论和人人可以成佛的差别中，我们可以看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别。如果我们沿着喜马拉雅山山脉南下和北上，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文明冲突的断裂带，尤其是世界主要宗教和文明的冲突，而在每一个文明内部又存在以平原文化为特征的帝国与山区的传统部落的征服/反抗的冲突。例如，基督教、犹太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儒教相互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耶路撒冷、车臣、新疆、西藏、克什米尔等地都是例子）。而从马来西亚沿西北上行，经越南、老挝、泰国、缅甸、印度、中国、阿富汗、前苏联、高加索山脉等，都可以看到山民的反抗和冲突。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里“千座反抗的高原”，达赖喇嘛领导的藏人的反抗不仅历时半个多世纪，而且以最温和、最克制的方式进行。无论与车臣、新疆的反抗相比，还是与宾·拉登的基地组织以及ISIS（伊斯兰国）相比，都可以看到佛教反抗方式的不同。当我们在反思人类日陷深重的世界性危机时，所有大国的现存解决方式（西方、美国、俄国、中国）都只会加深仇恨、使矛盾成死结。假如达赖喇嘛的思想和教导，以及它赖以产生的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和佛学的慈悲态度，能够被人类所倾听和接受，我们人类还可能临渊止步，景行行止。这才是站在喜马拉雅山高地的达赖喇嘛该人类带来的真正意义。
领袖的修行路：修心
在我接触到达赖喇嘛之前，我对藏文化和宗教既无倾慕，也无反感，基本处于一种无知的中立态度。反正我认为忽略藏文明不会给我的人生和事业产生丁点的负面影响。认识达赖喇嘛后，有一次我听尊者解读《心经》。他告诉我们，因为藏文与梵文相近，所以藏人理解《心经》比较容易，而汉语的翻译则会带来理解上的困难。他的点拨让我一下子意识到藏文明的底蕴以及它与古印度文明的密切关系。
顺着这条思路，我一方面开始阅读藏传佛教的著作（启蒙书是《西藏生死书》以及林语堂主编的《中国和印度的智慧》）和达赖喇嘛的著作（从《吾土吾民》开始可以列上几页的清单），另一方面开始阅读印度的经典（最重要的当然是《薄伽梵音》、《奥义书》和有关释帝的著述，尤其是有关修心的瑜伽） 。从此，我踏上了一条穷目皓首也无法走完的启蒙路。在这条路上，我隐隐约约地感到，达赖喇嘛的智慧、仁慈、领导风格和艺术，不像西方的政治家那样从大学和研究生训练获得（想想克林顿夫妇和奥巴马总统的背景），而更像是王子阿琼那在至高的神克释拿的亲手教导下而获得的。而克释拿的教导可以简练为这样的比喻：一个驾车人如何控制住狂奔的马使得马车冲向前，也就是说，我们如何可以用我们的心智来调控我们的欲望，从而使我们的整个肉体能够受约束而做善事。
带着这样的疑惑，在2014年四月我再次来到达兰萨拉，采访了十几位在达赖喇嘛身边工作的核心成员。宗教部秘书长诺布顿丹（Norbu Thonden）向我讲解了从五岁左右开始，达赖喇嘛每天早上四点钟起床，接受摄政林仁波切等老师的训练，涉及《中观论》、《五部律》、《因明学》、《辩经学》等，一直持续到16岁他主政。西藏文献中心的拉多格西馆长给我讲解了自我转变和转变世界的关系，人道（慈悲的改变）和兽道（暴力的方法）之间的差异，以及“僧人的科学训练”。拉多格西明确告诉我，佛教的训练是第一位的，后来的经历（尤其是到世界各国所见所闻）也起了重要作用，形成达赖喇嘛的领导风格。我在下榻的赛宫屋房（Serkong House）还有幸遇到学识渊博的格顿桑珠（Gedun Samdup）格西，他详细给我讲解了《五部律》、《四分律》，有关比丘训练的戒律。他告诉我，藏传佛教寺庙的行政管理和由此而产生的领导人和领导艺术风格，都与寺院内部的戒律训练分不开。
从达赖喇嘛身上，我们看到佛教的教导和长期个人心性的修炼有助于培育领袖能力、塑造领导风格和艺术。在当今世界，东西方的上层精英越来越沉溺于捞得整个物资世界而不惜失去自己的灵魂，大众社会的芸芸众生也越来越集中在肉欲声色的满足，达赖喇嘛的领导内容和精神进化升华就格外显得遥不可及。但他是站在喜马拉雅山高处的，他可以清醒地看见，“世间善恶趣，乐与不乐果，皆由利有情，或恼有情生。”“诸德之所依，守护如守身；离贪有情心，应断如弃毒。”
上面的两段引文来自龙树菩萨的《释菩提心论》。在2010年五月我的生日时，我有幸三天倾听达赖喇嘛详细讲述该经文。我的朋友贡嘎拉告诉我，你必须从老师那里得到真传，才能真正正确理解该经文。也就是说，我从达赖喇嘛哪里接受了《释菩提心论》。 2014年11月，达赖喇嘛在纽约专门给华人主持了“千手千眼观音灌顶”，我又有幸接受灌顶，并再次聆听尊者讲解《释菩提心论》。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是达赖喇嘛的学生。
有一次在我为尊者在纽约城市大学举办的论坛上，我向尊者发问，请教如何既要有慈悲，又不要有执着；既要利他，又能保持内心喜乐和恬静。尊者告诉我，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去除我执。要把自己的生命作为一个载体，重要的是你承载什么样的内容。你成全的事业的伟大会给你生命带来意义和价值。这让我又想起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对自己所说的话：“乔万里尼，不要太把自己当真。”
2012年10月，我与邝治中教授再次在纽约城市大学的亨特学院为达赖喇嘛举办了一场演讲讨论会。如前面所述，传统佛教僧人（尤其是东南亚的小乘）对女性有时有忌讳。那天，一位华裔女大学生给达赖喇嘛献上印有校名的棒球帽。尊者要求这位女生帮助他戴上。在众多来宾面前，这位女生有点紧张，先是犹豫半刻，而后鼓起勇气把帽子戴在尊者头上。对藏人来说，尊者的头是最神圣的了。但他就是这样做的。他要告诉众人，他是一个普通人。还有一次他谈到自己的胆囊手术，说到，你们看，我也生病。我不是神。
“不要太把自己当真。”这也是达赖喇嘛备受尊敬、成为历史伟人的一个原因。
在于达赖喇嘛交往的七年多时间里，最让我激动和感到荣耀的是，我参与见证了在2015年7月9-10日于纽约举行的达赖喇嘛80大寿两天庆典活动。我不仅有幸与女儿一道聆听尊者讲解《修次中篇》，还得到尊者主持的白度母长寿灌顶的祝福。与美国前议长、现任民主党国会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希、奥巴马总统高级顾问贾瑞特、西藏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电影明星李察冀尔一道同台，我发表了一个五分钟的演讲，祝愿达赖喇嘛尊者健康长寿，为了西藏人民的福祉、中国的民主和世界的和平，活过一百岁。我见证了尊者切蛋糕的每一个细节，并成为分得蛋糕的第一批与会者。这样的记忆总是不断把我带到遥远的喜马拉雅山。我在想，如果梦想、思念也能留踪迹，从我的纽约住所到达兰萨拉尊者的住所应该会有一条绵绵小道了。
2015年5月初稿，10月29日完稿于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