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征文）
在写完《民主化与二次革命》以及《中国二次革命之路就在脚下》后，我本不想再谈论这一话题了，但偶然看到冯胜平的《革命使人堕落：没有法治的民主是灾难》一文，觉得有必要认真予以反驳。冯文写于2015年7月，在海外已经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有不少学者如司马逸、钟国平等已经对其进行了驳斥，但由于其貌似深刻、似是而非，具有高度的欺骗性，因此仍有进一步批判的必要。
首先，“没有法治的民主是灾难”就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命题。仅仅就这一观点本身来看无疑是正确的，但结合其上下文语境，则这一观点具有很强的误导性。误导之一，它隐含着“中国如果马上实行民主比维持现状更糟”这一结论，但现状是什么呢？不外乎“有法治的专制”或者“无法治的专制”这两种情况。所谓有法治的专制，本身就有点自相矛盾，因为法治意味着对专制权力的限制，因此，现状更可能是无法治的专制。那么，没有法治的专制难道不是一种灾难？也许冯的意思是“没有法治的民主比没有法治的专制是更大的灾难”，但这一观点是有待商榷的。纵观历史，没有法治的民主是一种很少出现的偶然现象，没有法治的专制倒是屡见不鲜，而后者造成的灾难要远远超过前者。
近年来，中共官方以及部分民间学者在有意无意地宣扬这么一种观点：“中国一搞民主就会天下大乱”。冯的观点与此异曲同工。它迎合了“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这一古语所体现的很多中国人的奴才心理：胆小怕事，没有尊严，以生存为第一要务。这种观点假设了这样一种两难选择：要么在专制中活着，要么在民主中死去。但这一两难选择其实根本就不成立，人们完全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何况在中共的专制统治下，活着也早就不安全了。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只有在民主体制下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安居乐业。
也许冯会争辩说：“我并不是不要民主，而只是希望能在现有体制下先把法治建设好，再来实现民主。”这就是该观点的误导之二：没有法治的民主是灾难——有法治的民主才美好——应该先实现法治再追求民主。这一误导尤其具有迷惑性，很多著名学者都接受了这一逻辑，“当代中国的政治改革应该法治优先、民主缓行”这一观点在国内学术界俨然已成为主流。就连美国著名思想家福山都持类似观点。福山在他的近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认为政治现代化有三个维度：有效国家、法治和民主，在这三者之中，国家建构和法治无论在历史上还是逻辑上都处于优先地位，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建设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和法治。但是，相对于民主而言，国家建构和法治在历史上虽然处于优先地位，在逻辑上则未必。根据社会契约论，国家是全体民众通过契约建立的，因此民主应该在国家和法治之前（自然法除外）。虽然社会契约论已经被实证主义以及历史主义所否定，但这一理论仍有它的价值。
从西方近现代政治发展的历史来看，确实是先有国家和法治，后有民主的。具体过程如下：法治与弱国家（中世纪中晚期，有法治而无民主，亦无专制）——法治与强国家（近代初期的绝对君主制时期，无民主而有专制，法治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革命（往往要经过二次革命）——法治与宪政（有限民主）——法治与民主程度不断提高。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法治虽然可以在民主之前，但法治并非在专制体制下发育而成，相反，专制是对法治的损害，而革命不仅仅是为了实现民主，也是为了拯救法治。退一步说，就算西方的法治是在专制体制下缓慢成长起来的，也不能证明其他国家必须重复西方的道路。尽管先有法治再实现民主确实是一种理想的道路，但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这一道路是无福消受的。因为这些国家普遍缺乏法治传统，而培育法治要比实现民主更难，后发国家几乎不可能舍易求难。就算这些国家愿意先难后易，指望在非民主的体制下实现法治也是缘木求鱼。或许有人要问了，西方的法治不就是在非民主的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吗？怎么后发国家就不行了呢？是的，因为两者所处的时代环境已经截然不同了。西方的法治之所以能诞生在民主之前，一是因为其历史悠久，现代西方法律的几大渊源（罗马法、日耳曼习惯法与教会法）都源远流长，在长期的运用中人们已习以为常；二是因为在当时没有更好的法律与制度作为参照与替代品，尽管古希腊和罗马有过民主和共和制，但在中世纪以及近代初期，君主制被视为是唯一合法的政体。而后发国家所面临的法治环境截然不同。一方面，后发国家自身的传统要么已基本断绝，要么就被视为是跟法治格格不入的（因为有了比较），因此其难以成为法治权威性的来源；另一方面，如果由不民主的政府来重新制定法律的话（大多数后发国家就是这样做的），由于其政治体制缺乏合法性（也是因为有了比较），使得其法律也不具有足够的权威，从而使法治难以实现。抛开法律的内容不说，首先在程序上，在当今这样一个民主的时代，一个不是经过民主选举的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其合法性先天不足；其次在执行上，专制政府往往凌驾于法律之上，从而成为法治的破坏者，就算法律本身制定得很好，最后也形同虚设。说到底，指望专制政府来实现法治，无异于指望他们挥刀自宫，几乎不可能。
也许有人会认为我的观点过于强调二元对立了，历史往往是复杂的，存在着一些中间状态。比如说在民主与专制之间是否可以有一种宪政状态呢？诚然，光荣革命后一直到19世纪中叶，英国恐怕都还称不上是一个民主国家，而只能说是一个宪政国家，在这100多年中，英国的法治是有进步的。这大概就是冯胜平提倡党主立宪的历史依据。但是，党主立宪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概念，它根本不同于君主立宪。君主立宪这一概念中的“君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名词，其中的“主”不带任何主导之意，君主是立宪的对象，通过立宪，君主的权力被关进了笼子，成了虚位元首。而党主立宪中的“主”显然带有主导之意，党成了主体，立宪成了客体，党依然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的体制如何能促进法治？
对于后发国家来说，要实现政治现代化，恐怕唯有先民主后法治这一途。尽管这并非一条理想的道路，但却是一条不得不走的道路。这条道路会比较曲折，但还是有可能成功的，而先法治后民主则完全是缘木求鱼、画饼充饥，甚至是南辕北辙。其实西方发达国家也并非都是先法治后民主的，除了英美这两个典型国家之外，其他国家都不太相符。比如法国，著名的拿破仑法典就并非完全来自传统，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
除了以法治来否定民主之外，冯文的真正意图在于反对革命。他主要从两方面来反对革命。一是质疑革命的效果，他武断地宣称：“自由派不折腾，中国只会更自由。在专制制度下，民主越争越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冯的逻辑可以用这样一个比喻来形容：当强奸发生时，不是去指责强奸者，而是批评被强奸者不配合。但观诸世界历史，哪个国家的民主不是争来的？虽然从策略上说，在民主派力量还不足的时候抗争往往会招致镇压，从而使民主化出现暂时的倒退，但从长远来看，抗争是绝对必要的，即使是失败的抗争也有其价值。
二是质疑革命者的动机与品德。这是他全文的核心部分，也是影响最坏的部分。如果说其他部分尚可以从理论上来探讨的话，那么这一部分就相当于造谣与谩骂了，本来不值得认真对待。但在我看来，他的很多论述不仅非常刻薄，而且极为阴险。首先，作为学者，他不可能不知道中国人评价人与事最重动机，一旦动机成疑，其他就都免谈了。而他所提供的证据只是一些缺乏佐证的个人见闻而已。其次，普通人看文章时往往不重视理论，而对八卦更感兴趣，冯文恰恰就提供了几条民运人士的八卦。再次，冯文的风格模仿尼采，对缺乏判断力的人来说，可能会显得深刻和痛快，看得很过瘾，从而忽略其观点的缺陷。
本人并非民运人士，本来无意于为民运派辩护，但面对冯文如此肆意的抹黑，实在无法坐视。兹模仿冯文的风格，简要总结几句：
革命也许会使一部分人堕落，但专制会使所有人堕落。
革命者的道德也许没有那么高尚，但这无碍于他们所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
性恶论已经成为思想界的新常态了。休谟有所谓的“无赖假设”，但它是针对当权者的。鲁迅先生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的”，但有多少人能体会到他的悲悯以及对光明的向往？
在今天的中国，一个人不去批判一党专制，而是纠缠于民运人士的道德瑕疵，这是一个多么高尚的人呀！
你们这一代人是喝狼奶长大的，早已习惯了狼的思维，但我们这一代人不是，请不要代表我们，谢谢！
历史经常会相似，但不会完全重复。今天中国的民主人士有能力走出历史的循环吗？是的，我相信。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也并非你死我活。我们有敌人，但并非势不两立。民运不是中共党史的最后一章：中共应该下台，但它仍然会存在。
如果反对派真能动员一百万访民上街，我们会再看到坦克，以及……士兵们的笑脸。啊！自由真好！民主万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