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ＮＨＫ记者 户川武 倪玉兰 马萧 胡石根 “老木”（刘永平）
倪玉兰：伴随党的意识形态政策日趋教条化，如何评估今天人们所生活的世界？这在知识份子的头脑中形成了完全对立的看法，对於那些歌颂党的辩证法专家以及党的同路人、支持者们来说，毫无疑问，社会永远走在“改革”与“进步”的征途上，无论是昨天的经济“繁荣”，还是今天对於“腐败”的清理运动，无论是昨天的“开放”，还是今天的回归正统主义，都是“改革”和“进步”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表现形式；但在另外一些知识份子眼里，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仅仅在於压迫和恐怖的程度不同而已，两者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同样的社会现实却折射出截然不同的个人生活体验，而在今天，生存的现实压力在加剧，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喘不过气来的感觉，那种含糊不清，试图蒙混过关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以往那些随波逐流、得过且过的生活态度以及可供个人腾挪的有限政治空间正在逐渐走向萎缩，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作出各自的选择。
马萧：首先，如何对“知识份子”这一概念进行定义？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如果把质疑和反对权威，追求精神和良心自由，捍卫真理、正义以及人的权利，作为衡量知识份子的评判标准，很显然，在一种独裁制的政府形式和实行政治审查的社会状态下，并非所有受过良好专业教育的人们都可以归列到“知识份子”这一范畴的。
事实上，对於那些严格遵循党的政治审查尺度，通过编造谎言来掩盖真相、粉饰天下太平的报纸编辑、记者，或者作家，我们是不能将其称之为知识份子的，他们充其量不过是充当一些不光彩的政治角色，成为那种专断的独裁权力的附庸、共谋者而已；同样的道理，一位循规蹈矩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将那些遭到篡改、违背真实历史的政治教材不加辨别地灌输给孩子们的大学历史系教授、一位嗅觉灵敏，善于察言观色、阿谀奉承，时刻围绕权力的风向标打转，随时准备出卖其周围的同事、朋友，以此获得晋升机会的学术官僚，这样的人也是很难归入到知识份子这一行列的，哪怕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和政治背景之下，他们也会像普通人一样发发牢骚，偶尔抱怨一下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的不公正待遇，甚至还会作出一些不安份的出格举动。
我认为，在所有的这些声音之中，那些以独立批判的姿态出现，实际上却在拐弯抹角地为当局的所作所为作巧妙辩护的行为，是最不易被人识破，也是最值得人们去警惕的。
很大程度上，对於知识份子的体认，体现在他们的思想而非政治行动上，通常，知识份子之所以还值得被世人所推崇，在於他们的思考和写作能够给予人们以某些启发，他们承担着真实历史的见证者，人类良心的守护人，以及社会正义和真理的捍卫者等类似这样的社会功能，而替那些手握生杀大权，并且喜怒无常的独裁者们辩护，无论是公开还是隐晦，对於知识份子来说，都意味着将自己置於一种道德上的困境。
正因为如此，在一个意识形态和政治层面受到双重禁锢的极权制社会，知识份子与反抗者这一身份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也注定了他们会与那些妄自尊大的掌权者、政治审查官员们之间的关系紧张，因此，在这样一个病态、畸形的社会里，知识份子通常会受到比其他社会群体更为隐秘而又严厉的抑制和监视，也更容易招致来自警察机构的攻击。
在这里，我并非要将知识份子这一角色天使化、神圣化，和其他社会群体一样，受个人经验和分析、政治判断力甚至个人主观情绪的影响，知识份子同样有其自我认知的局限，但相形之下，知识份子会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各种社会问题，以及较常人而言有更细腻的个人情感和自我反思的意识。在我看来，对於知识份子来说，最大的危险并不是来自於政治审查部门和警察机构的威胁，而是来自其自身的精神懈怠，以及由此导致的思想上的停滞不前、固步自封和自我满足。
倪玉兰：一个人对於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看法，很大程度上与他（她）个人的成长和生活经验有关。一个顺从於极权权力，满足於生存现状，以及家庭生活稳定的人，与一个受到政府和秘密警察的政治迫害、被迫流离失所的人，他们对於世界的看法可能截然不同；而一位遭受过电警棍的殴打，被关过禁闭的政治异见者，和一位遭受过秘密警察的残酷虐待，并导致其终生残废的异议人士，他们对於政治迫害的各自理解可能又存在很大的差异，在我看来，这其中并不体现出社会观点的多元与多样性，而是真相在社会的各个不同阶层被掩盖的不同程度。
马萧：生活在一个共产党国家，如果希望过上一种相对自由、真实的生活，哪怕是给生活注入一点人性化的元素，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忽视那些居於统治地位、并对整个社会施加影响的共产党人，去对他们进行辨别和研究。
在本质上，今天的共产党人仍然是苏维埃人，也就是说，他们有着和常人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首先，他们是唯物主义者，这意味着：他们将历史而非人的权利置於思考所有问题的起点，这种历史观相信历史是一种运动，这种运动呈螺旋状朝向更高级的方向和目标不断进化，而这一演进的过程本身就揭示出历史意义的自我实现。
其次，共产党人有着和某些宗教信徒相类似的信仰仪式和生活态度，他们习惯於在纪律的约束和命令的指挥之下生活。党员之间的私人友谊被认为是一种危险的思想倾向，并非这会威胁到党的无上权威，而是党难以预测和准确操纵这种自发的个人情感，因此，党员与党员是彼此隔离和相互监视的，他们之间的关系通过党的内部纪律来加以确定。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场合，自由的讨论社会、政治、经济乃至个人的家庭问题都将被视作一种偏离正统主义的鲁莽行为。
相对於革命的年代，今天的共产党人已经脱下了统一的、单调的军装制服，换上了西装革履，但是，通过这种表面的改变，由此简单地认定他们已经进化成了彬彬有礼的谦谦绅士，那将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事实上，他们仍然是一群战士，虽然，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们未来的战场在何方，敌人又来自哪里，以及为何而战。重要的是，党必须在它的追随者们的头脑中拴上一根弦，让他们时刻保持这种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因为稍有懈怠，这些党员们就有可能自我放纵，滑向玩世不恭、享乐主义，甚至跌入到自由主义的深渊。
总之，共产党人将捍卫现行体制的正统权威视作其奋斗的全部意义，并试图将这种光鲜亮丽的表面稳定无限期地延续下去，但与此同时，在这个体制的框架之内，他们却又只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局外人，稍有不慎，每个人都有可能遭到政治清洗或被放逐，“他”随时有可能被其他任何人所取代，换句话说，在这个冷漠、冷酷、遵循适者生存原则的权力世界里，他们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根基。
如果换一个角度，单从信仰的层面考量，今天的共产党人在很多方面仍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仍然相信马克思的历史进化论的唯物史观，相信历史被某种超现实的神秘力量所支配和所谓的“客观规律”；推崇暴力对於改造社会的作用（当然，这是从人们顺从他们权力意志的层面上）。他们仍然相信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这种建党原则完全是以军事化为目标来组建一种全面控制、革命型的政治组织，所有党员都必须对党的领袖保持绝对的忠诚，违反者将受到最为严厉的惩罚，因为这是如此地不近人情、不合常理，因此，实施恐怖统治被认为合理而且是必要的，这恰恰是所有共产党国家的统治真相。
然而，从更为实际的角度考虑，比如，今天的共产党人是否还相信通过暴力的力量和人们在普遍意义上的驯服，就可以摧生出一个真正平等、自由、富足，人人享有尊严的无阶级社会？是否还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认为共产主义必然会实现，哪怕这个演进的历史过程需要花费一万年的漫长时间？或者，他们是否还相信列宁那种近乎狂热的革命理想，认为全世界的“无产者”会联合起来，在美国、在西欧、在世界各地建立起苏联式的共产主义政权？哪怕是再退一步，在今天的俄国、东欧重新复辟共产党的全面统治？在这些方面，今天的共产党人是否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亦或只是一些政治上的投机份子？这却是值得商榷的。
正是由於这套支离破碎、漏洞百出、杂乱无章、虚伪而又僵化的信仰体系，造就了今天的共产党人特殊的道德人格。他们可以随时许下任何承诺，却并不准备兑现它；他们会装出一副善解人意、负责任的诚恳态度，却随时准备出卖、背叛任何人；他们不会向任何人敞开自己真实的内心世界，没有做人的基本原则，总是将撒谎、欺骗和攻击他人视作一种处世哲学。总之，根据我的个人体验，今天，和共产党人打交道并不是一件轻松和令人愉快的事情，他们的言行举止和马克思如先知般的政治预言如出一辙，而问题在於，所有的预言家都不必对他们所预言结果的准确程度承担任何责任，但是，作为现实政治中的共产党人，这样的做法却会只让所有人感到不安。
对於共产党人来说，他们永远只能在“不支持我们，就是我们的敌人”和“不反对我们，就是我们的朋友”这两种极端偏执、狭隘、自私的心理框架之内来塑造自己的观念，并以此为基点来评估他人的思想、行为和心理动机。如果跨越这条思想界限，认为在人类情感领域，还存在一片更广泛的中间地带可供选择，那么，这就意味着冲破了“专政主义”的藩篱，走向了政治宽容和多样性。这些在一个正常的生活世界被认为常识和理所当然的东西，已经远远超出了共产党人的理解范畴。根据我的个人观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今天的共产党人还不具备对他们那套残破不堪的信仰体系进行清理以及从中获得自我解放的能力。
在我看来，这或许可以成为知识份子进行政治思考的一个起点，回顾过去，我们已经在揣摩共产党“君主”们的“圣意”上面作了太多的文章，甚至在每一次希望幻灭之后仍然不改初衷。我认为，如果这不是政治上的幼稚，也至少反映出对於今天的共产党人缺乏认识和了解的缘故。正因为如此，继续在“党是否会进行‘改革’”或者“党应该如何进行‘改革’”这样的伪问题上喋喋不休，也许不再是一种明智和理性的选择。
置身於一个由谎言和不着边际的大话编织而成的虚构社会，反思和介入政治，从来都是一条坎坷、曲折和荆棘密布的道路，我们应该主动承担起一个拓荒者的角色，努力拨开那些遮蔽人们眼睛和心灵的东西，而不是指望真相自动浮出地平线，或者耐心地等待救世主从天而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