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惹来平生第一个大麻烦的，正是这本原为中文版的《西藏笔记》。虽然这个麻烦已过去十二个年头，但我还是记忆犹新，因为写作而遭当局噤声甚至被剥夺基本权利的阴影，一直盘绕于内心。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也因祸得福，从此走上独立写作的道路，尽管艰难并时有危险，卻领略到精神的自由多么宝贵，使我深感庆幸。
作为生活在极权制度下的作家，在写作上所遭遇的审查，事实上从一开始即存在。不过我之前以写诗为主，诗歌的隐晦与含蓄，往往成了诗歌得以问世的护身符。但当我开始转向非虚构类的写作，即使写的是文学性散文，却因以历史和现实为题材，很快遭到惩罚。
2003年，《西藏笔记》由中国花城出版社出版。一方面受到读者欢迎，很快再版，一方面引起当局注意。首先是中共统战部认为该书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西藏的意识形态负责人随即要求就《西藏笔记》一书进行审查，同时禁止在西藏销售，并要求出版社所在地全面查禁。
2004年，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官员在会议上重点指责《西藏笔记》，称该书“存在赞美十四世达赖喇嘛、十七世噶玛巴，崇信和宣扬宗教等严重的政治立场、观点错误。有些篇什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进入某种政治误区。”
我当时就职的单位——西藏自治区文联，则对《西藏笔记》做了这样的结论：“夸大和美化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在个别文章中流露出对达赖的崇信和敬仰，甚至有的内容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和不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观点和言论；有的内容对西藏改革开放几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视而不见，过多沉湎于对道听途说的旧西藏的怀恋，出现了错误的价值判断，背离了正确的政治原则，丧失了一名当代作家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建设先进文化所应承担的政治责任。”
由于我拒绝承认这些“错误”，在这本书出版、被禁一年后，被开除职务，被没收住房，被中止保险，并禁止我办理出国护照，我只好离开拉萨，远去至今并未习惯的北京，与我的丈夫王力雄（他也是作家，并且研究西藏和新疆问题）住在一起。从那时到今天，我出版了诗集、散文集、故事集及口述历史专集14本，与王力雄的合集3本。当然这些用中文写作的书都不能在中国出版，而只能在台湾出版，也有一本在香港出版，但都不能被带回中国，因为成了禁书。
令我欣慰的是，我的被译为英文、德文、法文、日文、西班牙文、加泰罗尼亚文、德文、波兰文、捷克文及藏文的译著已有12本，如今则又多了这本被译成捷克文的《西藏笔記》，在此，我要感谢译者的选择，感谢捷克出版社的认可，感谢捷克读者的关注。虽然书中故事已是多年前所写，但我讲述的并不是那种或者被神秘化、或者被妖魔化的西藏故事，而那样的西藏故事屡见不鲜，且被各种立场、各有选择地乐于常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