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汶川地震不仅震倒了中国一些灾害地区的房屋，造成了成千上万同胞的死亡，它也导致中国的思想眩晕。中国的知识界、思想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分裂，如这场大地震的前所未有一样。
2、
    问题表现在什么地方？表现在范跑跑问题的讨论中，有那么多知识分子站在范跑跑的立场上，认为将本能问题上升为道德问题已属不该，将其上升到法律层面更属于荒唐。他们认为，对范跑跑的批评是在卫道（某种体制），而不是在维护我们及我们的儿孙将长期生活其中的人类社会。
    问题还表现在什么地方？表现在司马南先生、余秋雨先生、南方周末近期所发表的一些议论中。一方是激情的理想主义，一方是短视的爱国主义。
3、
    道德，不是我们这个制度的社会才需要捍卫的，它是任何一种制度的社会都需要捍卫的。
    相反的，我们这个制度的社会并不那么真诚地关注道德问题，它更关注权力的稳固，只要有利权力，道德与不道德倒是次要的问题。
    范跑跑与道德相对抗，却伪装成与制度对抗，博取大家的同情、理解，这是他的计谋。一般人未识破这一点，上了他的贼船，也上了当局者的贼船。（尽管我承认,范通常在思想上是真正主张民主、主张人权、主张自由和宪政的。)这种情况令人悲伤！
4、
    从深层次意义上看，大震面前，许多重要的问题不谈，舆论导向让大家谈范跑跑（道德）问题，这是一种可耻!
    但我们受导向者的压制，不可能谈更根本的问题，便只好谈道德等次一级的问题了.
    根本性问题不让谈，难道在次一级的问题上，我们也不能站在人类普遍的、普通的立场上对道德问题予以正确的阐释吗?
    对人类的核心价值进行捍卫，与捍卫某种政治体制是不同的，前者是维护正义，后者是保皇、是卫道。人们应当有所区别！
5、
    范跑，不是基于本能，是基于潜意识。
    潜意识包含本能，但不唯本能，潜意识中包含了后天教育和后天影响。
    狼可以跑，狗可以跑，人不能跑，包括后天教育在内的后天影响决定他当时应当想一想该不该跑？——所以，我们说这里确实存在着一个道德问题。
6、
    范的问题又并不仅仅止于道德问题，他同时更是个法律问题。
这决不是打棍子、戴帽子——范的实际情况是没学生死亡。请大家设想一下：如果范老师先跑了，后边却死了一堆孩子。在此情况下，学生家长告学校，法院判家长败诉，认为学校没责任，你接受吗？
7、
    无论我们谈道德、谈法律，不是同他是个自然人相联系的，而是同他是个教师、同他的职务相联系的．
    现在的国家没了，但社会还存在，人群还存在，因而各种各样的职务还存在，我们不与职务相联系谈道德、谈法律责任能行吗？我们要为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还要继续生活其中的社会负责！
8、
    并非没看范的博客，他一贯对人权、自由、宪政的关注，诚心可佳，似乎也有一定勇气。但是，难道因此我们就原谅了他的可耻吗？
    以自由斗士的面目为自己的可耻行为自辩，不但亵渎了道德，而且亵渎了自由、民主、人权，范的错误更不可原谅——真是一个小人！
    这样的小人生活在真正的自由之境，其卑鄙、肮脏的程度将更其不堪。因为，那里更其自由，更其不受拘束——当然，在事实上，那样的环境很难产生类于范那样的龌鹺者，自由之境少出畸形。
9、
　  对于范的言论和作为，在我们古老的国土上，出现了这么多同情者，我们的祖国如何了啊？
　  乱了，乱了，恶魔在窃喜！
　  它先是扰乱政治，继是扰乱经济，再又扰乱道德，最后是更全面的崩溃－－人们判断是非之心的崩溃！
10、
    大震面前，思想界\\知识界出现如此的分裂，是令人痛心的!
但知识界思想界的分裂尚不止此——
    余秋雨、司马南、南方周末最近所发言论，表现的中国知识界、思想界的分裂更其严重、更其深刻。他们，一方是激情的理想主义者，一方是短视的爱国主义者。
    理想主义虽然幼稚了一些，但他们希望我们国家变革的基本理念，不是我们这个长期忍受专制主义之苦的民族所迫切需要的吗？
    爱国主义是好，但我们所爱之“国”，真的没有迫切的问题需要改进吗？这些迫切的问题是什么呢？地震所造成的大批生命涂炭的背后，没有掩藏着这样一类迫切的问题吗？对这些问题，我们不需要讨论和反思吗？
    短视的爱国主义者们反对讨论，反对在这时候反思。他们认为，这样会破坏团结、破坏安定，让人看笑话。
11、
    与短视的爱国主义者的观点相一致，一些领导人在大震之时特别强调舆论导向。
强调舆论导向，其实质是强调信息资源应被政府控制，然后由聪明的权力者进行最合理的分配。
    如果蟾蜍、龙+小霞、囗-大-耳等地+震信息不被导向，如果奥+运不当成最大的、可掩盖一切的政治，将地+震的可能（只是可能）报告给四川人民——我们的汶川的同胞兄弟，当3000年一遇的惨震发生，他们会不会稍有防备、稍稍及时地躲避呢？
    这些问题我们应不应当讨论呢？
12、
    但爱国主义者，如司马南、余秋雨们是不让讨论这些问题的。
    他们不让讨论，有有识之士的言论可鉴，于是，我们的领导者在惨震发生之后，就较前更加严厉地狠抓舆论导向了。——而这是与此前宣扬的开放、透明和信息公开背道而驰的。
    我们的领导人的错误，没有一些是来源于司马南、余秋雨这些先生们的吗？
13
    对于自然资源、经济资源，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知识界、思想界，在经历中国巨大而长期的灾难之后，在世界正反两面经验的启示下，已经理解到应当由“自然”、“规律”这种看不见的手予以调配，而不应当由主导国家权力的精英们“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和分配了。
    但对于包含信息资源在内的政治资源，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知识界、思想界，仍执迷不悟，认为仍然应当由这些政治精英们包办和分配。
    与经济性质的市场同理，政治问题、信息问题、人们对政治、对信息的判断问题，也实际上应当受“无形的手”的调配，而不应当受制于权力精英们那些有形的手。所谓舆论导向问题，仍不过是“有计划地、按比例地”就信息问题对社会实施分配罢了！
14
    余秋雨和司马南们应当有能力理解，世界是由一个上帝支配的。应当从统一性的观点看到，中国的问题是“统一的”、“相似的”、“类似的”。经济问题解决了，其它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吗？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不应当也是我们可以用来有效解决其它问题的方法吗？
    在巨大的震痛面前，我们不应当作与震痛的巨大相对应的深刻反思吗？
15、
    从对范跑跑问题的讨论，从余、司马、南方周末的争论，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界、思想界的巨大分裂。
    震破房屋和土地是不可怕的，中国的近于统一的自由、民主宪政思想也被地震震破了，那才是中国的巨大牺牲。
    中国，我的灾难深重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