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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次各大军区级以上高级将领表态“效忠”后，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被曝光近期在众地方“诸侯”的拥戴下奠定权威，并正式成为中共新一代“党内核”。在经历胡锦涛时代的权力分散的挫败后，习近平以3年时间重新集成中共最高层的权力体系。在此前的多篇文章中，多维新闻曾论述当下这种剧烈的调整有历史的必然、现实环境的逼仄以及习近平个人主观意愿。但是，同样的风险是政治权威或者内核与“极权”仅仅有一步之遥。
在西方世界看来，当下世界可以简化为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而中共领导体制正是所谓的集体领导制，介于民主和非民主之间。一向对中共持谨慎和批评态度的中国学者吴祚来在一篇文章中预测了“习内核”未来的三种结局——还权于民之道（西方模式）、新加坡方式还是毛泽东的文革方式（朝鲜模式），其实正是基于此。不过，中共的集体领导制必然不同于瑞士分散的的委员会制，甚至习近平本人正在否决集体领导制的“消极成分”，“集中统一”“向中央看齐”成为高频词汇。在特殊的背景下集权成为中共的大势所趋，至少现实的一切都证明了它。但是，这仍然显得就过于肤浅，它需要更多的参照系去认识习近平究竟是否会陷入威权主义或者极权主义中。
“虚弱的民主”
在NBA比赛中，有一个特殊的词汇“垃圾时间”。它是指双方分差悬殊，落后方已经不可能将比分追赶上来，于是索性破罐子破摔，用替补队员把比赛打完。2014年11月份初，华盛顿特区宾州大道的两头，国会山庄与白宫遥遥相望的冷峻面孔似乎象征着奥巴马的“垃圾时间”的到来。这一刻，美国中期选举确立了未来两年共和党、民主党掌控立法与行政的格局，奥巴马陷入“跛脚鸭”的尴尬中。接下来两年，人们将更有理由怀疑究竟是总统还是国会才是领袖。
此外，更为本质的是，美式民主选举的背后是资本。众所周知，美国历史上不缺乏诸如肯尼迪家族、布什家族这样的政治世家，他们拥有着庞大的产业。除亲自出面参选外，这些权势煊赫的家族还可以用金钱培植代言人游说政府。这也正是外界批判究竟是政治领袖还是资本领袖才是实际领袖的原因，也是自由派政治学者指责美国“寡头政治”的原因。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成为总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拥有者是否给予支持。
由此可见，民主政体下分权制衡的确有其优势，但这同样令人看到一个政治领袖背后的权威地位的虚弱，这种虚弱对于一个国家可能意味着“灾难”。
美国都难以逃过这一魔咒，那更遑论他的“学生们”。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当时是怎样被赶下台的？2013年11月底，乌克兰国会否决了一些旨在达成欧盟要求的法案，亚努科维奇据此一再宣布暂停签署同欧盟的联系国协定，转而接近俄罗斯。但在亲欧盟的反对派在基辅等地发起大规模示威的情况下，即便是民选且通过国会批准的亚努科维奇也被赶下台。
近年陷入政治危的埃及和泰国则同样的暴露了在民主政体下也存在军事干预的可能性。2011年经历颜色革命，穆巴拉克倒台之后，军队的野心便开始暴露。2012年穆兄会赢得穆巴拉克下台后的首次埃及民主总统大选，穆尔西当选后推行文官执政，结果遭到以国防部长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为首的军方罢黜和软禁，将埃及拖入无休止的暴力街头抗议中。
无独有偶，泰国即便实行了君主立宪政体，但是军方超然于政党之外，俨然成为除国王以外最后的裁决力量。近年，泰国的政治陷入了一种怪圈，“街头政治”成了家常便饭。激烈的争斗甚至流血冲突最后总是会有军队介入收场。2014年泰国军事政变，泰国陆军总司令巴育（Prayuth Chan-ocha）宣布接掌政权，并称此举是为了恢复和平，这已经是泰国自1932年以来军方第12次发动政变。
如今，不少西方学者正在反省西方民主的缺陷，他们痛心民选领袖长于选举却拙于政治改变，尤其是在出现不可预知的风险和挑战时，领袖的“脆弱性”乃至整个政府的低效可能暴露无遗。“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正是近年态度急剧转变的代表。他在批评美式民主体制低效、衰败时虽然有所保留，但承认美式民主一统天下的优势正在受到挑战。
挣脱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
在《一九八四》中，作家乔治•奥威尔将真理部描述成“由白色混凝土构成、数不胜数的阶梯环绕着的三百米高巨大金字塔形建筑”。另一个建筑中的极权主义范例是圆形监狱——英国哲学家、社会理论家杰里米•边沁在18世纪晚期设计的一种建筑物。其设计概念在于，允许一名警卫看守监狱内的所有囚犯，但由于圆形监狱的特殊结构，囚犯却无法确认他们是否在被监视当中。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1975年）中援引了圆形监狱的理论，认为这象征着规训社会及其无处不在的监视与标准化倾向。
在西方政治学说中，苏联无疑是符合第一种建筑性格的；而在纳粹时期，的确有那些高大的混凝土浇筑的集中营凸显无处不在的极权主义监视。这也符合西方对共产主义和纳粹的隐喻性描述。它意味着国家元首拥有着至高无上的神一般的存在力量，通过权力操控一切，包括个人的私生活。当然，如今极权主义几乎已经没有生存土壤。但是如果非要沿着西方世界的脉络循迹的话，可以发现在当今号称共产主义国家中，朝鲜和古巴是仅有的两个没有实现领导人任期制度的国家。尤其是朝鲜，尽管拥有名义上的完成权力体系，但是它拥有高度神化的领袖，而且要求全民奉行主体思想和先军政治，至少残留着极权主义的若干痕迹。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白头山血统被高度神化。
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属于另外一种情形。从普京的身上，人们可能读解到一个魅力型领导人之于一个政权的关键意义，尤其是在一个局势动荡的时期。如今的俄罗斯，尽管遭遇历次经济危机，尽管也时常有反对声音出现，但普京大帝的铁腕仍然能奠定他在俄罗斯普通民众中的位置和俄罗斯政局的稳定，无论是境内恐怖主义活动还是油价下跌卢布贬值，俄罗斯始终未出现骚乱。这就是一个领袖之所以存在的意义。因为人们相信，而且这种相信并不是通过权力强硬灌输的力量。他不似极权但同样具有个人权威，或可视为典型的威权主义者。
现实告诉人们如果进行对比的话，从权威性上，威权主义国家领袖的个人魅力在衰减，但相对于民主政体选举出来的领导人仍然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最为关键的是，他不会像极权主义独裁者那样垄断一切，渗透个人生活等，也无力维护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一统天下”。
中国历史上专制主义极权统治漫长，即使到近代也残留着痕迹。中共建政后更多地照搬了苏联模式，毛泽东时代极权主义因素更为明显，不过邓小平时代显然不再是领袖凭借个人权威干纲独断的模式。
习近平的坐标在哪里？
那么，如果照这样算来，属于当下中共的坐标在哪里呢？它似乎既不符合前者（领导者不是神淡化个人崇拜，也会产生令人震惊的腐败），也不符合后者（中共有自己的官方意义形态，也非多元政治）。
中共实行集体领导，这在西方被视为寡头政治的一种，主要在共产主义国家实行，但也有如瑞士这样的国家在实行。它的实现是委员会制，将权能从个人（党主席）分配到一个小集体。比如，在中国，权力被分散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总书记、中央书记处，同时仍然保留一位最终决策者（最高领导人）；在越南，不只有一位领导，权力由党总书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以及包括越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等在内的合议机构分享。
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集体领导被认为是一种阻止个人独裁的领导方式，但也可能造成决策上的效率降低，权责归属不明确。在1月下旬的越共十二大后，成功获得连任的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声称集体领导、个人问责确保了不会出现专制，“否则，成绩归功于个人，失误却归咎于集体，没有人会受到纪律处罚”，但越共所谓“四驾马车”式的集体领导显然基于南北统一无法克服的内部分裂和妥协，而非完善的政治设计，所以必然严重削弱越共的领导力。而中共尽管没有遭遇这样的危机，但是在胡锦涛时代，权势炙手可热的周永康俨然形成自己的独立王国，暴露了九龙治水各自为政的弊病。
因此，中共十八大随即开始纠正这种倾向，先是政治局常委由九变七，习近平亲掌政法，继而由早前的分工负责制演变为总理、人大、政协、纪委等明确向习近平“汇报”的“集中统一”领导体制。也表明中共的领导体制演变虽然微妙但是思路很清晰，集体领导但是内核趋向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