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玉兰：存在一种奇怪的政治现象，无论当局做得有多么糟糕，总是会有人为它唱赞美诗，但是，无论这种赞颂有多么高调，也总是会有人站出来指出它的荒谬与伪善，社会呈现出一种暄嚣、混乱、无序的局面，很难形成一次有意义的真正对话。
今天，那种口头上唱高调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人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加保守、更加僵化的政权，无论是昨天的寡头统治，还是今天的领袖独裁，作为最终的买单者，社会却被完全排除在这种权力游戏之外。对于社会而言，那种站在枪口下跳舞的感觉，不时还闪现在人们的历史记忆中，事实上，一个赤手空拳的人，很难打败那些开着坦克车横冲直撞的士兵，在此意义上，我们很难说从过去的历史经验中真正学到了什么东西。
马 萧：在共产主义的权力框架之下，无论是由党内少数政治精英实行的寡头统治，还是领袖的个人独裁，本质上都是极权主义的，因为支撑这种权力合法性的意识形态体系并没有发生变化。这种意识形态具有一种非凡的魔力，它本能地趋向於自我膨胀，可以将那些普通世人加冕一道如太阳一样眩目、恢宏的神圣光环，同样地，也能在瞬间将他们贬损到如粪土般一文不名、生不如死的凄惨地步。
如果说两者有所区别，那就是相对於保守、官僚主义、集体无意识的所谓“集体领导制度”，领袖的个人独裁更接近於原教旨主义的斯大林主义体制，这种权力制度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政治特征：第一、党的领袖凌驾於党和它的政治局之上；第二、在体制与社会及个人自由之间，没有任何缓冲的政治空间，因此更加缺乏弹性，也注定了这种权力会更加封闭、专横；在此基础之上，无论是面对党内的政治对手，还是来自於社会的反抗意识，它都将采取更为激进、严厉的镇压立场，因为任何偏离正统主义的思想和政治行动，都意味着对领袖的个人权威起到一种消解作用，并进而威胁到整个体制和它的合法性，这是由极权体制的权力本质所决定的。
勿庸置疑，持久的共产主义统治创造了一种奇特的政治文化，在其中，真理止步於压制与野蛮，常识被污蔑为异端邪说，自由等同於自私自利，而伸张个人权利则被视作离经叛道的表现。在这个被彻底颠倒、倾覆的世界上，意识形态的催眠术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人们普遍陷入到一种原子化的、梦游般的孤寂状态，每个人都被一种焦虑、无助、空心化、自我怀疑却又彼此防范的社会氛围所包围、被毒化。久而久之，社会信任的纽带遭到破坏，人的本真和自我意识迷失在必然性和虚无主义的历史幻觉之中。
我认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党内改良运动正是尝试对这个体制所作的一次修正努力，显然，在这场运动以及之后发生的１９８９年政治事件中，无论是共产党及其权力代理人，还是社会本身，都没有预料到历史的不可预测。今天，许多当初意识不到的问题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了，事实上，社会的自由化意味着共产党的权力体系或迟或早地必须从社会各个领域退出，这是党的一个慢性自杀过程；而另一方面，为了挽救党的统治危机，则必须强化“党的领导作用”，这就意味着社会的自由化成为不可能，就最终的政治方向和目标来说，这是一个无法调和的两难悖论。
由共产党全面控制之下的自由化改革注定是一场失败的政治试验，也注定徒劳无功、无疾而终，道理很简单，党的领导作用与社会的自由化之间最终不可能达成一致，这是决定共产主义体制生死存亡的哈米吉多顿之战。这种历史经验提醒今天的人们：不能对来自党内的某种调整抱有过份浪漫主义的政治期待，这种虚假的乐观主义不仅不切实际，而且非常危险。
在我看来，当局在此后对这种党内改良运动的性质及其后果做过一些认真地政治反思，当然，这种反思建立在如何巩固共产党政权的基础之上。但是，社会，尤其在当年的参与者、介入者以及社会活动份子们中间，却没有做过真正像样的政治思考，没有拿出一个真正成熟、有价值和说服力的政治结论，并从中提炼出一些可供今天的人们借鉴的政治抗争经验。
如果说那场党内改良运动是由党内开明一翼主导、有限度地放松政治控制的内部改革计划，当这个体制受到威胁时，这种改革便戛然而止。而今天的人们则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上，出於一种自我保护的意识，党的各级机构重新趋向於极权，然而，社会却朝向其自身所是的样子、朝向自由化的方向上演进。换句话说，这个体制的头脑重新退守到了共产主义的权力堡垒，它竭尽全力地试图控制身体的各个部份，但是，身体却开始不听从使唤，社会期待更多的自主性。显然，这是一副完全不同於之前的自由化前景，这并非共产党主动开放的结果，而是极权主义这头权力怪兽走向衰落的一个自然过程。
在我看来，这种政治上的区分对於理解今天的政治形势是非常重要的，这表明：党已经失去了决定一切的能力，不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历史神话，而社会也不再一无所有，开始从意识形态冬眠之中苏醒过来，我认为，这种趋势是无法逆转的。
无论如何，作为一种被强行定义的、虚构的历史运动，如果不带任何偏见地审视它，共产主义能够步履蹒跚地走到今天，对於今天的共产党人来说，这已经是一项了不起的、杰出的政治成就了。
倪玉兰：许多人将批判的目光指向共产党，因为它的独裁、暴力与不人道，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的，但很少有人去分析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共产体制中所起的真实作用，事实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塑造了共产体制的基本结构和社会意识。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本质上就是一个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所统治、并实行思想封锁的唯物主义世界，今天，大概没有比“社会主义”这一政治术语更令人感到不寒而粟的东西了。
马 萧：从政治实践的角度来看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之间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制度以及对私人财产的基本态度，而且全面涵盖了与“人”的存在和活动相关的所有领域。悖谬的是，如果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自由是多与少的问题，那么，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则完全处於自由的对立面，它总是习惯於计划，而常识告诉我们，计划天然地排斥人的自由。
事实上，这两种制度的差异无处不在，比如，在一个欧洲国家，一个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那里的人们可以自由地选举他们的政府公职人员；他们拥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可能根据自己的观感支持或批评他们的政府，不用担心受到政府的报复。而在一个由共产党统治的马克思主义国家，人们只能无条件服从党及其领袖的政治命令；人们普遍过着一种焦虑、贫困、标准化的平庸生活，不仅如此，他们不能对此抱怨什么，即使心有怨言，也没有正常的表达渠道；一个人能否得到体制信任，是否有资格担任政府公职，特别是那些重要的政府职位，并不在於这个人的成长和生活记录，而是必须通过党的政治审查，一般来说，非共产党人以及具有宗教背景的人士不被允许在共产党政权内担任公职，更不用说那些对现行体制抱持某种批评态度的社会活动人士。
如果把对比的眼光再深入一点，比如，涉及到对人的本质问题的探讨，对关於人类起源问题的研究，在一个民主国家，人们既可以相信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理论，同样地，人们也可以相信上帝创世学说，国家、政府并不干预人们的信仰和精神生活。而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人们被严厉禁止思考和公开讨论这样的问题，只能接受一种统一解释的、被庸俗化的进化论教条，它并非人们经过理性思考选择的结果，而是通过外部强行灌输的产物。之所以达尔文主义被所有的共产党国家奉为绝对真理，并非因为它拥有不言自明的所谓科学意义，而在於它是唯一一种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相匹配的人类起源学理论，更确切地说，它是马克思构建其全部历史哲学的思考起点。
马克思主义是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体系，它对於人类的起源、对世界的理解、对历史及其未来，拥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论和全面解释，它为人类提供了一套无所不包的生存法则，声称只要人们根据它的计划去生活，就能到达历史的终极乐园——共产主义。因为它所揭示和预言的历史意义可以在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尘世间得以实现，相比起那些形而上学的宗教启示，它拥有某种超凡的精神魅力和特殊吸引力。
但在现实政治中，它却综合了一个宗教体系与世俗社会相统一所拥有的一切特征，实际上，它只是创造了一个否定造物主存在的类神权社会，在其中，马克思主义作为基本教义，是整个社会意识的黏合剂；共产党就是世俗意义上的传统教会组织，党的领袖则扮演这个神圣唯物主义王国的教皇一职，对它的教义拥有唯一的、至高无上的解释权；和所有宗教一样，它同样为自己广纳信徒（共产党员），这些党的干部们过着宗教意义上的组织生活，用被庸俗化的辩证方法论，专门事工传播历史唯物主义的福音单张；它同样拥有自己的宗教裁判所、审判官和郐子手，用来鉴别、惩罚、清除那些偏离教义的党内异端份子（共产党将其称之为“路线错误”）、背叛教皇的反叛者以及以各种形式存在的异教徒，通过不间断地净化运动，来维持这个唯物主义世界的纯洁性。
显然，这只是一种现象性的客观描述，本身并不说明问题，它的真正恐怖之处在於，这套历史哲学建立在暴力与仇恨的基础之上，通过制造一轮又一轮的人权悲剧，来推动“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直到那个完美的普世社会降临人间的那一天为止。换句话说，那些生活在共产主义到来之前的人们，必须自始至终地生活在暴力与仇恨的循环恐怖之中，承受它所带给人们的心灵创伤，恐惧，是这个人类史前史社会的基本组成材料，而那个终极乐园的地基将由无数人的鲜血和骷髅堆砌而成。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质疑这套意识形态体系的正当性，不仅仅是那些被这个体制所怀疑、处於边缘状态的人们，同时也包括它的众信徒们（共产党员），这种质疑和抵制，往往并非通过直接的对抗和暴力的形式，而是通过嘲笑的方式来解构它的矫揉造作和故作深沉。
身处於这些笑话的漩涡中心，共产党高层对此心知肚明，他们强化了思想钳制的程度，要求共产党员不许议论中央和它的政治决定，更荒谬的是，要求共产党员不要骂共产党的娘。然而，这种议论非但没有停止，人们反而公开嘲笑这个政治命令本身，事实上，这种意识形态分崩离析的瓦解趋势是无法阻止的，这并不取决於某些正统的共产党人的主观情绪，即便是马克思本人，也不会对此存有任何侥幸心理。
总之，这种特洛伊木马式的自由病毒并非是外部世界秘密渗透的结果，也不是出自某种不可告人的政治阴谋论调，而是从这个濒死的体制内部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今天，社会的每一个意识都走在与权威相反的道路上，很大程度上，这并非社会故意与某种权威过不去，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人们曾经真诚地相信过它，追随过它，以介入者的身份体验过它的荒谬绝伦和自己所犯下的各种愚蠢、荒唐的事情，从而意识到这种权威的荒诞属性，不认识到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今天的人们与权威对立的真实根源。
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最大的启示或许是：任何一套哲学体系，都不可能被拔高到一种绝对真理的狂妄地步，因为它终究是人类自身创造的产物，而无论是谁，都有其自我的局限性。对於那些沉迷於意识形态催眠术的共产党人而言，他们可以继续选择成天板着脸孔，继续假装相信自己所不相信的东西，并且继续怂恿别人去相信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但是，他们必须时刻拷问自己的内心世界——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他们最终能够到达的终点站。
２０１６年２月１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