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斯达：历史的向后进行曲——汉武帝到习近平的集权鬼灵—— 余杰《走向帝制：习近平和他的中国梦》原香港版代序
历史的倒退
人类曾经相信，历史总是向前、进步的。即使历史不一定在演进，但总不至于退步。他们是如此想的。但要是我们的心灵够强硬，我们可以直视那些黑暗的真相——世界和历史在倒退，自意大利松散自由的商业城邦所滋长的启蒙时代以来，人类建立起来的脆弱文明，摇摇欲坠。
在欧美乃至亚非，情报部门无孔不入监察人民；国家机器豢养的特务，以各种科技、金融、体制内的方法迫害异己，奥威尔式的极权社会就在眼前；伊斯兰国的崛起，中东战火不息，大量难民涌入欧洲、恐袭重创巴黎，神权正在复兴。
世界不一定越来越世俗，越来越包容，事情可以向相反的方向走。在东亚，俄国正在普京的「神人」政治下走回苏联帝国式的扩张主义；至于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并无带来西方人一厢情愿的中产崛起、自由化改革，而是出了习近平，一个加紧集权的大有为君主。
古典中国的专制土壤
余杰的《习近平的噩梦》首章说到，习近平自视为普京加毛泽东，而我则看到汉武帝。中国人视汉武帝为明君，而我不以为然。在制度史、思想史上，汉武帝都是开创性人物——向坏的方向。如果秦始皇是开启了中国二千年物质和国境「统一魔咒」的千古一帝，则汉武帝对中国人的统一魔咒，是下到每个人的灵魂当中。
刘邦打赢项羽建立他的汉家国，但经历秦政和汉楚之争，国家经济困顿，刘邦之后都是采取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无为政术。汉武帝上台之后，为了排除崇尚「无为」的旧朝权臣，转而培养他的「私人」，以开创一个以他自己为政治核心的新制度，儒生、被改造、神道化的儒家，就成了他的武器，也成了二千年来所有帝皇都遵从的道路。
所谓制度史的开创，乃是汉武帝本人，对历代想要集权、独断的帝皇，都是一个模范（role model）。中国强域广，但制度松散，即使到了明朝，民国史学家黄仁宇仍称之为「数字上不能管理」。皇帝的权力，一般会被三公节制（之后的相权），不是一个人可以话事的现代独裁。
然而，汉武帝示范了对古典分权制度的变异改造——他起用低级官员、太监、组成一个又一个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决策小组」，统称为「内朝」；以往司掌大小政事的朝廷，突然成了「外朝」。由于宰相属于外朝，无法出入内廷，所以政事核心一旦迁入内朝，过往朝臣可以分担、节制的皇权，便不受监控。
书中提到毛泽东和习近平沿用的「小组治国」，便是汉武帝的翻版。而毛泽东爱读中国历史，一定知道这一笔，也依样实现在治党之上。一般的权力架构，是金字塔，至上的皇帝，拿到的只是很小一块；但极权主义，则是八爪鱼，一个独大的元首，控制每一条很小的触手，他的权力伸展到每一个地方，哪怕是你的床头。中国的政治发展，要用历史退化观来看，它的治术越发深密、奴役人民之术越来越强，皇帝越来越像呼风换雨的神人。
既是天子 又是权臣
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一甲子有多，它的组织一定变得庞大又笨重。越后期的皇帝，就越受到组织的节制，变得难以发挥。古代的皇帝，或今日的中共领导人，仍无法摆脱这个基本定律。一个性格大有为的元首，想要举全党之力去做某些事，或者单纯固守自己的权位，都要在常规体制外，创造更快速、更直接向元首负责的小机构。书中提到的路易十四，太阳王，有他的文艺机构；或者现代的希特拉，有戈培尔将他塑造成「神人」，至于汉武帝，则有董仲舒等儒生，用儒家的意识形态，将天下私有为家国、将家国私有成皇帝的私产。
汉武帝不甘只作皇帝，而要同时成为权臣。因为古远的皇帝，实权很难说很大，他更大程度上是国家的象征、代天行道的选民、司掌国家礼仪的人。每年春回大地，帝后要亲耕，以示国家以农立国、鼓励生产；或者拜祭皇祖、修建陵墓，示天下以孝道。
至于实际政务，一个皇帝，还是要靠其他人，国家的治权实际上是落入他家他姓手中。 「内朝」的建立，本质是皇帝任用私人，跳过任免人选的准则、公议、舆论和制度。汉武帝就像习近平，不甘只当幕中的皇帝，他想大有作为，想管到我们的床前。
如果你在香港，就会看见很多麻芝绿豆的小官说出极为大胆的「极端言论」，例如说香港特首有超越三权（即超越司法）的独特宪制地位之类。这班无日无之的传声筒，在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可以是不入流的。但他们就是可以站得住，最高调、最主动的也是他们。我们很难不想，他们直接向习近平的小组负责。
京城很远，但香港的事情，习近平大概是直接过问的。因为习近平上台之后，我们可以从香港特区政府的统治风格，变得更加粗野、横蛮、固执，看到习近平的身影。例如不动如山、压碎雨伞革命，下手的是梁振英，但那肯定是习近平会爱看的。
习近平：血管里奔流着毛泽东的血
例如黎智英和大纪元，或者很多泛民主派，在习近平上台前后，甚至近年，仍憧憬他是一个改革者，会有「习李新政」，而梁振英胡作非为，很快就要落台了——但现实上，梁振英是不动如山、大位坐得稳稳的。
梁振英羞辱香港人，肆意践踏香港那个软弱而对中国充满幻想的中产公民社会，难道血管里奔流着文革和毛泽东血液的习近平会不爱看吗？梁振英是得到习近平全力支持的，我什至看到，梁振英是习近平特意拿来羞辱香港人的。习近平在斗争香港，在教训香港人。他在说，你们香港人，你们西方的什么核心价值、自由和民主、公义与普世，你看，我一脚就踩碎了，有什么了不起？
而习近平肯定认为，这种斗气，也属于一种「建设」，是建设中国自外于「西方」的主体性的不二法。而习近平反映的，只是中共的主流看法。刘晓波被判入狱，是当年十二月廿五日，在西方则为圣诞节，是欧美世界最大众和神圣的节日，他就要在这个日子判他入狱。他越抗议，他越高兴。当时掌权的是胡锦涛。
民国的法西斯遗产
很多人倾向将文化/历史的中国，与今日的党国体制分开，这对香港的老旧泛民来说，则是「我爱国不爱党」的呓语。这是他们不学无术又欠缺通盘视野的明证。
中国的集权乃至极权，在汉武帝启用「内朝」已经开始——盐铁利益收归国家、与民争利，已经开党国体制之声。在中、港、台均留下遗产的孙文，一手压碎了以广州为首的联省自治主张，打跨陈炯明，蒋介石消灭军阀，将中国重新「统一」，化为「一个领袖、一个党、一个（中华）民族、一个国家」的新中国。
民国和中共，在政治本质仍是现代专制极权国家。民主当然说不上，领袖大量使用「小组」，即特务、党军、秘书形成的极权、恐怖、神人统治，从汉武帝到蒋介石，从毛泽东到习近平，是一个中国古以有之的中央集权趋势。
华人惯常豢养出暴君
欧洲开启了「现代」，其菁英也最早预言了「现代」对人的奴役。卡夫卡、奥威尔，都是其中的代表。现代科技、大众传播技术、电影、党政组织的发达，是极权主义的物质条件。国共两党，是借助现代法西斯政术（来自苏联）强化的东方专制主义，从本质来说，国共双方的领袖实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梦想，只是秦始皇当时没有卫星、电报、电脑、电视、收音机，不能向天下臣民将自己粉饰为神。
但统一天下，是通往奴役之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也不只是习近平自己，而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必然产物，是华人对「集权统一」的执迷所产生的幽灵。即使你打倒了他，下一个习近平，下一个汉武帝也会卷土重来。
武帝汉儒之后的华人，总是迷信集权统一，乃国家强大的不二法门。然而天下生灵涂炭的恶果，他们没有想到。中国人，乃至香港人，乃以为国家衰弱，是因为皇帝不够权力，是朝中小人、地方贪官得权所至，只要有一个习大大，手握无上大权，就可以帮我们反腐。这种渴求明主的心态，养成一个又一个权力不受节制的暴君。
天下人的天下 vs 君王的家国
本来各有菱角、各有分别的中原各地，权力归一、成为一块强土之后，天下臣民便成皇帝私产，开启中央集权之祸，一直到明朝灭亡，明遗民中的知识份子才开始沉痛反省。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高举「天下」、贬斥「集权」，不只是中国人的教训，也足为人类全体所戒。
影响极广的政治电影《V煞》曾经有一段由V朗读的台词，正是描述这种心态的绝佳范本：
「这是怎样发生的？要怪谁？当然，有部份人需要付上更大责任，他们会付出代价的。但我要说出真相，如果你想找出罪人，你只要看看镜子。我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我知你害怕。谁不害怕？战争、恐怖、疾病‥‥‥无数的问题，腐蚀了你的判断和常识。恐惧控制了你，当你恐慌时，你就去寄望元首。他承诺你秩序，许诺你和平，但同时要你保持沉默、服从。」
《明夷待访录》中的「原君」篇，这样说中央集权：
「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乃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
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非导源于小儒乎？虽然，使后之为君者，果能保此产业，传之无穷，亦无怪乎其私之也。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摄缄縢，固扃鐍，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
中国不一定在习大大治下「血肉崩溃」，然而那总有一日发生。因为君主专制使天下人不再担当天下兴亡的责任。明朝灭亡前夕，京城的所有富商收起自己的财宝，而朝廷却国库空虚，兵甲无法调动，因此加速灭亡。
中国一旦和哪个国家打起仗，你们认为中国的权贵和子弟，是留下，身土不二、奋战到底，还是拿着外国护照赶紧逃命？君主专制大一统的中国，永远不会有未来，因为他们恨君主、恨政府、恨国家，国家毁灭的时候，他们必然袖手旁观。
习近平的权力触手伸到香港
习近平与前代元首相比，是一动一静的关系。邓、江、胡三代，中国的问题是她自己的，是中国人自己受苦。但习近平将会争霸，将国内的问题向外输出。中国式的反启蒙思想，将会向外扩张。例如以经济力量胁迫邻近地区的出版业，使其不敢出版与中国主旋律违和的书籍。香港出版业已经身受其害。 2015年10月，香港一间异见出版社股东、「铜锣湾书店」的老板桂民海，据报在泰国度假屋中被身份不明的人士掳走，现在下落不明，传媒又指曾有「特工」到桂的住所搜查。
在传媒的报道中，桂民海是一个「一个善于挖国家领导人物内幕的人」，虽然作风低调，但终究还是中伏。又有报道指，欧美不少传媒公司，因为新自由主义的风潮，有奶便是娘，最后搞到出版社的大股东原来是中共。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去改变世界的「游戏规则」。
香港晨钟书局出版人姚文田，因为出版《河蟹大帝胡锦涛》及《中国教父习近平》等书，而被深圳公安拘捕，之后控以「走私罪」重判入狱十年。习近平的专制主义狂热：即使共产党是骂不倒的，境外的力量对一般中国人也没有什么影响力，也要杀鸡儆猴，大概纯粹是为了好玩，宣示威势。杀鸡儆的猴，也包括香港。不要以为香港很安全，香港是无掩鸡笼，中国的特务自出自入，这也算是一种香港受到「外国势力」侵扰的铁证。在香港，不一定安全。
最惨的是，香港大部份人，尤其是「公民社会」，世界观仍停留在二十世纪末的英治末期太平盛世，他们不知世变，在中国张牙舞爪，压迫港人的时候，他们仍留恋着自己的议席，一边高呼「议会失效」，一边辩称「议会路线」仍有意义；他们最看重的，还是自己的好学生形象，批评「激进派」（其实一点也不激进）、批评港独份子破坏「民主运动」、破坏「雨伞运动」，而不知道自己已经沦为中国殖民香港的帮凶——他们阻止受苦受难的人民起来反抗，站在当权者的一方谴责港人反对中国走私贼，他们已经受到人民的唾弃，因为他们很怕激怒共产党，怕得自己先来阻止香港人抗争。
泛民主派，与建制派一样，心中有一个神像，那就是「中国」，这个神像一天不打倒，香港无从建立自己；不捣毁偶像，凡人无从建立起对自己的尊崇。中国人不捣毁对青天大老爷的敬畏，他们一天无法当家作主。
对伟大领袖「除魅」
余杰写了几本关于习近平的书，我认为它们除了满足一般人对习近平的好奇之外，还有更深的人文意义。当世界在神化习近平的时候，余杰直指习近平有心理问题，他行事残暴、专制、自大，这是对习近平这权力鬼灵的「除魅」（disenchantment）。现代人所尊崇的价值，是建立于除魅之上的。启蒙时代的人文主义，是对宗教神权的除魅；二战之后，是对权力、国家和领袖的除魅。
因此，自由世界的人视戏谑政治领袖为平常，英雄见惯亦凡人，何况是由人民选出来的公仆？而习近平的自我神化，无疑是一种历史的倒退。神人政治的鬼灵一日不除，世上没有自由人。无论他这一刻有多少财富，仍是被奴役、毫无保障，因此他们都赶去拿外国护照。
忘了是哪个作家谈过，我们觉得某人崇高伟大，只因我们屈膝而跪。过去路易十四不是太阳王，今日习近平也不是习大大。
卢斯达：香港独立评论人。
余杰附注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我的批判习近平的新书完稿，计划参照上一本《中国教父习近平》的模式，分别出版香港版和台湾版。香港版请年轻而锐利的香港独立评论人卢斯达作序。
随即，我与香港开放出版社商量出版事宜，初步达成出版意象，并展开编辑工作。在二零一五年圣诞节前夕，完成书稿编辑、封面设计等前期所有工作，预计元旦开机印刷。
然而，十二月三十日，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李波在香港人间蒸发，成为该书店“被失踪”的第五人，香港出版界因此风声鹤唳、噤若寒蝉。
二零一六年一月三日，开放出版社总编辑金钟发来电邮告知：“香港政治书籍出版的困境，己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身陷其中的业者，遭到巨大惊恐压力，无不趋吉避凶，以防成为下一个。我亦接到家人与朋友许多电话劝告。为此，我们再三斟酌，决定暂停大作的出版，以待未来。因未签约，后续不复杂。但诚盼得到您之谅解。前此勉出《教父》，但今非昔比，愚亦无力承担巨大后果。未能效终，深以为憾。”
得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之后，我为此书的在香港的出版作最后努力，先后联络香港的五、六家出版商，均遭婉言谢绝。至此，这本新书在香港出版的可能性完全断绝。我充分理解出版方所遭遇的压力与危险，在香港的历史上，这种情形前所未见。
我要谴责的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共政权，这个政权是香港乃至全球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的公敌。
故而，在台湾版中，我特别保留卢斯达为原香港版所作之序言，并保留几篇专门为香港版所撰写的关于香港的评论。对于香港的沉沦和中国天朝主义的步步紧逼，台湾不可漠视与倦怠，而当有唇亡齿寒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