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基因（网络图片）
人生而自由，一律平等，不因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见、出身、财产、地域或其他身份等不同有任何区别或受歧视。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共识和标志，也是《世界人权宣言》的核心精神。
在中国，皇权社会绵延数千年，帝王独裁集团一直都把血统传承、血脉延续视为天大的事，千方百计确保其纯正，唯恐交媾了“野种”，导致江山异姓变色。故而，皇上宠幸嫔妃，行房时刻，太监要作准确记录，日后怀孕或分娩的时间如不相吻合，母子则被一起除掉。即便如此严防死守，后宫出“野种”依然不稀罕，“绿帽子”帝王不胜枚举，并由此演绎出一场场宫廷政变惨剧。后世王朝就不讲了，据说始皇帝嬴政就是个“野种”。按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赵姬（吕不韦小妾）嫁与异人时“自匿有身”。也就是说，赵姬怀上吕不韦的种以后嫁与异人的，后来生下嬴政。秦始皇嬴政是吕不韦的血脉，而非秦国王室的种。尽管此说难辩真伪，却被刘邦作为灭秦取而代之的借口——嬴政非帝王血统，乃“野种”之身，无权享受皇位，将之灭之符合天道人心。
1949年毛泽东推翻国民政府，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理当顺应时代要求，实行民主政治，抛弃反动的血统论，淡化阶层歧视，倡导自由平等。而他却反其道而行，继续秉承血统论，较之皇权时代，有过之无不及。在皇权时代，帝王皇族和达官显贵看重血统，而毛泽东却把全民人人都打上阶级血统的烙印——家庭成分红、黑、白三色分明。跟随共产党造反打江山的哥们以及被相中吸纳到各级权力机构官员都是红色血统，其子孙皆属根正苗红的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资本家、地主、富农和各类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则属于黑色血统，被列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这种专政对象，随着频繁政治运动制造出来的新的阶级敌人而不断扩大。譬如，1957年反右运动给数百万人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悉数成了专政对象。按照“白专道路”（只重视专业，不讲究政治）的定位，除去“红色血统”和“黑色血统”，其他各阶层皆应属于“白色血统”。如此“两头小、中间大”，亦符合中国主流分析问题的一贯逻辑。
“血统论”，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深悉其反动性，悸慄得刻骨铭心。毛泽东甫一点燃文革红色浩劫的邪火，北京工业大学红卫兵谭力夫（原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之子）就贴出了一副鼓吹“血统论”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秒传全国，流毒极广，把“红色血统”与“黑色血统”的阶级对立推向极端。“红色血统”对于“黑色血统”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地、富、反、坏、右”（有的地方称为“五类分子”，有的地方简称为“四类分子”）及其子女，乃天生的“政治贱民”，“众人皆曰可杀”。“红色血统”剥夺一个“黑色血统”的性命，比拧死一只蚂蚁随意得多。文革红色浩劫十多年，几乎天天都是“黑色血统”的“地狱日”和“死亡日”。全国到底公开处决和秘密杀害了多少“黑色血统”的贱民，无从考究，难以计数，主政者更不愿意清理这一耻辱的陈年烂账，冤魂屈鬼知多少，惟有天知道。
文革红色恐怖的武斗狂潮、血雨腥风是毛泽东鼓动起来的。1966年6月，北大附中、清华附中、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北京大学等学校的“红色血统”学生（多为高干子弟）开始实施暴力造反，武斗所谓的革命对象，批斗、游街、戴高帽子、撕破衣服、黑墨抹脸、罚跪、殴打，“死老虎”——“五类分子”首当其冲。7月26日，毛泽东老婆、中央文革小组第1副组长江青在万人集会上宣布学生的武斗暴行是“革命行动”。8月1日，毛泽东写信向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表示“热烈的支持”。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检阅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北京红卫兵领袖（多是高干子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领导人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了她的名字后，发表评论说“要武嘛”。当时官方报道说，会后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所在学校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文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翌日《人民日报》转载此文，立即家喻户晓。短短几天内，武斗风靡全国，不但造成无数的家破人亡、生灵涂炭，还带来了国家精神、文化、经济上的惨重损失。而真实的历史是我从来没有改名叫宋要武，我们学校也从来没有改名叫“红色要武中学”。（摘自《宋彬彬的道歉》，2014年1月13日网易新闻）既然文革的“红色司令”毛泽东倡导“要武”了，于是，北京红卫兵的暴力和恐怖，在规模上和程度上骤然全面升级，在被称为恐怖的“红八月”里，北京红卫兵打死了1772人。
“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在学校里普遍遭受歧视、侮辱和毒打。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初二（四）班的红卫兵召开“斗争会”斗争同班同学，大标语是“打倒狗崽子”。10名“红色血统”出身”的红卫兵坐在椅子上，10名“黑五类出身”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被“斗争”，一根长绳子绕过她们的脖子，捆成一串。被命令逐个坦白交代“反动思想”以及自己父母的“罪行”，并且要求重复说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该死。”身上被泼墨汁，遭到殴打。北京一零一中学，红卫兵把校门分成一大一小两个，命令“黑五类子弟”出入走小门，称小门为“狗洞”。中国人民大学附中高二学生宁志平家庭出身不好，被红卫兵诬蔑为“反动学生”，割掉一只耳朵。他到医院把耳朵缝了上去，几天后再次遭到毒打，刚缝上去的耳朵被打落，使之永远失去了耳朵。北京第十三中学学生任春林家庭出身不好，被红卫兵用一条铁链拴在脖子上，强迫从家里像狗一样爬到学校的“红色刑讯室”。“红色刑讯室”里关押着该校校长和一批教员，还有一个黑五类子弟、初三学生武素鹏。红卫兵把武素鹏捆在一条麻袋里，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狠打，活活打死。（据王友琴：《恐怖的“红八月”》，《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1966年8、9月间，北京大兴县对“黑五类”先后杀害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出生38天，22户被杀绝。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棍棒打、铡刀铡、绳子勒，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撕成两半儿。（《“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版）
1967年夏，湖南道县到处是“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标语口号和“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笔者注：当时不少地方贫下中农成立法院判人死刑，美其名曰“群众专政”，还被誉之为“新生事物”，实为反人类的恐怖“怪胎”）8月13日到10月17日的66天内，该县共死亡“黑四类”及其子女4519人，其中被有组织杀害的4193人，被迫自杀的326人，被杀绝的117户，有的甚至株连族人。屠杀的方式骇人听闻：土枪崩、沉河、断头、截肢、开膛、腰斩、投窑火烧、摔下山岩、集体爆炸，年轻妇女多被集体轮奸后杀害。8月26日，蚣坝公社河滩大队白天将21名“阶级敌人”处决后，当晚又把31名“阶级敌人”赶上一只大木船，每人身上吊块大石头，将船划到深水处，一个个丢进河中，其中最大的74岁，最小的才56天。田广洞大队贫协主席陈登义指挥民兵把陈高肖等3个地富子弟用马刀砍下脑袋后，又率11名民兵对陈高肖的妻子实施集体轮奸。（谭合成著《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
在道县大屠杀的影响下，其周边地区也对“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大开杀戒。宁远县共杀害1092人（被迫自杀），江华县共杀898人，江永县共杀325人，双牌县共杀345人，新田县共杀786人，蓝山县共杀145人，祁阳县共杀218人、刑讯逼供致伤致残1000人，东安县挖出一个有2258人参加的（以“四类分子”及其子女为主）子虚乌有的“反革命组织”——“反共救国军”，其中被打死141人、被逼自杀278人、致伤残1132人。（谭合成：《文革道县周边大屠杀》，《炎黄春秋》2014年第1期）
广西1967年冬至1968年春，全自治区农村大刮“红色风暴”，成立“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庭”，实行群众专政，杀了一大批“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有的全家被杀绝。临桂县打死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459人；全州县有个大队两天内集体坑杀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76人；灵山县谭礼大队把地富及其子女全部杀掉，共杀了130多人……其杀人手段之残忍狠毒，骇人听闻：砍头，棒打，活埋，石砸，水淹，开水浇灌，集体屠杀，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零刀剐，炸药炸，轮奸后捅死，绑在铁轨上让火车压死等等。（晏乐斌：《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炎黄春秋》杂志2012年第11期）
江西省，1967年8月“深挖细找阶级敌人”，查“走资派”幕后活动，查特务叛徒，查“地富反坏右”破坏活动。“群众专政指挥部”采用捆绑、吊打、压杠子、站凳头、跪瓦片、坐老虎凳、坐喷气式、电触、红铁烙、灌吃大粪、开水浇头、大热天反穿羊皮大衣晒太阳等数十种刑罚逼供，致人屈打成招。21万的万年县，一下子就抓出“阶级敌人”8107人，其中被打死和被迫害致死的有214人。大黄公社卫生院一位女医生被诬为“现行反革命”，用电触奶头，用开水浇阴道，当场昏死。越是瑞金、兴国、于都这些昔日的“苏区”搞“民办枪毙”，杀人事件越是蔓延难止，暴戾成风，表现为一种群体性的走火入魔，民间性的血色狂欢。江西全区共揪斗包括“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在内90多万人，其中打死、逼死2万多人。（胡平：《程世清在江西》，《随笔》杂志2009年第2期）
北京青年遇罗克在文革之初，针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反动“血统论”肆虐，在文革小报上发表《出身论》，批判“血统论”，提倡民主和人权。结果，被扣上“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等罪名，在北京10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上，被宣判死刑，执行枪决，时年仅27岁。文革结束后，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法院宣告遇罗克无罪，予以平反昭雪。
其实，“血统论”在中共的政治理念中是一以贯之的，根深蒂固，无论是在造反打江山的岁月，还是在执政治国的年代（尤其是毛泽东时代），始终“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毛泽东早在1927年3月5日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极力宣扬贫农至上、一切权力归农会，赞扬农会扫光地主威风，令其戴高帽子游乡，将之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对于地主富农的“打倒政策”，在中共打天下的过程中，一直坚定不移地施行，从来没有松懈手软。江山坐稳以后，毛泽东对“黑色血统”依然念念不忘强化专政，说他们“人还在心不死”，越来越苛严地歧视、限制和打击，上纲上线地进行迫害，只是文革红色浩劫年代被推上了巅峰。“黑色血统”甚至株连亲朋，升学、参军、招工等等均要受到限制，甚至民兵也不给参加。政治审查要翻祖上三代老账及七姑八姨的家史，“黑档案”一代延续一代，“黑成份”永远无法改变。他们的身份被打上了“黑色血统”的标签，沦为了恒久的社会“贱民”，并越来越被妖魔化，没完没了地被当作政治运动的“靶子”，随时随地被拉出来批判斗争。
而“红色血统”，则有着天然的优越感，自命不凡，被视为“天之骄子”，被列为革命接班人、权力继承者来荫护培养、提拔重用。国家顶层元老们更注重“红色血统”的世袭，维护特权阶层利益的私欲更强烈。譬如中共元老陈云，文革后担任中共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纪委第一书记力主清理“三种人”（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信誓旦旦要求“闹派性的骨干分子，打砸抢分子，一个也不能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我说一个也不能。”“已经提拔了的，必须坚决把他们撤下来。”（张曙：《陈云力主清理“三种人”》，2015年7月13日人民网）而在具体操作中，陈云施行的是“双重标准”。在北京，文革初期跟毛泽东极左路线最紧、追随四人帮最狠的是在校的中共高干子弟学生，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那时有一句时髦的口号：“遥想当年送苹果，江青阿姨多爱我”。以他们为骨干，制造了1966年8月的“红色恐怖”，打、砸、抢、烧，罪恶滔天，有的还奔赴全国各地“传经送宝、煽风点火”，理应受到清算和清理。但因为他们是“红色血统”，陈云就“网开一面”，批示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整党指导委、中组部：“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陈楚三：《关于红卫兵的一桩历史公案》，《炎黄春秋》2014年第7期）另外，网络广泛流传说（至今依然挂着），陈云有言：“还是我们的孩子可靠，不会掘自己的祖坟。”在选拔高层接班人的问题上，陈云向邓小平提议：“江山是我们打下来的，因此继承这个江山也应该是我们的后代。”他提出一个家庭至少出一个人，出一个人的意思是掌握大权。邓小平默许了这个提议（邓小平曾经高调表示高干子弟要退出权力圈子，以免造成不良影响，但无奈陈云作出上述建议，他也不便反对），后来就形成了一个规矩，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人安排做高干。可见，中国社会“讲血统”、“赛背景”、“拼爹妈”的“潜规则”之所以盛行，很大程度是国家最高层的示范、表率所致。
文革结束以后，中共公开承诺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折腾，不搞运动，并且为毛泽东时代的“黑色血统”的“贱民”——“地富反坏右”统统摘了帽子，其子女不再受歧视。“白色血统”与“黑色血统”基本实现了平等，可以合二而一统称为非“红色血统”。这与毛泽东时代相比，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不过，唱烂了“阶级斗争为纲”老调、爬惯了“运动其乐无穷”逻辑的主政者，想彻底改邪归正，谈何容易。故而，主流媒体仍然时不时地吆喝阶级斗争，警惕国内外敌对势力渗透和破坏的“常谈”几乎取代“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宣传。“政治运动”是不提了，但“政治活动”依然不断，好像只有把国民分成截然对立的“权贵”与“贫贱”，并使之矛盾不断加剧，才能心安理得，确保万事无虞。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几的“红色血统”的“红后代”、“官后代”，仰仗特权背景，或跻身中央和地方权力机关，或财源滚滚空手套白狼富可敌国。多年至今，网络长期挂着这样一个帖子：“百分之五的人拥有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金钱与财富”（2011年12月24日人民网）。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高干子弟。如此境况，自然是“红色血统”的追求和憧憬，而这对于全国90%以上的非“红色血统”者来说，还有何平等可言？难怪他们忿忿不平怨懑不休。
中国政治生态在“与时俱进”，曾经的“革命精神”的提法，而今已被“红色基因”取而代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旋律。《人民日报》2011年6月20日发表署名文章《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2014年6月17日发表署名文章《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2016年2月19日发表署名文章《赓续“红透底”的血脉基因》，引用革命元老陈毅生前游览北京西山赏红叶的诗句“伸手摘红叶，我取红透底。浅红与灰红，弃之我不取”肆意借题渲染，呼吁持保“红色基因”绝对纯正和恒久赓续。加之中共高层密集表态，“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于是，“红色基因”优于一切、高于一切、主导一切、压倒一切的舆论氛围日益浓烈。在如此强势的主流语境惊骇之下，面广量大的非“红色基因”阶层、尤其是“屌丝”群体，不满、对立乃至仇恨的情绪的积压越来越深。
在曾经的数十年间，包括在毛泽东时代，也没有明目张胆地宣扬“红色血统代代相传”，而只是提倡继承和发扬“井岗山精神”、“延安精神”等。精神者，是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属于“务虚”。“基因”就不同了，它是“实”的，实到具体的群体乃至个体。“基因”一词，近些年来才为世人熟知，从前都说“血统”，现在都改口为“基因”了。其实，“基因论”是“血统论”的升级版。在中国的“小兄弟”朝鲜，他们的纲领性的政治口号是“让我们用枪保卫万景台血统和白头山血统”（万景台是金日成的出生地，白头山即中国东北的长白山，是金正日的出生地），“将党和革命的血脉——白头山血统永远延续下去，并坚决保持其绝对的纯洁性。”这无非是要确保朝鲜统治权千秋万代由金氏血统世袭。如果他们现在修改上述规定，很可能会引用遗传科学的新词，用“白头山基因”取代“白头山血统”。
在这方面，中国老大哥比小弟超前了一步，率先提出了“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的治国方略，就是要让国家政权在“红色基因”阶层中永远世袭下去。这与皇权时代的帝王思想观念有什么不同呢？没有实质的区别，只是后者披着“公仆”的外衣。“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的调子叫得越响，越会招致90%以上的非“红色基因”的人民大众强烈反感。主政者应当知道“今夕是何年”，在历史车轮进入现代民主社会的今天，如何还能死抱着“皇权世袭制”的糗皇历不放呢？不能再不撒手了。否则，只会激化社会矛盾，诱发社会动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