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中国围绕媒体是否应该“姓党”掀起了一场舆论风暴。事情是这样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巡视媒体并强调媒体要“姓党”，对党“绝对忠诚”，所有工作“都要体现党的意志”。公众人物任志强反驳说，媒体姓党，“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遗忘的角落了！”虽然官方对任志强组织了大批判并封锁了他的微博，但是网上的公众舆论显然支持任志强。有个网民回帖很精辟：“媒体姓党，百姓遭殃，民族灾难”。我下面说说为什么。
公共管理和经济学上，政府有效治理必须在信息和管理实施两方面做到低成本高实效。可媒体姓党就做不到了。如果媒体都被党控制为党服务，那有关民生、社会和经济的信息不能畅通，政府没法制定正确的公共政策。即使政策正确，如果没有独立的媒体和信息渠道，下面办事人员和老百姓会怀疑和抵制，更谈不上积极合作。这本就是政府治理中的大忌。对执政党来说，靠控制媒体一言堂也是个非常不明智的治理手段，不过首当其冲受害的还是平民百姓。例如，雾霾造成北京河北地区肺癌病例飙升，天津毒品爆炸消防队员和群众的大量伤亡，等等，都和媒体被党控制有关。当年SARS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2002年11月SARS怪病在广东河源出现，引起群众恐慌，但政府将人民网上讨论SARS的用户封号。河源市向上面报告疫情，因为党控制媒体，疫情报道被禁止。不久疫情扩散到其它省市，2003年2月传到香港。这时中国官方还在隐瞒实际严重程度。北京蒋彦永医生就将他知道的内部数字用电子邮件传给国内两个媒体，希望曝光，让公众知情。可因为是党媒也没理他。由于公众不知情，疫情扩展更广更快。蒋最后只能将情况传到国外。然后美国时代杂志报道，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了中国SARS疫情，中国旅游业和商业遭重创。这时中国政府开始公开承认疫情，在全国严格实施隔离措施后，疫情得到控制。设想要是当初媒体能够及时报道，引起各地政府和公众重视，本来疫情可以控制在河源市当地，死亡人数也许就几个。可由于媒体姓党，结果SARS扩散造成全世界774人(绝大部分是华人)死亡，其中大陆348人，香港299人。除了这么多中国百姓生命损失外，按胡鞍刚计算，SARS在大陆造成的经济损失为GDP的1.3%，香港损失为GDP的7.6%。
1958－1961年大跃进期间中国经历的大饥荒，是个比SARS严重几十万倍的中华民族灾难。在一个风调雨顺的和平时期，竟发生了人类史上的最大饥荒，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中国缺乏独立自由的新闻媒体。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得主阿玛蒂亚·森做了专文著述，在这件事上我和他还有些交往。
毛时代有关大饥荒的消息被严格封锁。即使饿殍遍野，因为是党的需要，上下官员和媒体还要说莺歌燕舞，形势大好。森当然不知底细。在他1981年那本著名的《贫穷与饥荒》书中，他说中国共产党成功地避免了饥荒。1994年文贯中和我两人合写一篇有关公共食堂和大饥荒的论文。我将初稿寄给相熟的哈佛大学的萨克斯教授。几天后我惊讶地收到森寄来的长长一封信。森是研究饥荒的权威，平时比较高傲不易接近，主动来信更是罕见。原来萨克斯将我们的初稿分享给同事森。因为我们文章中提到这么大的饥荒连森的饥荒专著中也没提到，森在来信中似乎不太高兴。他说，中国那几年的人口数据到1980年以后才刚刚公布，他和外界如何知道？（你们）怎么不把造成大饥荒的责怪放在中国的缺乏民主和缺乏政治反对党呢？
后来1999年森在他那篇著名的《Democracy as a Universal Value》文章中分析了饥荒灾难的原因：缺乏媒体自由。他观察历史得出重要结论：“在恐怖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具有媒体相对自由的独立民主国家发生过严重饥荒(1)”。他举例发生大饥荒的国家有：埃塞俄比亚、索马里、1930年的苏联 、1958－61年的中国、在外国统治下的爱尔兰和印度，当时仍然在大饥荒下的北朝鲜和苏丹。假如有自由媒体，那么饥饿从开始就会被报道和注意，民选政府会迫于公众压力而采取各种措施，从而避免发展成饥荒和灾难。
一旦媒体姓党而不是人民，人民利益就会被漠视。由于信息堵塞和扭曲，公共政策会失灵 (Policy Failure)，然后党和人民的利益矛盾会越来越大，最后必导致经济政治灾难。中国从合作化、反右，最后到大跃进大饥荒，就是历史印鉴。中国如此，其它国家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媒体姓党，百姓遭殃，民族灾难”。
经历了大跃进大饥荒和文革灾难，一些体制内的中共官员也认识到媒体属性应该是人民而不是党的喉舌。SARS事件后，《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在《财经》上写道，中国媒体必须改正“以正面宣传为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观念，而要把“人民的健康和生命放在首位，尊重和保障人民的知情权”。1998年朱镕基总理视察央视，题词是“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检，改革尖兵”。旁边有人根据中共教条提醒朱镕基“媒体是党的喉舌”。朱反驳说，“我没错。为了这十六个字，我想了一夜，血压都升高了。”改革三十年来，更有众多的中国良知媒体人在积极争取为民喉舌的空间。例如柴静自费拍摄的雾霾片，南周等记者绕开中宣部封锁将天津爆炸事实传播给公众，等等。
不幸的是，执政党高层现在好了疮疤忘了疼。强调媒体姓党，这是对改革的倒退。而倒退方向的那边，是民族灾难的深渊。以史为鉴，习近平主席应该和朱镕基一样，要媒体姓人民而不是姓党，以避免百姓遭殃和民族灾难。这有利于中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有利于政府治理，实际上也有利于领导人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