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前的“三一八”事件，有个更有名的别称：“太阳花运动”或“太阳花学运”。当时，许多年轻人因不满国民党立委在国会中草率宣布与中国签署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交付立法院院会存查，占领立法院议场为期长达23天，为台湾社会投下震撼弹。
刘李俊达是当时新闻上著名的“学运五虎将”之一。他在本周接受BBC中文网专访时表示，自己从高中开始接触社会运动，后来也加入过许多NGO民间团体，“一路参与各式抗争，累积了许多经验”。
由于先前就有进行过“非暴力抗争”的训练，所以“三一八”初期，他便负责技术支援的工作，指导议场内群众如何应付警察。后来他又担任指挥进行任务分组，确保场内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团队合作。
在“三一八”前的几年间，台湾接连发生多次公民运动，如美丽湾开发案环评争议、苗栗大埔都更张药房案、关厂工人案、洪仲丘事件等，致使社会气氛极度紧绷。“三一八”可说是这一连串事件压抑隐忍后的爆发。
刘李俊达说：“当时觉得之后一定会有大规模的公民不服从行动需求，只是没想到（规模）会那么大。”
遭人诟病
因为过往的抗争经验，让他清楚地意识到“三一八”是前所未有、能向社会发声的机会。但这场运动也遭遇更多问题，尤以内部沟通为甚。
到了三一八后期，议场内欠缺民主的沟通机制最为人诟病，也因此让许多人产生不信任感。而撤出议场后，原先社运圈的朋友因理念相左心有芥蒂而造成的人际疏离，也使他产生“运动伤害”，更难逃自我质疑。
不过，三一八的经验，也让他有了新的目标，就是要学习架设分工更精细的专业组织，以及建构团队作战的能力。
我们真的懂民主吗？
“三一八”的产生，其实是“凸显了台湾代议政治的失灵”，而上述“三一八”后期广受批评的沟通缺陷，也让刘李俊达开始去思考：“我们真的懂民主吗？我自己能做什么？”
如今，刘李俊达是民进党立委徐国勇的法案助理。哲学系出身的他，一脚踏入财政领域的工作内容，有许多要重头学起的地方。但他说，即便因此产生专业不足的焦虑，却也让他的目标更明确。
刘李俊达认为，“专业”及“沟通”这两项能力，是影响未来新政治模式的关键因素。“三一八”的产生，其实是“凸显了台湾代议政治的失灵”，而上述“三一八”后期广受批评的沟通缺陷，也让刘李俊达开始去思考：“我们真的懂民主吗？我自己能做什么？”
后来，刘李俊达决定先进到体制内熟悉游戏规则，经由介绍成为徐国勇的助理。
身在其中，刘李俊达逐渐了解党团的运作模式、公部门的法规及思维限等。他表示，经由这些认知过程培养能力，再决定未来要“play by the rule”还是“change the rule”。
“三一八”过后的台湾
“三一八”过后的台湾社会，在刘李俊达眼中有两大特点：首先是民众聚焦关注议题更甚于政治人物的形象，相对的也使议题攻防及行销更为竞争，而网路工具的兴盛，让各项议题或问政表现都能被直接评论。
除了刺激各式网路或媒体战，政治人物的专业程度也受到更仔细的检视。社会大众直接进行政治参与的管道变多，有望带来更多“键盘参政”的新可能。
另外，与2000年民进党初次执政相比，超脱于政党以外的诸多异质性团体并没有在蔡英文当选后被“收编”，各式反对声音仍然存在，对民进党的信任程度也不如当年坚贞。刘李俊达认为，未来如何处理其他公平正义问题，才是新政府最大的挑战。
“太阳花”世代下一步
柳李俊达认为“太阳花”世代应该要开始累积自己的政治专业，以“论述”加“技术”来实现政治目标。
虽然不喜欢“学运五虎将”的称号，刘李俊达不得不承认，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其实就是一项政治资本。
初期，他对这些外界赋予的形象感到无所适从，也不愿因个人明星化而变相夺去其他参与者的功劳，但“在体制内仍保有坚持，才是唯一对得起这个称号的方式”。
“很多时候别人愿意听你说不是因为你有道理，而是因为人际网络；因为他听过你的名字，所以他愿意相信你。”刘李俊达认为，政治参与其实是“个体对理念的投射”，人们将自身对公平正义的想像投射到政党或候选人身上，作为信任的基础，相对的政治人物也须扎实累积专业经验，以将这些投射具现化。
从前在体制外时，只要负责质疑政策、站稳立场就好；现在进入体制内，要面临更多技术面与价值面的矛盾。刘李俊达举例，倘若通过某项法案能带来某层面的利益，但不一定符合自己心中追求的正义，这时该怎么做？
他说，目前他只能先把社会运动的视角带进来，同时跳脱过往舒适圈，学会找出折衷方案。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太阳花”世代应该要开始累积自己的政治专业，以“论述”加“技术”来实现政治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