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六四纪念：薪火相传的新挑战

 

蔡耀昌：说到学联，其实27年前，1989年，我个人就是当时学联中的一个负责人，学联当时其实是支援八九学生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但20多年过去，我想，一方面，学生团体的一个基本特色就是学联每年换人，每年都有选举；而且，另一方面，经过20多年，现在的学生差不多是换了一代人。现在学生团体怎样看问题，我们的确不可以与过去比较，特别是过去两、三年，在争取民主和体制改革方面，很多香港人觉得中国政府是香港民主化发展的一个很大阻碍，所以产生了很多与中国关系的不同看法，而且，现在整个社会仍然在这个问题上有些探讨。

我们对学生团体（包括学联）的一些取向感到很可惜。就支联会来讲，我们当然很希望所有的新一代都能够继续参与争取平凡六•四的呼吁工作，不希望这个问题被遗忘。但毕竟薪火相传是我们的一个远景目标，其实为这个目标的能力一直都不很容易。这个口号我们已经提出了差不多有20年。六•四十周年时，我们就注意到新一代对于六•四已经没有直接的接触，所以提出要薪火相传。但这个成绩差不多也等了十年时间，在六•四20周年的时候起，我们才看到有更多的年轻一代参加六•四烛光晚会，把这个原来可能只有几万人参加的活动变成有超过十万人参加的集会。

从过去这些经验来看，动员年轻人参与其实一直都不容易，有一段时期比较成功，但现在则面对新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讲，第一，我们还是要想各种各样的方法，思考怎样和新一代更多地沟通、联系，让他们能够理解和认同：继续争取六•四平反是一个很重要的公益事件，也有利于香港长远的利益。第二，我想，无论现在面对怎样的处境，我们都需要坚持下去，这样才能让新一代看到我们的坚持是有意义的。

香港人的六四？

法广：在六•四当天的纪念活动中有一个讨论会：香港人和六•四。为什么选这样一个主题？

蔡耀昌：我们每一年的六•四烛光晚会之前都会在下午组织讨论会，所以，有人说我们的六•四纪念活动只是一个仪式，这肯定是错误的，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讨论、反思等工作。今年选择的这个题目，我们特别希望讨论：无论是在27年前，还是在过去这27年间，香港人跟六•四有怎样的关系？有哪些参与？从中去看六•四跟香港人有什么关系？我们特别邀请曾经以不同方式参与六•四的嘉宾一起来谈谈他们的经验，包括那些27年前作为香港学生去北京支援学运的朋友。有些人现在任教，我们也请他们来介绍他们怎样和下一代谈论六•四等等。我们希望让年轻一代了解：其实，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六•四和香港都很有关系。

27年前的1989年，有超过一百万的香港人站出来支援北京的民运；过去27年的每一年，支联会的六•四纪念烛光晚会，至少都有几万人参加，过去几年甚至有超过十万人参加。而且，参加者有各种年纪，各种背景：这（六•四纪念）已经成为香港的一个重要的、特殊的社会运动。第二，对于六•四，很多香港人现在还是觉得这是一个需要争取平反、为六•四的受难者家属争取公道的责任，现在还是有很多香港人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烛光晚会还是有那么多人参加，这是香港人一个很重要的情怀。

第三，无论是27年前，还是现在，香港和中国之间有很多地方是不能完全分割开来的。无论怎样看香港与中国的关系、香港与中国的距离，但事实上，无论从政治上，还是法理上，香港和中国是分不开的，比如，提香港的民主化问题，就不能够不处理与中国政府（的关系问题），因为按照基本法，中国政府享有最主要的决定权，无论我们同意不同意，不向中国政府争取，肯定没有办法处理香港的问题。

最后，过去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处理很多香港问题，尤其是保证香港自由、人权、争取香港的民主这些过程中的最大阻力，就是中国政府。这也与六•四有很大关系，因为如果六•四得到平反，这对推动中国的进步并走向民主也有好的影响，从长远来讲，这对香港也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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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的爱国民主大游行当地时间下午三点自湾仔修顿篮球场出发，向中联办（中央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行进。今年的游行活动除平反六•四、建设民主中国等口号外，也结合当前中国内地公民社会受到的打压，呼吁“停止滥捕”。在游行活动开始以前，当地时间下午一点，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香港职工会联盟和支联会一起在湾仔修顿足球场组织座谈会：“中国滥捕无日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