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最近给我算了一笔账：一个人的一生按90岁计，前20年蒙昧无知，浑浑噩噩，不晓人事为何物，后20年老眼昏花，涕泗横流，佳丽当前也不能“柔情缱绻”，只有“想入非非”的份。掐头去尾，一个人正常工作的年限至多不超过50年。在这50年当中，每天睡觉按8小时算，占去了三分之一，吃饭、生病按4小时算，占去了六分之一。这样，一个人全部工作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超过25年，这还不算那些无聊的应酬，有聊的娱乐，谈恋爱，生孩子等
从积极的方面看，这算法当然意义明确：它可以给人鞭策，催人奋进，教人珍惜光阴，黎明即起；但细想一下，也不全是那回事。人活着当然要工作，但活着本身不是为了工作。吃饭、睡觉、娱乐、甚至包括生病这些过程本身就有独立的价值，不全是工作的辅助和手段。这么想，对于一门心思“头悬梁、锥刺股”，击楫中流的人来说，当然是一种消解，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就可能是一种安慰：比如，对一个一生无业的流浪汉来说，他就不是“一生无业”，而只是25年无业。我们常说“某某人一生穷困潦倒”，但实际上只要他不是愁得睡不着觉，饿得等不到天明，就不是“一生”不幸，而只是“三分之二”人生不幸。因为一旦睡着，大家就都一样，没有幸与不幸的区别
小时候家里穷，父母天不亮就上山劳动，直到夜半才能回来。我和弟妹们每天能吃两顿饭，但没有一顿是能见到太阳的，常常吃着吃着就睡着了。父母当然更辛苦，但迫于当时的压力，谁也不敢说什么。全村的社员每天被“生产队长”驱赶着，来到工地上，主要任务是修梯田、打坝，除了午休时集中起来，念“老三篇”，唱“语录歌”外，剩下的时间即使拉屎送尿也要向背操着手的领导请假。他们在工地上平均每天要干16个小时左右。母亲说，每天的土方量是分好的，只有拼命地干，才能赶半夜挖完。挖的时候他们绝不偷懒，为的是争取时间回家睡觉。这时候，工作和睡觉的关系是正好颠倒过来的：不是睡觉为了工作，而是工作为了睡觉。
印象深刻的是父亲每天晚上回来，倚在土炕边，用废纸卷起一根烟，叹一口气说：“幸亏老天爷留下了睡觉，不然人会累死的。”语气里充满了对生活的酸辛和无奈，但也不无庆幸在里边。
也许是这样的场面刺激太多，长大以后，我对一切教人“热爱生活”、“忘我工作”、“一切为了事业”的说教都充满警觉。在我看来，上帝将人降生在大地上，是很难说有什么目的的；即使有，人也不知道。人如果非要给自己的生命设计一个目的，那就是在肉体生命行将结束以前，尽情地享受生命本身的一切壮丽和美好。在从出生到陆地生命终结之前的这段行程中，“工作”不过是一条用来到达的船。如果它不能增加坐船者的快乐，帮助坐船者欣赏沿途的风景，体验顺流而下的眩晕和美，那么，人们是可以泅海而渡的。也就是说“工作”只有当个人变得可以选择，可以负责时，才有道德讨论的价值。一个人依照自己的良知和判断，牺牲在他看来较低的价值，从事一项他认为有较高价值的事业，与一个奴隶在皮鞭下完成了一项精美的工程，是有本质区别的。对一个不能自主选择命运，身体、睡眠、甚至生命都完全被国有化的“农奴”或“准农奴”来说，工作再努力，再有成绩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古希腊的哲学家第欧根尼喜欢躺在木桶里，亚历山大大帝来看他，骄傲地说：“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吗?”这位哲学家只是翻了一下白眼，说：“走开！不要挡住我的阳光。”这个故事被很多人传颂，认为它体现了哲学的尊严和精神的高贵。但人们忽视了这个故事的两个细节：1，第欧根尼要求尘世的恺撒，不要挡住他的阳光。因为阳光不是君王可以赐予的；2，亚历山大果真移开了，尽管很不情愿。因为他知道他不能夺走他所不能赐予的。在这一点上，我父亲一点也不比第欧根尼差，他与第欧根尼一样认识到了，“睡眠”和阳光不是君王可以赐予的，而是天赋人权（“老天爷留下了睡觉”）；他与第欧根尼的区别只在对手不同——我父亲的对手不认为，生命、身体和时间是上帝给的，所谓“无法无天”是也；即使知道，也不认为不能褫夺，所谓“与天斗，其乐无穷”。
上大学的时候，我因为一场悲惨事件的刺激，夜夜失眠。差不多有四年的时间，每天晚上两三点才能睡着，五六点就醒来了。那时候真不觉得学习、工作有什么幸福可言。只觉得世界上最大的幸福就是能睡着。争取睡眠就是争取幸福；延长睡眠就是延长幸福，就是从痛苦之神手里夺取安乐的份额。参加工作以后，失眠慢慢好了，但也并不觉得醒着工作就是最大的幸福。富人、阔人、权势者活在白天，穷人活在夜晚；前者希望永远是白天，穷人不是；穷人在白天没有尊严，梦里才有。如果说上帝给每个人的一天都是24小时，那么，对穷人来说，惟有这8小时，没有歧视，没有压迫，真正的人人平等。
尤其是这几年经见的人和事一多，我就更不觉得，一个人睡眠时间短，工作时间长，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关键不是从物理的意义上看他干了多长时间，而是要看他干了什么，对谁或什么有意义。有些人的工作只对自己有意义；有些人的工作则不仅是利己的，而且是益人的；有些人则根本不需要工作，能睡着本身就是贡献。比如，贪官睡着了，就少了许多坑害黎民的机会；城管睡着了，摊贩们就可以放心地做生意；拆迁办的人睡着了，城市小业主就可以在自家的房檐下晾衣；乡干部睡着了，农民就可以搂着自己的老婆私语；经济学家睡着了，百姓就可以放心购物，不用担心被“忽悠”；走笔至此，有朋友方英文发短信邀请我吃午饭，我说：“我要睡觉，不想跑那么远。”他说：“国家都成了这个样子，你能睡着就睡吧！”其实，我不能睡着又怎样？即使我睁眼到天亮，台湾问题就能解决？以巴就会停火？中东的石油就会降价？本·拉登就会逮住？
也就是说，我关注的不是事情的数量，而是质量；不是工作的时间，而是性质。一件事情发生得越多，并不必然说明它有意义。相对于这个时代大量出现的虚火上升、铺张奢靡的泡沫活动，我更喜欢朴素、深刻、真正有根基、原创性的工作。如果一个人的工作只是“为做而做”的机械性重复，那么，即使它在长度上、体积上再有规模，也和蚂蚁、蜜蜂的劳作差不多。
斯大林喜欢晚上工作，像罪犯一样地在晚上工作，是一切独裁者共有的风格。他睡不着，克里姆林宫的所有机器，包括人力机器，都要围绕这种新的时间作息。他喜欢晚上看电影，就会把导演叫来坐在前边，他是固定地坐在后边的一个椅子上的。据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回忆，所有被请来的导演都不敢回头，也不知道屏幕上演的什么，一切意念都集中在后边的那个椅子上，一有异常响动，就会吓得尿裤子。虽然没有人“因为他尿湿了裤子而送他一条新的”，但此后这些尿过裤子的成年人没有一个感到耻辱，反而津津乐道。因为“在领袖和导师前面尿裤子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这是一种荣誉，”音乐家总结说。
除了看电影，斯大林和他的亲密战友们还喜欢通宵达旦地夜饮。像许多他们批判过的“封建帝王”一样，这些“昼短苦夜长”的政治局委员在大清洗的高潮也不忘在别墅行乐。一天深夜，莫斯科天文馆接到从斯大林别墅打来的电话，问馆长，别墅上方是什么星座？起因是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在喝酒时发生了争论：莫洛托夫认为，别墅上方是猎户星座，卡冈诺维奇则说是仙后星座。二人相持不下，“各族人民的领袖”斯大林就建议他们打电话问一下天文馆的人。但不凑巧的是，值班的天文馆长不是天文学家，真正懂天文的馆长早被逮捕了。没办法，这个行伍出身的馆长解释说，需要一点时间去向天文学家了解。具体地说，不是向天文学家了解，而是向残存的天文学家了解。
汽车开到了一位著名天文学家的门口，馆长打算把他请来，请到天文馆来讨论这个神圣而庄严的课题。可仍然不凑巧的是，这位天文学家是不久前被捕的天文学家努梅罗夫的好友，他整晚整晚睡不着觉，就是觉得随时会坐牢或杀头。当听到窗外汽车驶近的声音，他以为上路的时分到了。门外有人按门铃，他过去开门，门还没开，就心脏病猝发，死在了家门口。按中国人的想法，也算好运气，因为总算没有客死西伯利亚或横尸街头。
汽车只好开着寻找下一位。说也奇怪，他们即将寻找的这一位也是努梅罗夫的好友。因为真正的天文学家这时已所剩不多，因而，他随时准备和好友“共赴黄泉”。好了，汽车驶近了，而且是专门抓人的黑色汽车，又是在大逮捕的高峰时段——深夜两点半，还犹豫什么？难道一个60岁的老汉，还准备再经受一番刑讯逼供而死？还没等门铃响完，他就飞身从窗子里跃下，扑向了他终生挚爱的星星。不过方向正好相反，不是向上，而是向下。从人生态度上讲，很不时髦。
倒霉的天文馆长折腾了一夜，到天亮时终于弄明白了。赶紧往斯大林别墅打电话：“请转告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没有人可以转告，他们早就睡觉去了，”守电话的人答道。
这是我所见到的关于黑夜最触目惊心的描写之一，被俄罗斯作家拉津斯基记载在《斯大林秘闻》里。说明在一个从生活到自然，从生命到财产，甚至包括时间都完全被国有化的极权社会里，人是一无所有的。当然，还有一点教训，就是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所有过程，哪怕是最细微的吃喝拉撒，都最好能由自己赋予意义，一旦交由别人代为设计，那么，事情的结果就会通向愿望的反面。你看单是睡觉的目的，就哪里是一个简单的“为了工作”？有些人醒着，是为了让别人睡得更好；可有些人醒着，别人就睡不着。
1953年3月1日，“永远健康”的“苏联各族人民的导师和统帅”斯大林一直睡到晚上10点了还不见出来，从他凌晨5点上床算起，“全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已在床上躺了整整17个小时了。所有的保卫人员都十分着急，但没有办法。因为“导师”有规定：没有召唤，谁也不许进他的房间。但这一回情况紧急，警卫员洛兹加乔夫便冒死闯入他的卧室。这时，他看见“百折不挠”的斯大林躺在地上，右手微举，不能说话，裤子尿湿了一大片——不过不是别人吓得，而是中风引起的。
他们赶紧给马林科夫打电话，过了半小时，马林科夫回答：“我没找到贝利亚”。又过了半小时，贝利亚打电话：“关于斯大林同志生病的事，对谁都不要说。”又过了3小时，也就是离警卫员第一次打电话整整过了4小时，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挟着皮鞋来到斯大林的房间，简单地问了一下病情，对警卫员说：“不要惊慌失措，别让我们心烦，也别打扰斯大林同志。”就这样，在“导师”尿湿裤子躺在地上4小时后，战友们宣布：“当家的”原来睡得很安详。咱们走吧！又过了5小时，医生驾到，一直捱到3月5日，不过是例行注射，写写病情公报而已。而他的亲密战友马林科夫直到最后一刻，还在最高苏维埃联席会议上宣布：斯大林同志还在和死亡斗争……
在这儿，我们不能指责“各族人民”对自己的“领袖”不关心，因为人们，包括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这些极权制度的帮凶和设计者都知道，只有“当家的”睡着了——永远地睡着了，他们才能活，才能像人一样地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