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四旧，砸孔子牌
今年是毛泽东挑起发动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50周年。2016年3月20日下午，在北京的几个朋友利用《1966阙里纪事》作者之一刘亚伟先生在京逗留的机会，在朝阳区望京麒麟新天地五号楼105画廊举办了一场周末读书会。读书会由我本人主持，由刘亚伟先生做主题发言。
《1966阙里纪事》原名《孔府大劫难》，1992年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发行，2015年12月由曲阜政协文史委员会修订再版。阙里就是孔子当年在曲阜城区居住的旧巷子，该书叙述的主要是1966－67年间孔庙、孔府、孔林所遭受的文化大劫难。
我在读书会上主要讲了三点个人意见：
其一，文化大革命并不仅仅是革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脉，而是用崇拜捍卫毛泽东一个人的极权专制，来败坏所有人的正常人性。支撑文化大革命的文化心理，恰恰是中国传统农耕专制文化当中的奉旨造反、替天行道、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清君侧。毛泽东与中国传统的专制皇帝仅有的区别，就在于他连极力维护皇权统治的以孔子为崇拜偶像和大宗师的儒教道统也不能容忍，而是想充当全中国以及全世界唯一教主和皇帝。所谓的红卫兵造反派，所从事的其实就是《水浒传》中梁山好汉们替天行道受招安的跪着造反。换句话说，文化大革命就是一部分中国人登峰造极地用中国传统的专制奴性文化，来败坏毁灭中国传统文化仅有的一点文化遗产和文化积累。就好像今天的以房地产为龙头的疯狂开发，是一部分中国人在毁灭败坏所有中国人的国土资源和生存环境一样。
其二，要想真正保护中国社会的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唯一的选择是像日本、台湾、韩国、香港那样，从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实现充分世界化，然后用充分世界化的个人自由、契约平等、法治民主、限权宪政、大同博爱的价值谱系和文明制度，来包容并且保障所有个人经济生活方面的私人权利和文化信仰方面的自由选择。
其三，《1966阙里纪事》一书其实涉及到两个层面的问题：对于孔子儒学的思想资源，任何个人都拥有或者肯定继承，或者否定批判，或者不予理会的自由选择的主体权利；对于作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的孔庙、孔府、孔林，任何个人或者组织，都没有暴力破坏的权利。
读书会结束后，与会人士又在微信群里进行了热烈讨论，我为此进一步归结出了自己的几点文化反思：
其一，历史研究的第一要义，是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并且采用现代文明社会最具普世性的价值要素、价值谱系和价值标准来加以分析评判；而不是把已经倒掉的孔子偶像重新包装树立起来，来充当新一轮的以德治国、愚民自愚的华表牌坊和模范榜样。
其二，作为不动产性质的文化遗产，也就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孔林、孔庙、孔府、周公庙、孟子庙、孟子府，与作为精神层面或者说是非物质遗产层面的孔孟学说，是应该有所区别的。精神文化层面的任何思想资源，都必须接受每一位思想者或者是否定舍弃或者是继承发扬的反思选择。作为文化遗产的孔林、孔庙、孔府、周公庙、孟子庙、孟子府，虽然在产权上可以归属于或者部分归属于某些个人或者法人实体，其承载历史文化的文物价值，却是归属于全人类的，不容许任何个人及组织加以野蛮败坏。
其三，孔子思想以及孔学儒教2000多年来一直是以依赖专制皇帝的封赏恩赐，来维持其独尊儒术的专制道统的，其本身对于本国皇帝的专制强权，从来没有给予切实有效、刚强有力的监管限制；对于外来的野蛮落后甚至于邪恶强势的各种侵略力量，也没有表现出足够强大的抵抗能力。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孔孟的后代连他们自己的生命财产都没有办法加以维护保全；那么，孔孟之学的生命力究竟在什么地方？其思想价值又究竟在什么地方？！
换句话说，在已经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热衷于标榜谈论所谓中国文化或者孔学儒教的某些人士，假如不明白人类现代文明尤其是个人自由、契约平等、法治民主、限权宪政、大同博爱的普世价值以及与其相配套的法政制度建设，而是囿于中国文化或者孔学儒教本身来咬文嚼字、纠缠争吵，其实是很荒唐可笑的一件事情。借用河南农村的土话，就是狗咬尾巴瞎转圈。
其四，中国本土的家国一体、等级森严的家族农耕及皇权专制的传统文化，尤其是政教合一、独尊儒术的传统儒教文化，与工商契约及民主宪政的近现代文明之间的显著区别，其一是缺乏系统性、多元化的谱系思维，习惯于抓住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单一要素而上纲上线、极端发挥，从而单边片面地区分出君子与小人、好人与坏人、忠臣清官与奸臣贪官、正动派与反动派之类互不兼容、党同伐异的敌对双方；而不是注重于私有权利和个人价值的最大化，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类大同的个人自由、契约平等、法治民主、限权宪政、大同博爱。其二是缺乏责任担当的罪错意识，不像基督教文明那样习惯性地反省自己一方的言行罪错，并且虚心诚恳、正大光明地纠错改正。
从思维方式上来讲，中国传统儒教文化的致命软肋，就在于禁不起最低限度的反向推理或者说是逆反思维。
譬如说孔子所谓的“仁者爱人”，假如我从来没有选举和承认过你这个所谓的“仁者”，更不喜欢你对我单方面地表现仁爱之情情，难道我就没有拒绝你所谓的仁爱表示的正当权力么？你强制性地向我求爱和示爱，与一个流氓强盗强奸妇女的行为，又有什么区别呢？！
再譬如所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假如我倒过来反向推理一下：你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不能施加于别人；你愿意和喜欢的事情，难道凭着你自己单边片面的美好愿望，就可以施加于别人么？这和传统中国的父母家长以关爱的名义包办子女的婚姻大事，又有什么区别呢？！
在3月20日下午的读书会上，王少轩先生发表了这样的观点：“现在一提孔子，一个普遍的观点是儒家思想祸国殃民，官本位、奴化等等都是儒家思想闹的。胡适他们就是这么想的。我在发言稿里尚未读出来的部分里提到：中国人坏，是本身就坏，不是孔子把一群天使给教坏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孔子思想里确实有很多奴化的鸡贼的思想，但那不是孔子的设计，而是对当时现状的总结，是那个现状在先，孔子的总结在后。【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少说话少做事，铁饭碗就端牢了，这确实是鸡贼混日子思想，孔子不是发明者，而是对社会现状的总结，也就是说，那时候的人就已经是这样了，不是孔子教的。国家民族不管有什么烂事儿，拿起来就扣在孔子头上，这个态度，跟我们当初批判四人帮一样，吃[迟]到早退也说是四人帮害的，这就过分了。往孔子头上扣屎盆子当然简单，然而害处是这样做令我们无法正确反思、准确找到自己的毛病，也就无从改起，当然会一次次重蹈覆辙。”
由于我当时实在太忙，没有顾上回应王少轩的这番逻辑混乱的话语表达。今天在这里简单地反推一下：你王少轩既然可以全盘否定地指责中国人坏，为什么就容不得别人批评否定作为中国人的“劳心者治人”的儒学宗师大圣人的孔子，和别的中国人一样不好呢？孔子和他的儒学假如当真有能力、有价值的话，为什么不能像殖民地的香港和半殖民地的台湾那样，让并不善良美好的中国人逐步过上自由、平等、民主、宪政的文明生活呢？！你王少轩一方面容不得别人否定孔子，一方面又在极端否定那些否定孔子的中国人，在你的自相矛盾的话语逻辑当中，所隐含的不正是对于独尊儒术的专制野蛮思维的变相继承么？你能不能跳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怪圈，用胡适那样充分世界化的价值标准，来反思一下孔子及其儒学呢？！
其五，当今的中国人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完全不需要也不可能通过闭门造车，搞出什么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而是应该端正态度，老老实实承认这个民族的人性已经被几千年的家族农耕及皇权专制的野蛮统治外加随之而来的苏俄邪恶势力所严重扭曲、污染和败坏，已经不可能自行创造出一整套符合正常人性的文明价值、文明法律和文明制度，必须脚踏实地向已经走向成熟完善的现代文明社会虚心学习；甚至于根据实际情况直接邀请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大陆，深度参与中国社会的现代文明建设和现代制度转型。
2016年3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