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記者李微敖在新浪微博說：中紀委甫一宣布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張越被查，網易、騰訊、財新，迅速推出了各自不錯的「備稿」。其中，又以網易的稿件，質量為最佳。在向這幾位同行表示敬意之餘，我也越加感慨中國媒體和傳媒人的「悲哀」。他還說：「即使我們掌握權貴們再多的涉嫌嚴重違法違規的情況，絕大多數情況下，也只能等待有司將他們正式拿下後，才能將故事公諸於眾——即所謂『打死老虎』或『鞭屍』；而不能事先公佈，真正盡到媒體監督、批評的職責」當然，鄙報連「打（副省部級以上）死老虎」，都做不到，這在「悲哀」之外，免不了多少還有些「恥辱」。
媒體人能認識到悲哀與恥辱，終歸還是有點良知。但這樣的良知，也只是良知而已。良知之外的東西，他們也就想想，在私下裡說說。在公開場合裡說，在媒體上正式表態，往小了說要受處分，往大了說是要被開除的。
良知如果沒有制度做保證，沒有具體的《新聞法》做保證，沒有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核心價值理念，良知是不值錢的，良知也是會隨時被出賣或者隨時被強姦的。現在一些人說現在中國最大的危機是人性危機，其實不然，中國的最大危機是制度危機。不改革制度，或者說是因為有了壞制度，才有了層出不窮的腐敗，才有了人性危機。沒有制度危機，就不會有人性危機。
台灣的憲政民主制度建立起來之後，還有誰會說台灣最大的危機是人性危機呢？台灣的文化與大陸相同，就因為制度的不同，大陸才出了人性危機。這種人性危機，體現在媒體人身上，就是良知危機。不可否認，媒體有良知的人不在少數，但那些具有良知的媒體人，隨時都會面臨著丟失工作甚至入獄的風險。
沒有制度和《新聞法》的保障，媒體人不會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只會有天天恐懼的自由。在恐懼的狀態下寫作，在恐懼的狀態下發聲，在恐懼的狀態下工作。當恐懼成為媒體人的常態的情況下，能活下來的，都是因為言論自我宰制的技術玩得好，自我宰制的技術玩得不好的，下場可想而知。
問題在於，如同官員財產公示一樣，《新聞法》也喊了二十多年，就是沒有搞起來。那些對新聞的一些制度規定，都是擴充公共權力、限制新聞自由的規定。
馬克思說，新聞自由是抽象封建專制的鞭子。按著馬克思的觀點來推論，有了新聞自由，封建專制就失去了生存的空間。沒有新聞自由，封建專制就會肆無忌憚地行使權力，濫用權力，讓權力受腐敗的侵蝕。遺憾的是，馬克思的新聞自由觀被公權力有意無意地忽略掉了，或者是，馬克思的新聞自由觀轉換到中國，變成了新聞不自由。
好在互聯網技術打破了新聞宣傳，網絡自媒體有了很大的發展。博客、微博、微信、微信公眾號都是自媒體大展宏圖的平台。現在的年輕人，其信息源大都來自於網絡，而非來自於傳統媒體。即使在網絡上，年輕人對那些新聞宣傳也失去了興趣。網絡自媒體奉行的就是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原則。
但是好景不長，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很快被限制。這或是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名義，或是以破壞穩定的名義，或者是以造謠的名義，或者是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對自媒體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進行打壓。屏蔽、刪貼、凍結公眾帳號成為家常便飯。
在打壓自媒體的同時，對官媒又特別強調媒體姓黨。媒體姓黨的邏輯使新聞成了執政黨的宣傳的組成部分。新聞宣傳代替了新聞自由，媒體成了黨的工具，媒體也只有選擇聽黨的話才能存活下去。
反對腐敗也成了新聞宣傳的組成部分，成為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如何宣傳，在什麼角度宣傳，宣傳到什麼程度，宣傳到什麼範圍，都是由黨的部門來界定的。新聞人或媒體人沒有自我選擇的權力，也沒有自行監督的權力。宣傳反腐敗的目的，是為了提升政績，提升政績的目的是為了維護穩定，進而提升政治合法性，以其實現長期執政，達到長治久安。
用馬克思的話來說，當新聞不能自由的時候，新聞也就異化了。新聞異化為權力的工具，權力的棍子，權力的奴隸，權力的使臣。
在這種情況下，媒體是不可能對公共權力進行全程監督的，能夠痛打落水狗，已經是對媒體人最高的獎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