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一书
上海这个近代以来中国最西化的城市、资本主义的先锋和冒险家的乐园，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却成为极左意识形态的发源地。直到今天，资本主义捲土重来的上海，市民可以纸醉金迷、夜夜笙歌，官方和民间在意识形态上却仍然“以左爲荣”——上海少有坚韧的异议人士和人权活动者，体制内倾向民主自由价值的学者也大都谨言慎行。这种吊诡的错位，值得探究其缘由。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上海成爲文革的“发动机”，理解上海文革乃是理解全国文革的前提：一九六五年，作为文革导火线的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在上海秘密完成的，毛泽东亲自策划了这场上海对北京的“北伐”；而一九七六年，当北京发生政变、“四人帮”被抓之后，各地立即顺服新中央，唯有上海的文革派领导人企图利用民兵武装反抗。是故，《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堪称一把打开文革这个幽深隧道之门的钥匙。
毛泽东始终是文革大戏的幕后导演
一九四九年之后，毛泽东长期居住在北京的中南海，那是明清两朝皇帝的私家花园，这个选择显示毛虽无皇帝之名而有皇帝之实。但毛并不喜欢风沙扑面、暮气沉沉的北京，更何况刘少奇、彭真控制的北京被其形容爲“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在中国的城市当中，毛最喜欢的是上海，上海拥有人数最多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才符合马列主义原教旨主义，亦能填补毛泽东这个利用农民革命夺权的土包子的自卑心理。而且，上海的领导人，从柯庆施到张春桥、王洪文，大都是对毛忠心耿耿且善于察言观色的“自己人”。
毛泽东选择上海作为发动文革的基地，每逢文革遇到阻碍或挑战时，他首先想到在上海打开突破口。在这个意义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革运动史稿》的第一主人公，不是在上海的惊涛骇浪中四处出击的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而是毛泽东本人。若非毛的全力支持，张春桥好几次差点被“炮打”得粉身碎骨，为了保住张春桥，毛泽东甚至不惜与副统帅林彪翻脸，引发其晚年最大的一场政治危机；若非毛的提拔，王洪文至多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裡面的头头之一，不可能一跃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若非毛的青睐，姚文元不过是上海宣传系统中一名中层干部，哪有机会成为权倾一时、一篇文字可活人亦可死人的政治局常委？在本书的每一个章节，在每一次不同派系的对决中，都隐隐约约可看到毛泽东躲藏在幕后的影子，有时毛甚至直接跳上前台发号施令，瞬间改变上海乃至全国政治的溷沌、胶着状态。
毛牢牢地控制着上海文革和全国文革的节奏，毛只在乎自己的权力不受挑战，而全然不顾他的异想天开给民众带来的深重灾难。毛最恶劣的品质之一，是对人的生命缺乏珍惜和敬畏。比如，本书中提到一个小小的细节：毛谈到武斗时，对各地报上去的死亡人数不以为然：“各地报上武斗情况，死伤多少，讲得都很严重。武斗有，但查下来都没有那样严重，好像过去虚报灾情，好多领粮食一样，好得到支持。”这一点跟史达林如出一辙：史达林在批示贝利亚呈送的处决反对派的文件时，人的生命早已化约爲几个僵冷的数字。
上海和全国的造反派，并非“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造反派。他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却不敢造毛泽东的反，所有的造反派都是以“造反”的方式向毛表示“效忠”。毛让他们反对谁，他们便反对谁；即便后来遭到毛的无情抛弃，也只是自怜自艾罢了。除了极少数民间异端思想者（如林昭、顾准、杨曦光、王申酉、沉元等人）之外，文革期间并没有形成具有相当规模的反毛的思潮和运动。那么，造反派、红卫兵和大部分民众，为何如痴如狂地捲入文革呢？之前的研究中有过「受矇蔽说」、「领袖崇拜说」和「人性险恶说」等，本书则提出一种全新的「革命名分的诱惑」之说。作者指出，共产党执政后，消灭了以财富为基准的不平等，但又建立了另两个不平等的等级身份体系：以户口、编制和工作单位所有製为归属的等级身份，即体制身份；以阶级斗争理论划分出的本人成分、家庭出身、政治面貌、政治表现为标准的等级身份，即政治身份。不同的身份，享有不同的资源。所有的资源都被垄断，要享有这些资源，必须表现出对共产党的高度忠诚。在古代中国，读书人可以通过科举考试改变身份和地位；在毛的中国，民众只能通过参与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获得难得的转换等级身份的机会。因此，作者的结论是：“以革命的名义改变自己的人生，是文革能够发动起来如此众多民众的重要原因。‘造反’口号之下，是与‘造反’截然相反的‘效忠’。‘效忠’这个最俯首帖耳的卑微行为，却在文革中以慷慨激昂的‘造反’形象表现。这是文革的底色，更是文革的真谛。”
从脸谱化中还原的四人帮和造反派
我是一九七三年生人，在我四五岁刚刚记事的时候，幼儿园老师给我们看的是官方媒体上“华主席粉碎四人帮”的漫画。华主席自然是那个毛主席説“你办事，我放心”的人，而四人帮的名字却不太好记，“粉碎”更是一个孩子难以理解的动词——是将他们放进菜场上那个製作肉馅的绞肉机中绞成肉酱吗？
漫画上的四人帮，个个是青面獠牙、牛头马面的妖孽，这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凡是垮台的官员，都会成为漫画家肆意丑化的牺牲品。文革初期，被毛泽东和四人帮击溃的官僚们纷纷进入那幅有名的《百丑图》；如今，四人帮则体验到命运轮迴、千夫所指的残酷。然后，我识字之后，又读到无数批判四人帮的文字，彷佛这四个人一生下来就是十恶不赦的坏东西。但我偏偏想问一个不该问的问题：既然他们那麽坏，为什麽英明伟大的毛主席要重用他们呢？瞠目结舌的小学老师恼羞成怒地打断我的发问，放学后还向我爸爸告状。
在本书中，作者在梳理上海文革的脉络时，也爲读者呈现出非脸谱化的四人帮的形象。作者并不否认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下属们的历史罪责，更不是要爲四人帮和造反派翻桉，而是力图挖掘更迫近历史真相的事实与材料——一味将四人帮及上海造反派头子们贬低爲不学无术、阴险恶毒的异类，并不能消除文革再度重演的危险。
作者访谈了若干上海文革时代红极一时的人物，他们与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等人有较多近身接触，他们回忆和讲述的张、姚、王等人，跟官方在法庭上的判词截然不同。虽然这些描述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溢美，但并非全然捏造。比如，他们都谈到，张春桥生活简朴，“总穿着一条藏青色旧呢裤，屁股上打着两块补钉也不以为意”。文革前过春节，徐景贤几次和上海一些党员老作家一起，到几位市委书记家拜年，别的书记家多少有些摆设，有的墙上还挂着字画之类，招待客人时总有些拿得出手的食品，唯独张春桥家陈设简单，且只有两盘花生招待客人。就简朴生活这一点而言，今天中共的高级干部，哪一个能比得上张春桥呢？即便是善于表演的薄熙来也自歎不如。
姚文元也是如此。据张、姚的重要文胆朱永嘉等人回忆：姚文元写文章一出手便可伤人，但现实生活中却平易近人，写作组的年轻人可以随意跟他开玩笑。“姚生活随便，外套可以穿到油光锃亮，仍不换洗；书包里吃剩的油条大饼可以放到发出异味，被人掏出，方才发觉；他理财马虎，办公室抽屉里稿费和稿纸溷在一起，幸亏同事发现，帮他清理出来；他会郑重其事请人吃饭，但请吃的却只是碗阳春麵。”这段出自当事人的描述，栩栩如生、绘声绘色，姚虽然是毛的金箍棒，但还保有几分书生气。
而王洪文之所以在一群工人造反派领袖中脱颖而出，受毛的器重、受下属的爱戴，也一定有其过人之处。比如，一次在机关事务管理局所属饭店吃饭，工作人员在一旁站着，王洪文要大家都坐下，工作人员説不行，这是规矩，王洪文説，大家都是父母生的，不要有那麽多规矩。好几位王当年的下属都説：“王洪文关心人，也善于用人，知道谁适合做什么工作，所以大家愿意跟着他。”但是，王被提拔到中央工作之后，根本不知道上层宫廷斗争步步惊心的险恶。当时，请王洪文吃饭喝酒最多的是叶剑英，有时半夜三更也会打电话将王洪文叫去。王洪文大概认为中央高干都是这样，吃吃喝喝是一种干部待遇。殊不知，叶剑英借此营造出王洪文贪图享乐的名声，让毛很快对其失去信心。面对身经百战、精通厚黑学的叶剑英，初出茅庐的王洪文哪是其对手！
其他那些上海文革要角，如徐景贤、马天水、王学珍、潘国平、朱永嘉等人，在书中都以相当的篇幅加以立体地呈现，或是本人的陈述，或是旁人的观察，或是作者的思考与评论。这一点正符合中国史学中“知人论世”的传统。
写作组及余秋雨在上海文革中的份量
上海的文革力量大致分为两大势力：以王洪文爲核心的市总工会的工人造反派，以张春桥爲核心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关于造反派，过去学者有过很多研究，如徐友渔的《形形色色的造反派》等；但对于写作组，则一直是文革研究的盲点和弱项。
二零零零年前后，当我发掘当时在文化界红得发紫的余秋雨曾是上海市委写作组要角的历史，并质问説“余秋雨，你为什麽不忏悔”的时候，一般民众相当震惊。由于大部分人对写作组在文革中的份量和地位一无所知，使得爲余秋雨辩护的声音甚嚣尘上。人们説，那时候余秋雨年少无知，写几篇大批判文章算不得什么，写作组成员只是在书斋中舞文弄墨，毕竟不是在街头打人、杀人的红卫兵和造反派。
我当时所能考查到的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历史资料有限，对于种种爲写作组和余秋雨开脱的说法只能有限度地回应。而李逊在《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一书中，用十多个章节书写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来龙去脉，以及写作组在上海文革乃至全国文革中独一无二的地位。这是我所看到的对写作组最深入和全面的研究。
首先，本书指出，写作组这个非正式机构，起着已经停摆的市委办公厅和宣传部的部分作用，他们不受原有的官僚体系的控制，成为一个新的权力中心。其次，上海市委写作组不但是张春桥的秘书班子，也应该是毛泽东的文人班子。跟其他省市的写作组不同，上海市委写作组具有“通天”的本领，以各种调查、资料汇编，爲毛泽东寻找和提供文革的理论和现实依据。他们所写的文字，有些经过毛的修改，成为全国性的政策和政令，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在知识分子被一片打倒的氛围中，他们却能爲毛服务，并去管理其他知识分子，剿灭异己思索，统治思想界。”总而言之，写作组炮製的大量文章，都是借古讽今，影射比附。“历史成为打击对手的政治武器，史学成为党派的宣传工具。这是毛泽东五十年代提倡的古为今用的延伸。许多文章写得霸气，强词夺理，是体现写作组文化霸权主义的最典型标本。”
余秋雨在写作组中的地位，绝不是他轻描澹写地陈述的那样，仅仅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边缘人物。本书指出，余秋雨是文艺组的五名核心成员之一，在《学习与批判》、《朝霞》等写作组的重要刊物上发表了若干重头文章。比如，《学习与批判》杂志从一九七三年九月到一九七六年九月，一共出刊三十八期，最高发行量高达九十六万份。“杂志的重要文章基本都是朱永嘉出原则和题目，可以説是上海市委写作组的窗口，或者説是写作组的同仁刊物。”其中，“绝多大多数文章都以笔名发表，用真名的有余秋雨等少数几人，一方面因为朱永嘉很赏识余秋雨的文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的文章都是自己完成，不用别人参与修改。”显然，余秋雨在写作组中并非懵懵懂懂的“无知少年”，他是张春桥的文胆（朱永嘉）的文胆，若非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抓，若再有十年时间，余秋雨未必不会成为张春桥或姚文元的接班人。
当习近平企图在中国上演新式文革之际，《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一书无疑是镜鉴和警钟。唯有这样的着作在中国可以公开出版和传播，成为中国当代史课程的必读书目，才能根绝文革重演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