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要管党就是和尚打伞(网络图片)
习近平上任以来,习王联手,大刀阔斧地正风肃纪,反腐治贪,可谓是风起云涌、轰轰烈烈。什么“八项规定”、“三严三实” ,诸如“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做到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努力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对违规违纪、踩“红线”、“越底线”、闯“雷区”的,要坚决严肃查处等等。在这种态势下,中共也的确作出了一些行动,如周永康被判刑;山西暴出“塌方式腐败”;中央派出巡视组调查国企腐败和追捕“红通人员”。
正在这个时候,有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靠“以党治党”,能行吗?据说中共主管纪律的常委王歧山发话了,我就不信“党”管不了“党”?”他们以为,在新形势下只要加强党的建设,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改变治党不严,纪律松弛、组织涣散的状况,以正气压住邪气,就会获得民众的拥护。中共这一招行不行,能否把“党”管好,能否使官员做到廉洁自律?笔者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 以党管党,实则就是毛用过的老套子
中共自毛死后,经过华、邓、江、胡,到习近平已是第五任了。由于邓的“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已成基调,后任领导都不敢突破,并且胆子越来越小。虽领导人在民主宪政上胆子越来越小,但贪官胆子越来越大,到了习接任,贪腐问题已成痼疾,不惩不行,否则这个党即将下课。此时此刻中共别无选择,只有实行政治体制改革,走宪政民主道路,才是唯一之出路。可习上任之后,却祭起毛的老套子,唱起毛的老调子,什么弘扬“古田会议精神”,三上“井冈山”,西去“延安”,南下遵义,前不久又重温毛泽东的《党委工作方法》。
鲁迅曾在《老调子已经唱完》文章说到,“—凡有老旧的调子,一到有一个时候,是都应该唱完的,凡是有良心,有觉悟的人,到一个时候,自然知道老调子不该再唱,将它抛弃。但是,一般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们,却决不肯以民众为主体,而专图自己的便利,总是三翻四复的唱不完,而国家却已被唱完了。”
然而,事实是什么呢?毛执政27年,不仅党没管好,还搞得天下大乱,现在还想把他那一套拿出来说事,这只能说明就像鲁迅说的,“三翻四复的唱不完,国家却己被唱完了”。
二,在当今社会,任何政党和人一样,单靠人治是管不好自己的
从人性的本质来看,要想做到“自律”是很难的,必须有“他律”。古人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及“慎独”,也只有圣人才做得到。但中国的圣人只有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及孔子孟子几个人,并且前几个还是传说中的人物。儒家学说提倡的伦理道德只能作为在法治社会下社会秩序的调节和补充。提倡道德规范是无可非议的,然而若想“以德治国”在当今的社会的人性中是很难做到的。一个“党”和一个人若没有法律的制约,随时都会犯罪。
政党也是人组成的,中共所说的“党要管党”是指自己管自己,即共产党管共产党,并非“以法治国”也没其他党来监督(中国没有在野党),这和一个人只需自己管自己,勿须他人管一样。然而,一个党或一个人自己能管得好自己吗?我的回答是“否”。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权力具有天然的膨胀性和向恶性,只要缺乏足够的约束、监督,任何权力都会生出腐败。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本人理解,这个“以权力约束权力”的“权力”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民主和法制”。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以法治国,它的执政党必然会走向专制、独裁,党的领袖必然会成为暴君。
中共自1949年执政以来,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如“三反五反、合作化、反右、大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这一系列祸国殃民的政策为何得不到扼制,是什么原因?就是由于这个“党”以及它的“领袖”没有任何人管得了。一党独大,没法律约束,没有在野党监督,广大民众也没有民主权利,自己更不会管自己,所以就会天马行空,为所欲为。
三,中共放着治病的良药不用而“走偏方”,其用心何在?
我们知道,习上任以来,拼力反腐,但老的反下去了,又有新的上来。可谓“前腐后继”。中国老百姓对反腐已失去信心。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贪官一个又一个地揪了出来,一直揪到政治局常委,特别最近那个“巴拿马文件”一爆光,老百姓认为当官的从上到下没有一个是好东西,有的还在台上只是尚未查到;二是反贪反了几年,赃款搞出了不少,但是老百姓没得到丝毫利益,生活质量反而下降,工资越加越少。加之对网络的封杀,对舆论的钳制,民主自由越来越差。
当今中共就像一个沉疴之人,极需救治。而救治之良方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走宪政民主道路。只有这条路才能使中共从当前困境中走出来。这是一付起死回生之良药,是唯一的一条路。可是,中共也明知这条路是唯一之出路,可他们偏不走,这是何故?
我认为,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共领导者缺少大智慧。在世界历史上,具有大智慧的杰出人物本来就少,在中国更是少之又少。如果有这一个,当然是国民之万幸。譬如美国出了个华盛顿,则是美利坚国民之幸;台湾出了个蒋经国,台湾同胞就有今天的民主幸福。中共现任领导人如果将中国推向民主转型,他将名垂青史,成为今日之华盛顿,只可惜他没有这种智慧和魄力。另外一个原因是既得利益使然。中共为何不愿走民主宪政道路,因为走民主宪政道路就有着权力丧失的危险。搞民主宪政,必然会搞全民公选,多党竟争,这样有可能被选掉。权力的丧失就意味着利益的丧失,何况权力本身也是一种令人羡慕的东西,谁愿意轻易丢失?毛泽东在1944年与到访延安的美国代表团讲话,“我党奋斗的目标,就是推翻独裁的反动派,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国人民能享受民主带来的幸福”。当时延安的《新华日报》1944年5月16日刊载:“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1945年《新华日报》又刊载“国民党反动派的御用文人说,中国不能搞民主,一搞就乱。这是反动派为巩固统治而说的谎言。按中国人民的素质,实行民主后,中国不但不会乱,最终会富强起来,超出英美等老牌民主国家。”
以上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他们也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然而就是不用。他们那个时候之所以这么推崇民主,那是因为当时在台下,后来等到他们上了台,民主就弃之敝屣了。说穿了,这是由于民主这个东西对老百姓有利而对统治者却没多大好处。他们就是病死也不会用这个良方的。
四,中共提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其实质就是对抗西方民主多党制
当今世界民主潮流已经势不可当。苏共解体之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易帜,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已土崩瓦解。历史的经验证明,在没有民主监督的一党执政的国家,人民是没有民主、自由、幸福可言的。这个党只会越来越专制、独裁、腐败、堕落。要想让一个执政党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唯一的出路就是开放党禁,实行多党制。没有哪一个不受监督的执政党不犯错误甚至犯罪的。中共当局至今还没有汲取毛泽东犯的错误。谁都知道,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的那个《窑洞对》。黄炎培道:“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毛泽东当即非常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中共进了北京城后,后来的事又怎么样了呢?我不说大家也知道。毛从信誓旦旦地许诺的那条“民主新路”不仅没找到,竟然说出“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民主在哪里,新路在哪里?在他执政期间,下面的干部为非作歹、草菅人命还少吗?在三年大饥荒时期,干部对群众捆绑吊打司空见惯,几千万人被逼死饿死。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只能说明党管不了党,即或是管,也是暂时的。因为毛自己都管不了自己,还能管别人吗?
中共的体制就是象牙塔似的,几千万党员名义上(因为实质上也不是这些党员有真选举权)选出几百个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从这里面再选出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然后选出政治局常委;从这几个常委选出总书记,最后由总书记说了算。反过来说,就是一个人管几个人,几个人管百十个人,百十个人管几千万个人,几千万党员管十几亿老百姓,说穿了,还是一人管全国人。毛泽东为何能为所欲为,肆无忌惮,指鹿为马,就是由于几千万党员管不了他一人。他管不了党,党也管不了他。
今天,中共打着“特色”道路的旗号,以“既不走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来抵制西方普世价值,其目的就是顽固坚持一党专政。眼看这个党从上到下已经腐烂透了,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政权,搞起了反腐,以此获得民众的拥护,而不愿意从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着手。就像一个病危之人,已经病入膏肓,还不愿动大手术,并且叫嚷着自己跟自己动手术,这实在是可笑至极。
五,用“党要管党”来维护“一党专政”终将破灭。
综上所述,中共以“党要管党”的目的就是,在不走西方民主道路的前提下,把共产党治理好,最后达到一党执政,使中共始终处于统治地位,使既得利益又不丧失,这实际上就是刻舟求剑。当今世界民主潮流已经逼得一些顽固坚守一党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制,如越南、古巴。只要一走民主道路,这盘棋子就活了。国家生机勃勃,人民兴高采烈,这是有目共睹的。可时至今日,新当政者也深感党之危机、国之危机,就应该知道只有一个办法,赶快转型,实行民主宪政。如果中共还将这个老套子用来治理国家,实在是愚蠢之极。今天的世界已不是毛泽东时代;今天的中国人民亦不是毛时代的人民。想让中国回到毛时代已经不可能了。中共领导人若不用新思维来治理国家,仍想用毛的那一套腐朽落后的东西来哄骗人民是可笑的。网络科技的出现,已经打破地域空间的局限性,将世界连成一片。若以“党要管党”而达到“一党专政”的目的必将破灭!
2016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