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民族主义下的割据（网络图片）
引言：意外的人权观念
影响中美关系的重大因素，按着邓小平的说法是「就是一个台湾问题」【注一】。此种说法有强烈的时代局限性,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共国家整个社会不仅没有人权观念，更没有经济民族主义概念与情绪。随着中共国家与世界的交往加深，邓小平搭上新保守主义便车越走越远，人权自然成为一个影响中美关系的焦点性因素。以一九八九年的中共统治体系与知识精英的巨大冲突事件为例，邓小平判断「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的小气候所决定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注二】。此中的「国际的大气候」至少包括西方价值观念对中共国家体制内知识精英的影响，而西方价值观念里面当然地包括人权元素。还有，尽管邓小平是在「八九•六四事件」结束后才如此定性，但此判断应早在事件过程中形成，以致它是开枪镇压的一个理论依据【注三】。尽管发生了开枪镇压的血腥事件，但是中共国家还无力与国际社会完全对立。因此，在陈希同那份臭名昭著的平叛报告的末尾，他说：「我国将一如既往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继续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世界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注四】
在继续的与国际社会交往中，人权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重要元素，而且首先在与美国的关系中表现出来。据中共国家公开披露的资料，「一九八九年六月后，中美关系急剧恶化，美国对中国人权问题的谴责和制裁不绝于耳」【注五】，为了应对此种状况，「中国方面开始加强对人权问题的研究」【注六】。不过，此种对策不是积极的，旨在寻求被动的防守策略。一九九一年三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在一次非常重要的外交场合表示：「中美之间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和布什五位总统访华时的讲话及所签署的文件，从未说过中美关系的基石是人权。」【注七】在人权元素显现在中美关系当中之后，经济民族主义作为对美方的一个反制也慢慢出现。有趣的是，它的基本伦理支点恰恰是国内人权观念；尽管有关表述并没敢直接使用「人权」词汇而是隐约所指，同样地隐约所指也指向了国际关系民主化。时在二〇〇一年，中国左翼经济学家温铁军、戴锦华、刘健芝与黄平等人就全球化问题展开讨论，温铁军转引了一个外部观点：「我十年前曾经听过美国政治家直言不讳的演讲，认为中国维持所谓『后集权体制』是最有利于美国利益的。而制度学派认为，从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成本分析，在现行制度条件下的交易成本最小，获得利益最大。」【注八】
当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在即，所有的谈判困难均已克服，左翼经济学家们虽然从根本上不曾否定后集权体制，但是他们也确实担心中国加入世贸后强势国际资本会威胁到劳工阶层的利益。按着既往的经验，跨国公司会「威胁到所有民族国家的利益，包括发达国家的劳工利益」【注九】。对左翼经济学将民族国家利益置人权观念之上的政治上正确之行为，可以理解的是他们试图高举民族国家利益而委婉地维护劳工利益。比如，对全球化带来的劳工价格一致化，后果是「使他们的生存条件同一化到最低、最受剥削的程度。对于农民来说，也是这样」【注十】。应当指出的是，全球化对劳工与农民的经济人权影响并非如此之坏，相反，劳工在全球化过程中会由经济人权的提升而致政治、文化两项人权意识自动提高。这也是左翼经济学家不敢讨论全球化真实人权结果的原因之所在。在民族国家利益话语体系里面，他们仍然要给全球化贴上殖民主义的标签，认为全球化暨跨国公司之经济行为，「其特点是它的急遽的扩张和对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渗透」【注十一】。
一、政商联盟与「嫡庶斗争」
全球化对于农民的利益会有经济方面的影响，如国际粮食价格波动减弱了收益的确定性。但是，在国内没有国际因素影响的条件下，由于自然因素引发的丰歉同样会导致收益确定性减弱。在认真考虑此两项对等因素之后，也可以发现如同劳工在国际经济合作条件下获得的政治、文化两项人权意识一样，农民也可以有如此不太好以货币计算的收益。比如说，在封闭性的国内官方垄断市场条件下，农民能否购买到高效化肥实质上是一个人权问题。能够依靠社会关系获得机会的人显然可以获得同一村农民的羡慕与尊敬【注十二】。而这丝毫不奇怪，就纯粹市场化经验讲，消费民主是社会自然民主的最重要表现。反对消费民主也不只是大而化之的「官方垄断」，而更细节地指向票证经济——特定的消费行为必须给货币配上不同形式的许可性纸券（如粮票与布票）才得以实现，以致附属的许可性纸券具有独立的可交易性。对布票与粮票的贩卖是严格计划经济时期最有刺激性的农村黑市交易，其刺激性暨暴利性当然会有人权代价。比如说，农村的民兵可以在集市上抓获布票贩子，并对后者进行敲诈【注十三】。
经济民族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美关系，难以准确计量。也就是说，它比台湾问题与人权因素在两国关系中显性影响要弱一些，而更多地表现在中共国家力求完全稳控的社会情绪中，再加上意识形态既得利益集团介入因素，计量性就愈加不可能。尽管如此，通过具有公共外交分析意义的事件，研究者们不仅可以看到经济民族主义对外的进攻性，也可以看到对内的启蒙性。当然，启蒙性是经济民族主义本身不想要的，即便想要也是必然服从于他们价值观念的那种置国家利益（也即资本利益）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启蒙。「三一重工诉美国总统奥巴马案例」对中共国家体制内知识精英之启蒙作用，绝不亚于美国宪法史上的任何一个重要案例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撤销下级法院的裁定，判定三一重工所属的罗尔斯公司「可获取奥巴马拒绝该公司请求时使用的任何非保密证据」【注十四】。这说明美国司法公正性仍是全球最好的，即不如此也远比中共国家要好得多。而后是，知识精英们会认识到：司法公正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既胜于经济规模也胜于军费领先，其优势也高居于能源与人口两大经济因素之上。
中共国家媒体可以欢呼「三一子公司在美告倒奥巴马」，但有任何一个中共国家的居民或公司告倒过一位中共党魁暨国家元首吗？没有。因为那样的告状连程序都进入不了，更不可能有居民或公司胜诉的结果。就此重大个案而言，对三一重工高管阶层本身也是一次重大的价值启蒙，至少动摇了他们过来一直坚持的国家利益绝对高于个人利益的价值观。美国司法公正在三一重工诉奥巴马案上是否有经济民族主义者历来怀疑的阴谋因素，还需要以后的历史书写来揭示，但凭基本理性可以判断出来：这个重要的司法案例不会是美国国家秘密力量的「故意安排」——以便给中共国家的知识精英一次启蒙，而如果说它对美国也重要无非是诸多重大宪法判例精神的延续，何况此案在中共国家认识的「告倒」环节尚未升至违宪审查层面。
在三一重工诉奥巴马案例有「告倒」结果的七年前，「武机事件」【注十五】虽无公共外交性质，但是它也是一次重要的国内公共事件。作为国内重要公共事件，它至少也带来两个启蒙性的社会疑问。其一，是外国资本坏还是国内权力分子坏？没有后者对国企的随意处置权，企业是卖不掉的。其二，经济民族主义具有一般常识吗？将西方商业体系的「规则霸权」置于国内公权力的对内霸权之上是不诚实的行为。经济民族主义在此两问之下，没有任何理论胜出的可能更无道德资格可言，因对内的政治霸权「实质上就是政府『天使与魔鬼』二性中的魔性突出」【注十六】，经济民族主义则「希望操纵天使性，而又不去触动其魔性」【注十七】。
经济民族主义在民企如三一重工那里，本质上是与国企争夺正统地位的政治图谋。经典案例是三一重工与作为国企的中联重科之间大打舆论战，由于前者的不规操作而让媒体沦为仆从【注十八】，以致不再遵守最基本的职业道德。事件的大背景是中国经济基本上完成了软法西斯化，经济力量已经具有了政治镇压资格。而仅仅限于市场因素分析，巨型企业不论民企还是国企，只要取得软法西斯经济体系的序列地位，就会享受到原材料价格、利率、税率、市场准进等一系列的优惠。国企取得软性法西斯地位十分便捷，甚至说不用主动获取而被政权体系赋予。其在经济方面获得的政策优惠对竞争条件天然不利的民企刺激之深，而使之更加倾力地打造政商联盟，是为中共国家媒体予以道德指斥的「官商勾结」合作平台。政商联盟对中共政权有多大威胁无法具体描述，但从习近平与王岐山在政治反腐当中绝不放过民企老板张新明之个案上可以看得出来。张新明在山西素有「第二组织部长」之称，与本省的高级官员们私人关系非常密切，一些中下层官员就以帮助其开拓市场空间为代价，请其帮助与省级高官建立私人联系，以便进入仕途快车道。中国的政治观察人士指张新明「第二组织部长」现象不是特例，「民企能量级老板染指官场人事安排是自江泽民政治以来的一大特点」【注十九】。
二、经济法西斯化倾向
就反腐新政在打击官商勾结暨金权政治方面的策略安排来看，打击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腐败是政治反腐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党内起家于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级国企的重要官员在权力内部已经构造了被指为阻碍改革的庞大利益集团。其组成党权护佑之下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体制原因是通常所说的「政企不分」，最明显的是中央级国企的高级管理人员均有政权体系里的阶位，如某个巨型央企的总裁享有副部长级乃至正部长级待遇。中央级的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也自我赋予政治方面的重要性，这不能不让依中国政治文化可划分为「庶出」的民企老板嫉妒。自赋政治重要性当然会带来许多特权乃至在舆论方面积累无形资产，广为媒体引述的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董事长林左鸣的言论。他说：「在新时期，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有两支重要力量，一支力量是人民军队，还有一支就是国有经济。」【注二十】尽管官方的正式文件从未说过国有经济与军队同样重要，且中共最高权力层认为意识形态与军队一样重要，通常军队叫「枪杆子」而意识形态叫「笔杆子」，但是，林的言论作为反对国企私有化改革方向的表态还是得到了内部认同。林发表此种言论时，作为国企在最高权力层代表的周永康尚没有倒台迹象，尤其周力图将法律威慑、意识形态掌握、国企政治化三者结合起来，使得林这样的表态成为当时的一个重要政治信号，即反对国企私有化改革就等同于反对外国颠覆中共国家之阴谋。
时事变化，事态诡谲，两年之后，周在政治上垮台，反对国企「私有化阴谋」的声音渐低，但是，李克强政府推动的新改革仍回避此一敏感问题，而力求做好「双体市场」。所谓双体市场，是「削弱央企的市场垄断地位而不是将其私有化，提高民企的市场地位而不是任由其借官商联盟来破坏市场秩序」【注二十一】。如此，中国社会在经济方面的软法西斯化仍不可能祛除，因为在经典的法西斯心理学那存在的社会心理基础一点也没变。更简单地说，就是在市场内部，民企与国企的「庶嫡斗争」还会继续。
法西斯具有严重的硬暴力（流血结果）倾向，但并不是所有法西斯行为都有硬暴力特征。软暴力如语言方面的攻击性，也是法西斯的构成元素。经济方面的软性法西斯是整个社会法西斯化的一个特征。比如，民企在政治上正确的表现即经济民族主义典型地是赖希所说的「自居作用」表现，即「他们由于采用统治阶级的态度、思维方式和举止而起了一个根本性变化，在努力最大限度地抹去他们低下出身的痕迹，经常模仿他们侍候的人」【注二十二】。至于国企将自己等同于军队（发挥巩固一党政权的作用）也是赖希「自居作用」的一个印证，「我就是国家、权威、公司、民族」【注二十三】。在中共国家的社会现实中，经济民族主义所具有的软性法西斯特征与民族主义的双重标准密切关联：一方面，用民族主义直至次军国主义【注二十四】来对抗普世价值；另一方面，极为防止全球民主化进程中的狭义次民族主义【注二十五】对统治体系造成冲击；结果是，西方惊惧于民族主义成为全球政治灾难，中共国家则认为民族主义可以冲击普世价值【注二十六】。后面这一点也决定了中共国家与西方世界冲突的长期化，也决定了美国对中共国家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必然地具有冷战色彩。
经济民族主义环境里的软性法西斯不是中共国家独有的特征，至少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意大利曾经如此。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意大利有相当于今日中国沿海与内陆、东部与西部一样经济增长暨繁荣程度之差距；旧帝国在北非遭遇的挫折不仅诱发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且被法西斯主义介入后产生了集团心理，「使人感觉到意大利正在经历气壮山河的民族复兴」【注二十七】，习李政治开始后高调提倡的中国梦其状类此。但是当墨索里尼将软性法西斯转变为硬性法西斯即对外侵略时，全面的政治失败也就来了。且不论战败带来的新的民族挫折，仅看通过战争手段解决国内地区经济增长差距此一点也未达到目的。经济民族主义导致的软性法西斯状态，其对整个社会的伤害表现在诸多方面。而在更狭义的经济领域来详细考察，它至少造成了信贷人权匮乏。其中一种情形就是那些绝无意愿当然也无能力与国企作「嫡庶斗争」的中小型民营企业，由于得不到如同国企那样低利率且供给充沛的信贷而大幅缩减了雇佣规模。如此，它就否定了中共国家意识形态体系发展权观念【注二十八】。发展权被看作是不同于普世价值之人权观念的一个特质，即广义「中国特色」里的一个重要元素。尽管软性法西斯对社会有如此伤害，但国际不良资本势力还是希望中共国家保持既有体制而不必发生制度转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种愿望本身却是基于对中国社会完全民族主义化的恐惧。他们或是认为中共国家应该保持现有颜色，因为「尽管中国有许多充满民族主义色彩的言论（中国的网络空间上有大量这样的言论），中国政府真正的外交政策却基本上是温和而克制的」【注二十九】；或是中国绝对不能实行民主政治，因为「一个民主化的中国将被民族主义思潮所淹没。民族主义是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注三十】。这两种观点的差别仅仅在于前者认为民族主义是中共国家可掌控的政治因素，而后者认为它有传统内在动力，难以被统治体系所掌控。排除这个微小的差别，它们恰好证实了本世纪最初时中国左翼经济学家引述性判断：后威权政治恰好符合国际资本的利益。在此，也许应当纠正一下，「国际资本」应当被区分开来，那种不惜牺牲中国政治改革机会的国际资本是「不良国际资本」。上面反对中国发生（可能的）颜色革命论调背后的资本是之，上面担心民主转型引发民族主义灾难论调背后的资本是之。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不幸历史宿命
民主转型由什么力量来主导是最现实的社会变革问题，这是无可讳避的。民粹主义力量主导很有可能，经由一个先民粹再民主的过程也没有什么不好。如果上述两种论调代表了全球的多数，那么，它们针对比例在全球总人口当中居于少数的中国人，无疑是一种多数人的暴政。在另一端，中国社会已经具备了非民粹的由知识精英主导的民主转型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与左翼经济学家不敢直指人权问题不同，自由主义一翼的经济学家均重视经济增长中的人权因素，批判「无发展的增长」的社会现实。还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也逐渐纳入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视野，因此，他们在关于美国国际战略的选择上，支持美国的「半孤主义」即有限的国际责任，支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再平衡战略。这对中国的民主化前景有利。当然，还没有充分文献来论证中国右翼经济学家对美国「半孤立主义」国际战略的支持，并且「半孤立主义」作为一个术语也远未至约定成俗的程度【注三十一】，更多地是在一些学术沙龙里进行非公开讨论。但是，半孤立主义作为美国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战略调整，它不仅会带来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巨大可能，如更多的潜在独立地区实现独立，而且还会使跨国公司与所在国民主的关系问题更加突出。
「跨国公司能否促进所在国民主」现在仍然没有定论，至少从不良国际资本反对中国民主转型、不希望发生颜色革命方面来看，它们是不可能促进民主的。中共国家里面体制背景深重的左翼经济学家虽然指责跨国公司与后威权主义勾结，降低了所在国人民的福利，但他们也不愿实现国家的民主转型。简单地说，他们是在与国际不良资本争夺「谁更有剥削底层社会的优先权」问题，且这个问题与国企民企间的「嫡庶斗争」是同样的不能明说的内部政治伦理斗争。时至今日，中共国家的经济体系仍然不是标准的市场经济，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也不太可能完成，因为即便是新的经济改革成功，它仍是双体经济而使具有公权力优势的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也因于不会完全市场化，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的吹捧者们才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没有未来。给这项基于市场逻辑的判断加上文化与政治因素，强化了经济民族主义情绪。观诸当今非标准市场经济的历史，除了上世纪七十年代西方世界新保守主义兴起提供的国际市场参与机会外，就社会主义传统的经济发展而言，它也是以美国的经济成功为参照的。斯大林在十分重要的小册子《论列宁主义基础》里，认为俄国产业工人积聚程度高于美国【注三十二】是其革命发生的必然条件,即符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界定；而且，还认为「俄国人的革命胆略与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就是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中的列宁主义的实质」【注三十三】。斯大林的此种界定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当时虽然美国尚未承认苏联【注三十四】，毕竟冷战没有任何迹象，即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态势亦无之。
如果说美国对苏联顶尖级政治人物的影响是在经济方面，那么，它对更早前一些中国寻求国家出路的知识精英的影响则是在政治制度方面。比如，晚清改革思想先驱徐继畲作为高级官员（福建巡抚兼代理闽浙总督）在所著中对美国赞扬曰「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以及「泰西人物，能不以华盛为称首哉」【注三十五】。虽然在言论策略上徐是以发挥皇帝了解外部世界的意愿为由头，且其言论也受到反改革势力的强烈反对【注三十六】，但终究是给毛泽东等革命者提供了先驱资源，以致后者在思维方式方面出现了挑战自我与修正修统的探索【注三十七】。于今，反对中共国家意识形态的异议力量当中有不少人拿毛泽东幕后掌控的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重庆《新华日报》为据，指该报民主性质社论（如赞美华盛顿）与中共建政后的独裁（反民主）为子矛子盾情形，导出中共最初革命出发点即非诚意。其实，毛的早期思想里面有浓重的徐继畲色彩，如其曾在《新民丛刊》合订本上批注梁启超常识性新民观念文章，而曰：「正式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出，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之列朝也。」【注三十八】
毛及其共同革命者建立、由他本人领导的政权由于地缘政治的压力，不得不放弃早年继承之晚清先驱的民主改造国家之思想，是中国文明的一桩宿命性事件。冷战结束之前就出现的被统治集团指斥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并社会运动，本质上是向被毛及中共政权所放弃的晚清民主先驱思想回归，尽管这里面已有不少当代世界的再启蒙因素。而毛的早期民主思想在中共国家体制内仍有同类脉流存在，是为一批追求「两头真」的革命遗老之主张【注三十九】。所谓两者真，就是那些具有西方思想意识的体制内民主派，他们早期投身共产党的革命运动是为实现民主理想而寻找可利用的力量资源，人生中间经历被迫的放弃民主理想后，至晚年又返回早期民主主张。
当代世界再启蒙产生于冷战中期，在经济分析方面，依据生产资料所制差别进行的分析已无法适应社会现实，西方主流经济学转向了决策理论暨制度效率研究，其不可避免对东方阵营产生巨大影响。在后者，代表性的作品是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尽管该书在一九八〇年才出版，但是，包括匈牙利在内的东方阵营的经济学家们有不少人经历了对西方经济学整体系的「批判性学习」。比如，与科尔奈《短缺经济学》同年出版的匈牙利经济学家安道尔•马加什的《现代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即说明此前系统性的学习之存在，否则，就无从进行批判。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对付西方主流经济学从纯学术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潮，东方阵营的经济学家发明了「市场社会主义」概念。最有名的理论人物之一、波兰华沙大学政治学教授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在其发表于一九六七年的《计算机与市场》一文中认为：利用计算机的计算功能可以解开市场运行中数以百万计的方程（关系），因此，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同样可以得到模拟市场的规划，而且这对社会主义尤其有利。他的描述原话说：「经验表明，电子计算机适用于大量线性近似问题；因此线性规划方法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在一社会主义经济中，这种方法在应用上甚至具有更为广阔的天地，它适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国民经济。」【注四十】尽管包括波兰在内的东方阵营在经济实践上均失败，但是兰格的模拟市场观念放到今天也不算落后。计算机暨信息技术的使用不仅节省了大量的交易费用，而且还避免了经济行政的寻租。比如说，海关验货（车、单）完全凭电脑提供的随机概率来抽检，能够避免「人情通关」也可以使事先设定的寻租失效。
结语：中共国家存在古典崩溃因素
回观关于经济体制比较理论的冷战结束前的影响，在中国亦很深刻。中共国家体制内的经济学家认为：「为了克服自身的缺点，当前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都在实行改革（尽管由于各种原因，不同国家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不尽相同）。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也在进行提高公平性的尝试。」【注四十一】可以说，一九八七年的此类经济观点是广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组成部分，进而也说明一九八九年中共国家虽然对政治抗议运动进行了有效镇压，但时至今日，它也没能解决比较经济体制理论所揭示出来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原以为社会主义经济天然地存在公平性，而邓小平套化自「市场社会主义」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使原体制中的隐性不平等显性化，而且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性质的改革所生成的经济体制其不公平性比西方社会高得多。
经济民族主义的经济营养主体是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因此，被寄予社会民主转型希望的中产阶级不仅没孚众望，而且还手持暗娼筹码【注四十二】继续与统治体系换取政治安全，这也是中国社会改革内在动力分布在体制外民粹与上面已提到的体制内「两头真」两方面的根本原因。而无论是接受美国体制，实现从徐继畲到早期毛泽东的回归，还是古典崩溃再次解体具有浓重传统的当今社会，中共统治的本质仍是执行世及之规、公器亦不付之公论。目前状况仍然是经济民族主义的普遍性道德危机。以经济民族主义为特征的中产阶级在未来社会变革中，可能是民主转型的加盟者。不过，现在它是社会多数的敌人无疑。中国社会难以排除世界性的由民粹而民主的转型可能，在这样的转型中经济民族主义作为一个庞大的利益体系被意外摧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当然，崩溃情状可分为古典（经典）与非经典的，后者之不易察觉在于它是社会经济心理溃散形式的【注四十三】，与政治的联系更不易被察觉。政治崩溃由明显的经济崩溃引致那种古典形式固然易为学者所预测，但其非经典形式也是存在即发生了的。在政治方面，非经典型崩溃更多地是社会生活中的普遍道德怀疑，所谓社会成员之间失去了一般的信任感，以及官民之间的互仇而导致的公共事务效率低下【注四十四】。尽管中共国家试图以政治道德刷新与全员砥砺的方式来提高公共事务效率，但是几无实质效果是全社会能感觉到的。
注释部分：
[一]参见《邓小平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该书编辑组署名），第十二页；编辑组编著版本：台海出版社，二〇一一。该话是邓在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会见时会美国总统里根的特使时所讲，全句为：「中美之间没有别的问题，就是一个台湾问题。」里根特使是前总统杰拉尔德•福特，而后者之所以被选为特使是因为其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初应邀访华时，邓小平与其进行了会谈。一九七五年的那次会谈前，在外交礼仪上，邓代表中共政府到首都机场欢迎福特，并在那里一起检阅了三军仪仗队。
[二]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三百〇二页（全文〈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第三百〇二至三百〇八页；全三卷，各卷单另页码）；邓选版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
[三]发表在《北京日报》一九八九年七月七日的《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印证了这一点。报告的开头部分引用了邓这段话，但省略了「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该报告是时任北京市长的陈希同以国务委员与北京市长的双重身份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做，时间为该年六月三十日。可参见乔初编《戒严令发布前后——四•一五至五•二〇动乱大事记》，第一百六十五至二百〇二页，乔编版本：经济日报出版社，一九八九。以此汇编所选资料时间下限至该年五月二十日来看，邓的「国际的大气候」说法最迟至此。而在六月九日的接见军以上干部时所讲，既为此前所讲的重复亦为在更大范围的公开。
[四]同[三]乔初编著，第二百〇一至二百〇二页。
[五]参见宫力、谢莉娇主编《如何与美国共处——冷战后中国对美方针与中美关系》，第六十九页；宫谢编版本：九州出版社，二〇一〇。
[六]与[七]同[五]，第七十页。
[八]参见《读书》杂志二〇〇一年第八期文章《怎样的全球化？》（作者：温铁军、戴锦华等），该期杂志第三至十二页。
此处温铁军所讲在第八页。
[九]同[八]，黄平所讲，第七页。
[十]同[八]，刘健芝所讲，第八页。
[十一]同[八]，黄平所讲，第十页。
[十二]参见我的博文《旧文新贴：「民族—国家」心态下的全球化描述》，载于我的网易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m）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该文系我的狱中读书笔记之一，最初写于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下旬到二〇一二年元旦（假日）之间。此处所举农村社会细节系我的亲历，兹赘原文：「作为农民的父亲一定要把我的几件旧衬衣穿坏，当老人家得到我淘汰的旧彩电时，他认为自己很幸福了。况且，在不久的几年以前，他曾因儿子『有权』买到好化肥而受人尊重呢？邻居们羡慕的眼光无非表示也想获得一份同样的机会。」
[十三]参见我的文章《九记「乡村文革」——「六八三」一代的个体记忆》，载于独立中文笔会网站二〇〇六年五月二十四日。首发网站《民主论坛》（洪哲胜博士主办）现已关闭。亦可参见[十二]博客二〇一四年九月十日的修订版。
[十四]参见美国《彭博商业周刊》网站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五日报道《中国人拥有的罗尔斯公司可以就项目遭拒质疑美国》；新华社《参考消息》七月十七日译介，《三一子公司在美国告倒奥巴马》，第十五版〈观察中国〉。
[十五]武机事件，是发生在二〇〇七年的一件地方国企被贱卖之经济交易以及此后的社会争论。当时，隶属于武汉国有（工业）控股集团的武汉机床厂，被以七千五百万元人民币价格出售给一位周姓美籍华人，而该厂整体评估价值是一亿二千万元人民币；折价交易完成后，周姓商人迁走该厂，迁厂后的地皮（国有土地使用权）则以八千五百万元人民币的价格，由武汉国有（工业）控股集团买入。
周姓商人在交易全系中，稳赚了一千万元人民币与武机全部设备。是为经典的金融空手道做法。
[十六]与[十七]参见我的文章《经济民族主义的政治笑柄——透视娃哈哈事件与武机事件》，载于独立中文笔会网站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日。首发网站为张伟国先生主持时期的美国中文网刊《议报》（具体日期不详）。亦可见[十二]博客二〇一四年九月十日修订版。
[十八]参见中国新闻网二〇一三年八月九日转刊《新京报》消息《新快报起诉中联重科高管中联将反诉》（记者：刘溪若）。
[十九]参见二〇一四年九月号香港《动向》杂志文章《「打老虎」渐至「打老板」——北京反腐出现新动向》（作者：谢亦武）。
[二十]参见香港《南华早报》网站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一日报道《推动国企私有化是「外国阴谋」》（记者：吴国义）；同[十四]译介报四月十二日，《国企负责人批「私有化阴谋」》，第十五版〈观察中国〉。
[二十一]同[十九]，当然地，也不允许民企以不被意识形态训条允许的方式干预政治。
[二十二]参见威尔海姆•赖希（Wilhem Reich）著《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汉译本，张峰译），第四十一页；张译版本：重庆出版社，一九九〇。
赖希原指的「他们」，准确地是指中产阶级当中居于下层的人士，如「管家、贴身奴仆和贵族家庭的其他此类佣人」。
[二十三]同[二十二]，同页，赖希还认为「自居作用」最终构成心理现实，这种心理现实「是一个对已成物质力量的意识形态的最好说明」。
[二十四]次军国主义，是我发明的一个实证政治学术语。它是法西斯主义在国内推行的一种与地缘政治有关的政策，包括向人民灌输侵略思想，强迫服兵役，接受军事训练，等等；它也动员人民支持国内政治镇压，而对内镇压的政治伦理则基于极端爱国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两者合起来，其实就是种族主义。
可参见我的文章《党枪威权与地缘优化（下）——中国社会必须警惕次军国主义》，载于美国中文网刊《民主中国》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二十五]参见香港《动向》杂志二〇一二年一月号文章《俄罗斯危机冲击中国——苏联解体有待重新认识》（作者：荆冬雨）。
文章指出：次民族主义，就是共产党体制治域内民众不同的民族性，而且以一个主体民族作为代表来虚拟民族国家的共同命运。
[二十六]同[二十四]，原结论仍是在地缘政治与法西斯主义关系的框架内得出的。也就是说，次军国主义与次民族主义是经济民族主义的政治哲学内核。
[二十七]参见R.R•帕尔默著《现代世界史》（汉译本，孙福生等译，两卷本，统一页码），第六百九十页；孙等译版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二〇一一。
[二十八]参见我的文章《经济法西斯的社会后果——深度透视中国信贷人权问题》，载于《零八宪章》网刊二〇一一年十月十六日。
[二十九]参见美国《纽约时报》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六日文章《中国的颜色革命？就让他保持红色吧》（作者：埃里克•李）；同[十四]译介报十二月八日，第十六版〈海外视角〉。这篇文章广为中共国家的媒体所转刊，也包括一些被认为具有民主改革意识的网站。如共识网（www.21ccom.net）以转引新华网文章的形式，在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刊出。
[三十]参见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三日文章《透过玫瑰色眼镜看北京：为什么民主制度无法驯服中国》（作者：哈里•哈丁，中文名「何汉理」）；同[十四]译介报七月十五日，《靠「演变」中国化解中美冲突是条死胡同》，第十四版〈海外视角〉。
[三十一]可参见美国中文网站二十一世纪网（张伟国主办）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转刊文章《新疆问题已至无解——习近平幻想「二十年影响」》。该文使用了「半孤立主义」概念，但从体裁上看，该文并非正式学术论文而是一般性的时政评论。
[三十二]参见斯大林著《论列宁主义基础》（汉译本，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第四十五页；编译局译版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斯大林说：「当时俄国在有五百工人以上的企业中工作的工人占全体工人的百分之五十四，而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在同样的企业中工作的工人只占全体工人的百分之三十三。」
[三十三]同[三十二]，第九十页。
[三十四]美国晚至一九三三年才承认苏联，是为苏联正式成立的十三年后。此中原因以意识形态为次，以历史原因为主。俄国承认美国的时间是一八〇九年，即美国获得独立的二十六年之后。
[三十五]转引自李侃等著《中国近代史》，第四十一页；李等著版本：中国出版集团•中华书局，二〇〇四。
[三十六]徐本传云：「继畲初入觐，宣宗询各国风土形势，奏对甚悉，退编次为书曰《瀛寰志略》，未进呈而宣宗崩，言者抨击及之。」参见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一二一八四页（徐本传，第一二一八二至第一二一八六页）；赵等撰版本：中华书局（繁体竖排，全四十八册，徐本传在第四十册），一九七七。
[三十七]与[三十八]参见我的文章《挑战「自我」与修正「传统」》，载于《读书》杂志一九九八年第一期。
[三十九]较早提「两头真」现象的是杜光先生，其亦为现象中人。可参见其撰《「两头真」现象与「两真」道路》一文，载于共识网（www.21ccom.net）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日。
[四十]参见莫里斯•博恩斯坦（Morris Bornstein）主编《比较经济体制》（汉译本，王铁生译），第一百八十页（兰格全文，第一百七十八至第一百八十三页）；王译版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一九八八。
[四十一]同[四十]，〈译者序言〉第三页（正文单另页码），译序未标明页码。
[四十二]暗娼筹码，是我发明的一个实证政治学术语，具体指中共国家的中产阶级服从统治秩序并支持国家恐怖主义（政治镇压），以此来保证自己在社会中包括安全感在内的优先利益。尽管这个阶级多数有对美国制度赞赏，甚至希望自己的子弟移民美国，但他们从内心里不愿让底层社会享受到民主政治的好处。此亦为民粹力量敌视中产阶级尤其道德蔑视之最根本的阶级原因。可参见我的文章《反对国家至上主义——比较政治学视角下的公民社会》，载于[二十四]网刊二〇一四年三月五日。
[四十三]参见我的文章《非经典崩溃即将到来》，载于[十九]刊二〇一五年三月号。
[四十四]参见我的文章《道德怀疑与官民互仇——再说中国非经典崩溃问题》，载于[十九]刊二〇一五年六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