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大陆当政者并不愿意看到恶性通货膨胀的出现，但它还是会如同一个自我实现的诅咒那样，最终出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前不久，《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开局首季问大势”的“权威人士谈中国经济”的文章，其中，“权威人士”明确表态，“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更强调，“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此外，“权威人士”还认为，“高杠杆必然带来高风险”，“要彻底抛弃试图通过宽松货币加码来加快经济增长、做大分母降杠杆的幻想”。上述言论，引起了广泛关注。
2007年西方金融危机之后，为了提振经济，维持增长，当局采取了“四万亿”等扩大投资的刺激政策，实际带动了高达几十亿的过度投资，目前，大陆的总体债务，已经达到了GDP的300%以上，有人评估，以规模而论，目前大陆拥有有史以来最大的投资泡沫，第二大的债务泡沫，以及第三大的房地产泡沫，而随著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节节下滑，未来的可预期偿债能力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下滑，如何消化此前过度投资带来的高杠杆债务等风险，越来越成为迫切的问题。
许多人都担心，当局会采取“放水”的方式，来消化这一问题。这样的担忧并非没有理由，在推行市场化改革之后，专政体制依旧试图保持在经济领域的优势地位，并将之视为拱卫政权的关键一环。另一方面，投资在大陆经济增长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份额，国有体系则是投资的主力军，由于国有体系固有的低效率，相比蓬勃发展的外向型和民营经济，在改革开放的早些年，国有体系的经济优势地位，曾经一再被削弱，为了维持其优势地位，整个投融资体制逐步变成了系统性地向国有体系输送资源和利益的超级机器，与低利率相配合的适度通胀政策，成为了当局的长期方针，民众从自身经验中很容易就能感受到这种剥夺，另一方面，出于维持优势地位的考虑，不仅国企野蛮生长，也造就了大批僵尸企业，当局也一再通过类似“放水”——如注入资本金——的手段维持优势地位，而置基本的经济规律于不顾，对民众来说，当局再度采取“放水”策略，是一种近乎必然的前景。
当前的债务中，负债方主要为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实际上都以中共政权为最后担保人，“放水”符合体制的利益；此外，大陆并不是可问责的民主体制，政策出台不受民意之约束，也因此，最可能出台的，恰恰就是令民众受损的“放水”政策。也因此，“权威人士”的上述言论，倒是令人颇有太阳从西边出来之感。从中所透露的信息，颇耐人寻味，在笔者的理解，这其中的逻辑，可能并非仅仅出自于经济的考量，而有更深的政治逻辑。
在维持专政体制的同时推行市场化，一方面使得体制能够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最大利益，实际上增强了体制的存续能力，但在另一方面，市场化所内在需要的商品、资本、信息和人与人员的自由流动，又使得体制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对非体制成员的直接控制，此外，从市场化中成长起来的新社会群体，尽管也获得了绝对的福利增进，但也感受到体制的利益剥夺，从而天然地具有亲自由化的价值立场，而对于专政体制具有拒斥的态度。换言之，一方面是退化的控制体系，一方面是上升的新社会群体，两者之间存在著难以调和的紧张关系。
对于专政体制来说，当经济运行良好时，通过网格化维稳的层层管控，可以做到表面上平安无事，但新社会群体既具有自由化的价值，对于体制持疏离拒斥的态度，同时体制又缺乏对新社会群体的直接控制手段，持续增长的群体性事件，以及越来越活跃的社交媒体话语都表明，一旦新社会群体因特定条件而采取集体行动，对于现体制来说将是难以应对的噩梦。 27年前，仅仅是大学生的集体行动，体制最终都不得不采取强力镇压的措施，如今，一旦如此壮大的新社会群体采取集体行动，对于体制就可能具有如同北非茉莉花革命那般的颠覆性冲击。
在所有可能成为导火索的特定条件中，通货膨胀应是当局最为担忧的，相比就业、环境、灾难等因素，恶性通货膨胀最有可能串联起跨地域和跨阶层的突发集体行动，27年前的那场惨剧，尽管发源于校园，与此前的价格闯关风波也有著相当的关系。也因此，尽管当局长期采取适度通胀的方针，同时也对可能的恶性通货膨胀抱有最大的警惕，1993年间，因邓小平南巡点燃的经济热潮，一度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当局随即采取了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运用各种手段将之平息了下去。也因此，“权威人士”的发言，与其说是对于经济前景的表态，不如说是当前债务问题之下的某种政治表态，有著其特定指向。
这一政治表态所指向的，并非普通民众，而是体制内的利益主体，对于最高统治层本身而言，恶性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系统风险，或许是最大的忧虑，但对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等利益主体而言，通货膨胀能够为此前的冒进行为买单，进一步的杠杆化还能可能为其个人带来丰厚利益，从而会期盼甚至推动这样的进程出现。这种中央和地方，以及中央和部门之间的分歧，根植于改革开放时代以来的地方分权和部门分权，不仅是长期“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症结所在，也是当下可能的债务危机之下，最终难以克服的顽症。“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的表态，不啻是向各级体制内利益主体宣告，要做好过长期“新常态”紧日子的准备。
三年前，王岐山曾向各级干部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书中托克维尔关于改革的这句话，成为大多数人关注的焦点，并因此将这个推荐看成是最高领导层拒绝进一步改革的态度。而在我看来，这一推荐可能别有用意，法国大革命的直接近因正是恶性通货膨胀，推荐这本书或许是向各级干部表明，为了维持专政体制，应该将自身的特殊利益放置于体制整体的存续之下，具体到当前，这就意味著，宁肯尽量去克服经济低增长状态下的各种困难，也不要将希望寄托在“宽松货币加码”的风险之上，这是一种宁可萧条也不愿意放水的选择，“权威人士”所表达的，或许正是这样一个意思，建立在政权存续优先的政治逻辑之上。
不过，如此天量的债务包袱，究竟能否通过长期的经济运行加以消化，并不是当政者的意图就能左右的，人口红利消失，各种成本上升，加上产业外移等等，已经事实上降低了大陆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现行体制的法治水准又不足以支撑创新的出现，以一个难以避免走弱的经济进程，去消化如此天量的债务包袱，看上去更像是不可能的任务，或许，尽管当政者并不愿意看到恶性通货膨胀的出现，但它还是会如同一个自我实现的诅咒那样，最终出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