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改革開放初期是「民進國退」，大約從1990年代中期，為了增強政府的控制力，中國政府有意將國民經濟引上了「國進民退」的軌道。大約在2000年代初，大部分人都意識到了「國進民退」的嚴重性。2003年國資委成立後，「國進民退」的趨勢愈加明顯。
「國進民退」對中國經濟是建設性的還是破壞性的？「國進民退」需要為這幾年中國的經濟衰退負責嗎？這是很複雜的問題，大家各有看法。
任何經濟層面的東西，遲早會反映在政治層面。2016年6月7日，一則來自國資委的新聞引起社會各界強烈反應。此新聞的核心是：國企重大決策須由黨委討論後董事會決定。
任何稍微具備經濟學常識的人，都會產生疑惑：這分明與現行法律矛盾，置《公司法》於何地？
《公司法》是中國近年來出台的法律中比較有進步意義的。《公司法》明確規定：股東大會是公司的最高權力機構，董事會負責日常重大決策，總經理負責日常經營。這些規定，既合乎法律規定的責權利統一，又符合國際慣例，是中國經濟依法前行的重要保障。
現在，按照國資委的意思，重大決策，先要黨委開會通過，然後再由董事會、經理班子討論通過。雖說在「重大決策」前面加了「國企涉及國家宏觀調控、國家戰略、國家安全等重大經營管理事項」作為限制性定於，但是，這些比較空泛的定義幾乎很難起到限制作用。一旦黨委先定、董事會後定成為事實，權力蔓延的本性會難以遏制。
黨委與董事會的決策會完全一致嗎？我們來看兩張可能性。
假如意見完全一致，那麼，黨委會就沒有意義。
假如黨委會與董事會的決策不一致，該聽誰的呢？如果聽黨委會的，否定了董事會的意見，那就是對出資人合法權益的侵害，就是對《公司法》的顛覆；假如聽董事會的，否定了黨委會的，那麼黨委會有什麼用？
黨務工作者一般不是企業管理行家，以他們的會議來決定企業的重要事務，似乎不妥。
現在中國說要建立法治社會，法治社會，首先要明確立法權。中國的立法權在全國人大。國資委作為行政部門，沒有立法權，其一切行為必須符合現有法律。現在出台一個與法律明顯背離的政策，實為不妥。
除了與公司法牴觸，此次國資委的土政策還有一條，國企裏面中共組織工作機構和人員要納入企業管理機構和人員編制，保證黨務工作人員與經營管理人員同級同酬，並把經費納入企業預算，從管理費中列支。這個是否獲得法律授權，也存疑慮。
甚至關於「什麼是國企」，本身也是比較含糊的。中石油這些企業，在海外、國內均是以上市公司的面目出現。這是嚴格意義上的「國企」嗎？如果以黨委指揮董事會，國外股東同意嗎？
在鄧小平時代，中國改革的口號是「黨政分開」、「政企分開」。這兩個分開，這些年已經不再提了。但是若一下子退到黨管企業，可能性也不大。最高權力機構既要考慮社會各界的反應，也要考慮政策的連續性。
我們回過頭來看國資委此次表態的方式：國資委中共黨委在最新一期的中共理論雜誌《求是》發表題為《在全面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中加強黨的建設工作》的文章，提出上述「想法」。而不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出現。
可以看出，國資委很有可能是通過文章來試探社會各界的反應。在社會各界做出比較強烈的反應後，國資委如何應對，值得關注。如果反應過於強烈，恐怕連「國資委是否應該存在」這個老問題都會被翻出。所以，國資委此次有關設想很有可能胎死腹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