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离开这个世界已经8年了，时间过得竟然如此之快。

作为一代改革者、中共党内民主派的领军人物，无论身处1980年代、贵为总理、总书记的政治舞台时光，还是“六四”落难后被软禁的晚年岁月，赵紫阳都留下了可圈可点、供后人回味无穷的历史。固然，这段历史记载了一位改革者寻求民族发展、国家出路的艰难历程，但本文想强调的是，它又何尝不是一个良知未泯的共产党人为这个已经疾病缠身、却又大权在握、前景堪忧的党寻找出路的过程呢？

前不久在纽约召开了一个纪念胡耀邦赵紫阳、促进中国宪政转型的学术研讨会，会上有的朋友讲胡赵政改思想的实质是废除一党专政；也有的朋友认为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赵紫阳就已经有了一条不同于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这些评价可能高了些。根据我对胡赵的研究、特别是大量第一手资料的梳理，还在台上时的胡耀邦、赵紫阳都没有达到要“废除一党专政”的思想高度，可以说离这个还很远。

胡耀邦被迫下台后两年郁郁而终，其间主要研读的书还是马恩全集之类，他在思考问题，也很痛苦，但很多问题还没有整明白。与胡耀邦相比，赵紫阳要幸运得多，他毕竟活到了21世纪，看到了“六四”后整个国家巨变的演变，也看到了共产党自身的加速蜕变。从这个党面临的深刻危机中，赵紫阳确实体认到了一党专政要不得，非改不可。他也的确超越了邓式改革思路，开始提出一条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那就是中国最终要走议会民主的道路。当然，严格地说，赵紫阳虽然否定了一党专权和“无产阶级专政”，但对中国现代史、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历史合理性，尚缺乏更深入的反思。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曾指出过，赵紫阳没有能区分制度现代化逻辑和共产革命逻辑之间的根本区别，他只是否定了“专政”逻辑，而没有走到否定作为“专政”逻辑之根源的共产革命逻辑本身。直到进入新世纪，赵在同老部下杜导正的谈话中，还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是对的”（见杜导正《杜导正日记：赵紫阳还说过什么》，第223页）。在这个问题上有新的思想超越的，是前中宣部长、2010年已经去世的朱厚泽。但这些都不甚重要，因为赵紫阳并不是思想家。重要的是赵紫阳以过来者身份、以曾经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身份对这个党所做的病理诊断，以及他所得出的实践性结论。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赵紫阳就尖锐指出：“我党我政权腐败大量存在，大量地将国有财产、国有资源，通过不正常管道，向私人手中转化。今日中国开始了国有资产大量转入私人手中的长过程。”“我们过去做了40年社会主义精神灌输，用一种崇高的价值观教育人民，如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对我党要求很高”，而腐败“如此严重，自然引起人民的严重不满”。那么，问题的根源在哪儿？赵紫阳明确讲：“这种转公为私的腐败行为，皆源于小平同志的‘经济自由、政治集权’。我们经济改革开放，开放了，这很好；但政治一套，还是我们的老一套，即专政，专制，党外无民主，党内亦无民主，如舆论，操在我少数人之手，官员贪污腐败，无任何人敢于揭露、批评”（同上书，第84-85页）。

后来，赵紫阳又把中国政治的顽症总结如下：“目前政局，经济开放，政治收紧。官僚、个体老板、知识分子发了财，但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不公平，社会矛盾尖锐。中央不想政改，靠5种办法拖延统治：一是依靠军警，二是控制舆论，三是将事件灭于萌芽中，四是防止任何有组织的活动，让百姓处于一盘散沙中，五是笼络救济，勿让民众铤而走险。”（同上书，第230页）

这几条总结得相当准确。即便在今天，官方“维稳”思路也没有超出这几条（大概只有鼓噪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是这几年的新招数）。

可以说，90年代后期到进入新世纪，赵紫阳对中国必须走宪政民主道路的认知更加清晰而明确。他希望避免因国家失控而出现乱局，他也希望共产党能顺应历史要求，主动承担引领改革的责任。这个思维进路决定了赵紫阳渐进改革的基本转型战略，用他的话说就是，“在目前中国条件下，首先必须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实行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如果我们不朝着这个目标前进，那么中国市场经济畸形状态，不健康的市场经济，权力市场化，社会严重腐败和两极分化等问题，就不可能解决，法治社会也不可能出现。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切实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且朝着这个目标进行改革。另外一方面，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在这方面亚洲国家和地区有很多情况值得我们重视。如台湾、韩国这些国家和地区，他们由原来那种体制逐步转变为议会民主制度，有很多很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根据中国的情况，在过渡期，为了能过渡得好，至少是在一定时期，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仍然是一种正确的选择。”（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7-298页）

赵紫阳甚至分析了中国建立反对党的必要。他指出，由于现政权拒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社会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我们这种体制下，除我们党一个党外，无一个强大的政党，反对党，这样，这个政权一出事，一盘散沙的人，谁也不听谁的，可能出现慈禧崩溃之后，军阀割据，即一个省宣布独立，几省独立，国内大乱，老百姓可就吃苦了！如果我们党开放党禁，有强大反对党起来，我们下，反对党上去，局面还能维持。但这条路子，江泽民肯定不敢走，不愿走的”；“我们现在不培植反对党，一旦垮了，国内会大乱的，这是最危险的”！（《杜导正日记：赵紫阳还说过什么》，第233-234页）

当然，这样的话，共产党内的顽固分子听不进去，那些只想着自己那点儿既得利益的权贵集团听不进去，因为立足点完全不同。赵紫阳的立足点是为了国家的长远未来，也为了给共产党找到出路；而顽固分子和党内保守势力的立足点非但不是整个国家，甚至不是给他们带来了巨大好处和利益的这个党。他们不愿意为拯救这个党而牺牲一点儿家族和权贵集团的利益。他们要用自己的利益绑架这个党，直至毁灭。

中国今天面临的问题，与8年前赵紫阳在世时的情况相比，没有什么不同，甚至更加严峻。

那么，十八大新上来的习近平、李克强们，是否记得当年赵紫阳的这份痛苦、这份反思和这番呼吁呢？

（作于2013年1月21日，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