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的大部分内容曾于2004年在“Human and Human Rights”上以英文发表过，现以中文发表。——作者
1989年到了。
新年伊始，北京就开始下雪，软软的，洁白，冷清。谁也没有想到，4个多月之后，这里就会发生一场社会大爆发，雪变成了血，人肉，和死亡。
1987A超新星爆发
也许真是有上苍的安排，1989年我写的第一篇科普文章就是爆发━━超新星爆发。我的研究重点并不在超新星上，但是，超新星1987A 爆发之后，超新星成为舆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不但天体物理界，就是非天文界，非科学界似乎也对超新星发生了莫大兴趣。很多地方都要请天体物理学家介绍超新星。我也多次被请过。因此，不得不写篇科普应对。
在现代，超新星爆发是个纯粹的天体物理或宇宙学课题，但在中国历史上，超新星爆发（古称客星的一种）不仅是天文，同时也是人文。中国古代极重视这类稀有的异常天象，原因之一是为了占卜。按照古占星术，超新星爆发一般不是好兆头。从汉朝以来的2000年里，最壮观的超新星爆发有过6，7次。例如，“宋史”上记录，公元1006年爆发的客星，“状如半月，有芒角，煌煌然可以鉴物”。按占星术，这种壮观的天象大都预示着兵燹、天灾、或者是皇帝要驾崩了。据说，每次凶兆都“应验”了。比如，公元1054年客星（即有名的蟹状星云）占卜结果是“上有灾” .果然，不到一年，辽兴宗耶律宗真就归西了。
天文界有不少占星术业余爱好者。一位精于此道的爱好者占曰：1987A 爆发亦主凶，“上有灾”。果然，不到一年，中华民国蒋总统经国就“驾崩”了。位置也合，1987A并不在银河系主体中，而是在银河系外围的大麦哲伦岛星云中，恰如大陆之外的台湾岛。这当然皆为戏言。但超新星的确曾有过重要的作用。每当客星出现时，负责占卜的官员一定要上奏皇帝，建议颁行“天下大赦”，以感动上苍，消灾灭祸，造福社稷。这时候，皇帝也不得不听从。在这个意义上，超新星对黎民百姓应算是景星。
我当时所在的北京天文台，前身就是负责观象、历算和占卜的司天监。如今的北京天文台已没有义务和能力去预卜统治者的未来了。但是，按传统，今天的天文学家仍有义务也有权利关心社会的灾祸。在我写超新星文章时，‘大赦天下’的古制又再一次被想起。中国社会的今天，不是同样有必要颁行一次‘大赦天下’么？
“大赦天下”的公开信
因此，在写完超新星一文后。我写了一封给邓小平的信，建议颁行大赦：
中央军委邓小平主席：
今年是建国的第四十年，又是五四运动的第七十年。围绕着这些日子，一定有不少纪念活动。但是，比之过去人们可能更关心未来。
为了更好地体现这些节日的精神，我诚恳地向您建议，在建国四十周年的时候实行大赦，特别是赦免所有魏京生那样的政治犯。无论对魏京生如何评论，赦免他这样一个已经服刑十年的人，总是符合人道的精神的。
今年又是法国大革命的二百周年，由它所标志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已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尊重。我再次诚恳地希望您考虑我的建议，以给未来增添新的尊重。
谨祝近祺！
方励之 一九八九年元月六日
这就是后来被中共当局指控为导致北京1989反革命暴乱的罪魁之一的信。
此信手抄了3份。一份于当日中午投进北京天文台门外的一个公用邮筒，寄往中共中央。下落不明。
第二天，元月7日，星期六，有两位客人来我家。第一位客人是刘达，他曾长期担任中国科技大学的党委书记。他看了信稿后，表示很赞同，连连说：“是该把这些人（政治犯）放了！”而且，愿意帮我把信送到到中央。他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委员，有有效的送信渠道。刘达转送的那份手写原件，后来曾在军事博物馆的“平暴展览”上作为暴乱物证展出过。
元月7日来的另一位客人是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林是新朋友，他于1988年中秋节前夕才来到北京，担任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代表。我曾于1986年通过美中学术交流项目访问过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所。所以，林到北京后，我们很快认识了。我把致邓小平信的第3份手写本给了林。当晚他就把信译成的英文，给了一些外国记者。这样，它就成了一封公开信。林培瑞教授至今仍保有那份手写的反革命原件，在他的家里作为反革命物证挂在墻上展出。
2月13日下午，北岛、老木等文艺界的几个年轻人来我家，询问有关呼吁大赦的情况，我给了他们一份我的公开信的打印副本。他们在我家起草了一封致人大常委会的信，也呼吁特赦政治犯。该信当即用我家的286计算机打印出来。3天后，北岛等的信公开发表，其上有33名文化界人士的签名，就是用286打出的那封信。
同时，中国科学院的一些同事也开始酝酿写公开信给中央，呼吁当局特赦因思想问题而获罪者。为发起人之一是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许良英教授。他那封信发表时有四十多位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学者签名。
后来又有文化界（戴晴，苏炜等）的另一封公开信。
事不过三。几封公开信发表后，最高当局坐不住了。司法部第一个站出来反击，他们的正式论据是，写呼吁信是干扰中国司法的独立。可见，在人民共和国的国度里，公民写呼吁信的权利也是没有的。呼吁信算是一种“瘟疫”。接着，当局开始对在公开信上签过名的人，一一进行教育或再教育，有的“美言”相劝，有的被警告，有的被公开监视。我的待遇是非公开的监视。
以下是非公开的监视的两个小证据： A. 当局编制的指控我“制造动乱”的文献影片中，有我骑车到天文台上班的镜头。 B. 6.4之后，我在科大时的秘书顾安苏被当局审查，问他：“你为什么一天三次去方励之家？我们有录像，证明你一天去了三次。” 有录像当然不能否认，祇能从容而答，顾说：“没错，是去了三次。因为方老师家的饭好吃，我一天去吃三顿。”
宴会事件
就在呼吁信“瘟疫”流行的时候，刚刚就职的美国总统布什，来了中国。
美国政府对苏联的人权问题、持不同政见问题颇有经验。但是，对中国，总统面临的选择是：冒着开罪中国政府危险，同等地对待苏联和中国的人权问题？还是采取不同的标准，回避中国的人权问题，以维持政府之间的“老友”关系？总统有聪明的智囊，想出了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即邀请一些中国的异见者参加总统在北京的告别晚宴。按西方的文化，晚宴既是一个正式的公开的场合，但又可以避而不谈为难的话题，因此，邀请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共赴晚宴，既表示了总统对中国人权的关切姿态，又不会有损于中国领导人的正统权威。似乎是个高明的平衡。
就在这种情况下，李淑娴和我接到美国大使馆派人送来的白宫请柬，邀我们参加2月26日的总统告别宴会。后来知道，总统的告别宴会邀有500位客人。除李淑娴和我之外，还有于浩成先生等几位异见者，总数不超过百分之一。不能不承认，总统智囊的计算是很精密的。百分之一是在泊松误差范围之内。
然而，智囊们的计算还是错了。他们忘了中国的宴会政治文化传统。在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政治宴席是太多了，许多重要事件都是同宴会连在一起的。相比于莎士比亚的戏剧，京戏中的宴席场次要多得多，其道理即在于此。大凡唱到“摆酒设宴”一场，就知道好戏要到了。
泱泱中国岂容得美利坚总统也来一次摆酒设宴的政治戏？总统的Texas BBQ牛肉宴，是选错了地方，选错了时间，也选错了对象。中共领导人绝难接受，在他们是客人的场合，居然还有持不同政见者在，那怕祇有百分之一。我知道此中的厉害。因此，在接到邀请的第二天，2月23日，我就电话告知中国科学院外事局局长（原在北大物理系任职，我认识）：我收到了宴会邀请。如果当局不同意我接受邀请，就请及早告诉我，以便及时婉谢。
按常识判断，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即使不高兴也不会形之于色。更聪明一点，可以利用宴会一事，做出一幅宽容的姿态。所以，我估计，如果当局不容许我出场作客，最可能的方式是通过天文台或科学院直接通知我。事实上1986年后，凡不准出国、或不准去合肥参加学术活动等等限制，都是以这种方式通知我的。
3天过去了，直到我动身赴会前，并没有任何明言或暗示要我拒约。那天下午，北京天文台还派来汽车，要送我和李赴会。当局的闷葫芦里卖的是甚么药呢？一时真不好猜了。
确实，智商正常的人绝猜不到当局会采用如下的5大对策达到一个极简单的目的：阻止我们赴宴。
第一对策：戒严截车。
2月26日下午5：30，我们同林培瑞夫妇乘一车从中关村保福寺916楼出发，一路向东，直奔希尔顿长城饭店。后来，司机告诉我们，我们的车一上路，他就发现有另一辆车尾随上了。但是，当时他没有告诉我们。6：00左右，我们的车行驶至长城饭店附近的三环路口，发现戒严了。上百的警察虎视耽耽地横在路上，不准一切车辆通行。开初，我们还以为是为了布什一行的安全而实施的。哪知道，警察一发现我们的车到，立即密集拦截，戒严遂即解除。原来，戒严的目的专是为了截住我们这辆车。
第二对策：最高特工当场指挥。
我们被截下车后，试图步行去长城饭店，但很快就被一群便衣团团围上，堵住了我们去往长城饭店的路。为首的一个黑粗粗的便衣，一看即知是个训练有素的打手，他上来就架住我，接着说：“我是这次布什来访安全的最高特工负责人。美方特工提供给我们的名单上没有你们二人，所以你们不能参加宴会。”可见，中国最高特工当晚根本就没有去保卫贵宾。
第三对策：停止公共交通。
不能向前，祇好向后。我们决定去美国大使馆求证提供给“最高特工”的名单。这时，我们的车及司机都已找不到了。随即跳上一辆出租车。该车走了数百公尺，又被警车追上，再次勒令停车。不得已，我们祇好改去公共车站等候电车，或汽车。然而，警察还是比我们快，凡有我们等车的车站，所有过往公共电车汽车都被警察命令不准在该站停靠，不准上车，也不准下车。在这些车站等车的其他乘客不明白发生了甚么事，陪同我们一起倒霉。
第四对策：陪同“散步”。
放弃乘车的念头，我们向秀水街使馆区步行。这时已约7：00pm，天色昏暗，气温下降。我们4个人的前后左右都有警察“陪同”，穿制服的，穿便服的都有，还有一辆警车紧随在后。每一个街角都有一辆武装三轮摩托整装待命。可以看到的警察至少在100个以上。至于看不到的后备队，可能更多了。总之，一两个自由思想者，抵得上100个武装的警察。
8：30pm，我们走到使馆区，偶然路遇加拿大外交官霍雷（Horley）夫妇，他了解到我们的困境后，立即邀请我们去他们家小坐。警察无奈，不能再“陪同”我们了，因为不能硬闯外交官的家。警车则近逼到这位外交官的家门口，处在待命状态。 8：30－9：30，在Horley先生的家一小时中，我们同许多记者联系上了。早在宴会进行时，许多记者已发现李淑娴和我的席位是空的，知道事情一定有变。很想知道详情。因此，我们决定下一站去香格里拉饭店，那里住有上百个专为采访布什访华而来的记者，可以让更多的媒体知道今天倒底发生了甚么。
对策之五：“护送”我们去记者招待会。
我们与香格里拉饭店的电话联系，当局必有窃听。因此，我们很担心，在离开Horley家去香格里拉时，可能又会遇到警察拦截，以阻止我们会见记者。一上路，确实又有警车紧随。但是没有拦截，一路通行无阻，安全而准时地到达香格里拉饭店。之所以如此，最可能的一个解释是，当局原计划的阻挡方案中没有有关记者招待会一项。一个中央计划政权，原计划中没有的，警察也就不去做了。（计划对警察行动之重要性可由下例标语看到。1988年初，交通警察在北京天文台前的路上写了一条大字标语“为努力完成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上限）计划而奋斗”。）
晚11：30，召开临时记者招待会，发布了我们的‘晚宴’经历。北京数百警察的一夜按计划的努力，没有白费，终于抢了总统布什的镜头，成为第二天的头条新闻。
南下苏州
1989年3月6日晚，我乘京沪特快列车从北京南下。目的是去苏州参加中国天文学会大会。同车走的还有其它3位北京天文台的同事，以及顾安苏。一夜顺利，7日早上10点钟火车准时进入上海新站。
一下车，就看到有3个人来接我，为首的是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杨缢泉。他们是当局委派来特殊‘照顾’我的。目的是不准我在上海停留，径直去苏州。因为杨等都是天文界的熟人，我不能为难他们，爽快地接受了他们的照顾，坐进他们准备好的小车，立即离开是非之地上海。而其他4个来同上海者，则自行其便了。
杨缢泉倒也相当爽快，轿车开出上海站后，他第一句话就说：“老方，这次可不要在苏州爆炸原子弹。我们是老朋友，一言为定。”
我当然明白‘原子弹’的含义，答道：“我这次祇有宇宙大爆炸，不会有‘原子弹’爆炸。”
事实的确如此。为了不给同行带来麻烦，凡天体物理学术会议，我祇宣读论文。免谈国是。隔墻有耳啊。苏州会议，当然也不会例外，除了宣读原初宇宙大爆炸论文外，祇打算到苏州观前街上去买点豆腐干。
在苏州的5天会议中，不祇我自己的一切活动倍受照顾（连到观前街也有专车专人陪送），而且，其他许多人也得到‘照顾’。整个会议期间，我们所在的饭店，没有其他客人。因为，当局已命令该饭店经理，这5天之内，不准再接待其他客人，也不准任何外人进店访客。对外公布的理由是，这些天文学家所研究的星空和宇宙，都是高度尖端的，必须严守机密。与会的天文学家不禁为自己的身价突增，而飘飘然。
但也有人倒霉。有两个上海教育出版社的编辑，正在苏州办事，借住在苏州大学。其中一位编辑负责出版过我的《天体物理学前沿鸟瞰》一书。他们得知我在苏州后，就邀我于3月8日晚上在苏州大学食堂吃晚饭。我答应了。这个简单的约会，没有其他人知道。可是，在他们约我之后不到3个小时，就被苏州大学当局找去，盘问他们倒底是如何同方励之联系上的，为什么要请方来苏州大学吃饭，等等。两位朋友一一如实交待了。还好，没有阴谋，当局对他们从轻发落：要他们立即离开苏州大学，不准再到苏州大学来吃饭。
这件事很快在天文会议上传开了。吸引了好事的天文学家们研究，当局倒底是用什么方法能在3小时之内就得知方励之要去苏州大学吃饭的。可见，不祇隔墻有耳啊。一些理论天体物理学家使用严密的逻辑排除了不少解释；实测天文学家则使用他们的最拿手的方法━━证认饭店中的哪些人员是由安全部派来的‘钉子’。
谢天谢地，虽然有点小插曲，5天的会议总算圆满结束。散会的时候，杨缢泉非常高兴地来和我道别，似乎也是对我这个老朋友的一种感谢，他说“原子弹没有爆炸！”当然不会爆炸，“原子弹”不是带在我身上，而是蕴藏在社会中。
三百年和七十年
用‘原子弹爆炸’来形容1989年春天的中国社会形势，确有几分准确。原子弹爆炸需要几个条件。一，有足够多的可裂变物质；二，把可裂变元素聚集在一起达到临界质量；三，有及时发射的中子进行引爆。1989年的中国，这3个条件恰好都具备了。
首先，腐败日益滋长，政治改革迟迟不行，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空间的狭窄，使越来越多的学生、知识份子、工人、个体户、党内干部、甚至一些上层干部都感到愤懑、压抑和不满，形成了数量可观的可裂变元素。潜在的爆发能量处处皆有。
其次，1989年有好几个纪念日，五四运动70周年，建国40周年，北京民主墻10周年，分散的不满和愤懑很容易在这些日子里集中到一起，使裂变物质聚集到临界质量。
至于引爆的“中子”，几乎是时时都有的。由当局蠢行所引起的小规模的风波，此伏彼起，从没有断过。比如，当局对那几封大赦天下公开信的拙劣处置，就是能引爆的“中子”之一。
尽管如此，我当时并不觉得一次引爆就能完成中国的民主化改革。应北京五四70年纪念活动之邀，1989年4月4日，我写了一篇文章“从北京天文台看中国民主进程”。我对历史估计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五四’，最有价值的作用是倡导将民主和科学注入中国文化……。然而，就民主和科学二者在中国的注入进程来看，五四大体正好分别是它们的起始期和完成期。意思是，一九一九年，中国刚刚开始她的民主政治的进程，而那时，中国已开始全面地接受现代科学，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冲突过程已近结束。”所以，“对中国的民主进程似还可以不必太悲观，与三百年的科学注入史相比，七十年的民主注入时间虽已不短，但还不致令我们完全气馁。”
意思是说，解决“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冲突”，前后用去了307年， 1914-1607=307.起始和终结的标志性事件分别是：1607年，徐光启和利玛窦翻译出版欧氏“几何原本”及随后的中西历法之争；1914年（民国三年），中国正式采用基于现代天文学计算的历法，“洋”历通行。在民国三年颁布的历书上特别写有：“本年历书系用东西各国通行之法推算”，这是300年才得到的结论。而1919年才引进的德先生，到1989年，祇同“传统”冲突了70年。远还没有认识到德先生是“东西各国通行之法”，不奇怪。再“冲突”100年，也不算太奇怪。
四月和五月
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可裂变元素聚集，终于大大超过了临界质量。爆发了。历史发展是不是加速了？
学生的请愿和示威开始后，我的生活方式，大体是上午去天文台工作。下午接受各种访问者，有朋友和学生，有中外记者，当然来访者中也有关部门的线人。晚上则是我写学术论文的时间。
在所有记者访谈中，我一律都表示支持学生的诉求。但我一直没有去游行，也没有去天安门广场旁观。原因是被全天候监视。早在学生请愿的第3天，4月20日，有关当局就开始在内部传达，北京的学运是由方励之夫妇一手制造和指挥的。并以此为由，伺机扑杀运动。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北京天文台和学界的有心人处处帮我防范，以使在全天候监视下，当局也无机可伺。
4月25日，席泽宗教授邀我去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做报告，那是我在北京的最后一次公众报告。讲的是北京天文台的710年。元朝定都北京后，郭守敬等建北京天文台，历元明清各朝，司天制历。以北京天文台漫长的历史腑视人间，如今不过是又一新朝罢了。星移斗转，潮起潮退，朝兴朝衰，概莫能外。科学的“法轮”已转进了中国，民主的“法轮”也在转了，今天的困境不过是它们转动时的嘎嘎之声而已。很巧，当晚广播《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群情哗然，果然，嘎嘎之声又起。
4月27日，学生组织大游行，科学院的不少研究生也去了，目的是抗议《人民日报》社论。可以预料到，当局要以抓“一小撮人坏人”的方式，镇压运动。这是中共镇压各种不满情绪的惯用方法。李锡铭（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在内部已明说，这“一小撮” 组织游行的，就有方励之夫妇等。大家都熟知当局下一步要做甚么。果然，据参加游行回来的人说，在游行现场有传言，说方励之在游行队伍中“跑前跑后地”指挥。这是一个恶化信号。
恶信号制造者的计算，早被天体物理学家们预料到了，并先发制之。那天上午在天文台原定就有一个报告会，由法国人Jean-Marc Bonnet-Bidaud 讲“毫秒脉冲星”。这个活动，不仅没有因游行而取消，而且台长李启斌教授（2003年去世）特别要我出面主持报告会，不少参加报告会的同事都明白为何如此安排，一到会场（即在“跑前跑后地” 的谣言出现之前）就说：今天我们可以证明，方励之没有去指挥游行，而是在指挥“毫秒脉冲星”哪。谣言自灭。尽管如此，袁木等国务院发言人仍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点名：游行是由方励之等操纵的。
4月28日，第一次有人力劝我离家躲避，这是几位年轻的同僚。他们从高层关系上得知，有关方面（李鹏，李锡铭等）正在具体研究如何对付方励之等。几位年轻同事给我制定了甩掉跟踪的行车方案，也安排了隐藏地点和联系方式。例如，约定的联系方式之一是，电话铃响到第八次再接，等等。
我没有接受这个安排，一则觉得局势似乎还没有坏到要躲的地步，二则我也不喜欢就此离开同事。但是，我接受了他们的忠告，骑车要注意后面，尽量不要走夜路，等等，以防不测。
5月12日，学生绝食，运动如火如荼。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也下降成第二条新闻。北京的学生和市民，感动了整个世界。一时似乎令人觉得中国的变化就在前头了。但是，学界的朋友，大都反对绝食。因为，“伺机扑杀”的危机并没有过去。不少人想说服学生停止绝食。但不成功。
5月18日，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打来一个很恳切的电话，要我去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我也是主张停止绝食的，几乎被张说动了，想去天安门试试。但最终还是克制了冲动，没有冒然出发。张五常教授可能知道管惟炎和我有过一次成功的经验，即于1986年12月23日夜，成功地说服科大学生结束在合肥市政府广场的静坐示威。但那已经是我们的能力的上限了。我不具有说服天安门广场学生结束静坐和绝食的能力。
去大同
5月20日当局宣布北京戒严，人心浮动，形势更紧了。各种版本的黑名单，开始在国内外流传。每个名单中都有我，祇是排名前后略有不同。
5月22日我仍去天文台。同黄家声（当时研究生，现为Harvard-Smithsonian Center for Astrophysics 研究员）讨论我们的论文“A historical supernova\’s lower limit to the galactic stellar collapsing rate”。这是我在北京天文台完成的最后一篇论文。
我接到不少国外同行的电话，美国的，欧洲的都有，建议我离开北京。恰好，天体物理界预定5月24日至29日在山西大同召开高能恒星天文学会议。当时，交通已经不正常，许多学术会议都取消了。但天文界却仍坚持原定计划。这也符合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一个传统，越是社会动荡的时候，天文学家越是要不间断工作，因为，那时的社会越是需要星占。现在，占星是不再需要了，但天空是最不理会社会动荡的。
5月23日，我和北京天文台一位年轻同事刘玉林，一起去大同。北京火车站一片混乱。军用列车占用了北京周边的车道，民用列车无法正常调度。我们在北京站等了一天，没有等到去大同的车。不得不再回家。
第二天， 5月24日，我和刘玉林再去北京火车站。终于下午6：00有一班车去大同。车经过昌平的时候，整个车站十多条车道，都停满了军列，我们的列车在唯一的一条空闲轨道上穿行而过。两边的军人就是后来从东面杀进北京的部队。
刘和我于5月25日凌晨3∶00到大同。我在当天上午报告，题为“超新星1987A的高能过程”。尽管这里也已被监视，会议仍一丝不苟地进行。
悬空寺前的“占卜”
5月26日，按会议安排，游著名的恒山悬空寺（一名玄空寺）。这个建筑堪称一绝。整个寺院大小数十个殿堂，都不是建在地基上，而是挂在一面极大的垂直的绝壁上。其哲学是，要想修炼以成正果，必须离开大地，隔绝世俗，不闻鸡鸣犬吠之声，告别红尘的纷扰。它的历史比北京天文台还长一倍，已1400年。其中也许会有有价值的历史天文数据。
会议参加者约30人，乘车到山脚，沿土路，漫步向寺区走去。远远就看到，在土路的最后一个拐弯处，站着一个人，衣衫褴褛，有乞丐状。当我们这群人走到拐弯处时，该人突然跑过来，从人群中一把拉住我，连说∶“我给你算命，我给你算命，不要钱，不要钱。”如前述，天文界的业余占卜爱好者颇多。不禁想看看这位“高人” 的功力。“让他算，让他算！”这样，我就被拥簇到一绝壁下。30多与会者围在“高人”周围，似乎是在听一场外加的学术报告。
人静下来后，卜师首先说：“你是他的领导。”“他”指的是站在我旁边的刘玉林。这不难判断。我和刘的年龄差，一眼即可看到，猜到我们有师生关系，很简单。然后，卜师拉着我的左手，揉。说道：“你的手掌小，肉厚，很柔软。”这也不错，但祇是描述性的说辞。卜者又道：“这是虎掌。”心想，这是不是恭维话？卜者稍顿数秒，结论有了：“不过，你现在是虎落平阳了，有大难，快往西走！”
众占卜爱好者没有提问，no comments.哄笑散。但有人心里即刻明白了，这位“高人”，十之八九也是国家安全部的一位“线人”。不过，他可能是玩儿错了地方，这里研究各占卜学派的“高人”都有，他算是占门弄卜了。
不管“高人”指点的迷津，我们还是照样地走去，没有向西，也没有向东，而是向上。向上攀登悬在翠屏峭壁上的圣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