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良述事件暴露出法官与律师之间的法律共同体早已破灭。
 
 
 
 
广西律师吴良述在青秀法院立案的时候与法警发生冲突，被撕坏了裤子，受到了快速的管制暴力。此事的进展是，法院与律协介入后发表了调查报告，大有各打五十大板息事宁人的导向。吴良述这边不接受进一步的赔偿，要发起刑事控告，事情不知会怎么结束。
 
这件事造成了法官与律师两个群体之间的情绪对抗，即使那些持有中立立场（法警不该打人，最高法不该将立案庭不得录音摄像作为内部规定）的也逐渐偏向于谴责律师纠缠不休。立场随著吴良述一次次不接受官方调解愈发对立，暴露出法律共同体早已破灭。
 
在过去的类似事件中，法官与律师都在公共话语上秉持一个底线，那就是：存在著一个法律人的共同体，作为止息纷争、衡量司法事件的最大公约数。而现在，法官作为党/法体系再造中的执行者，身不由己；而律师更是涉入不确定的法律环境，两下焦躁得互不相让。
 
吴良述事件中，一个具体的争议在于：立案大厅不得录音摄像是一个不言而明的潜规则，法院按照不公开的文件执行管控，律师默认这个潜规则委曲求全。而吴良述的遭遇逼迫这条潜规则公开出来，一个默认存在的规定，公开后就要面临种种收拾残局的挑战。
 
对法院来说，它要说明这条被公开的规定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可以将禁止录音摄像的规定从法庭延续到立案大厅。但法院面临的问题是，律师在攻击这是一个没有公共效力的“内部文件”，因此对待吴良述缺少法律依据，也就不是依法行为，是一种该受惩罚的暴力。
 
但是对律师来说，它除了攻击这个规定的“不公开性”之外，对于证明它的“不适用性”恐怕乏力——这不仅因为法官在判断时要向最高法院看齐这个明显的事实，也因为法官同样不能推定这个规定是“内部规定”，由它的内部执行状况，并不能推导出它效力限于“内部”。
 
这么一来，法官与律师的纠纷就很难找到一个确定的法律标准去裁定它。这也是法律人共同体分崩离析、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现实原因。法官不得不遵守的法条，裹挟了系统规训、特定司法指向、内部文化等；律师希望将法放在理想状态下解释使用，两下南辕北辙。
 
一个法律的共同体，自然是不管有多少分歧，都可以依靠法律拉回到一个基准线上。但是就吴良述事件看，存在著“拉不回来”的局面，两下的立场相差悬殊，两下的归依不可交流，两下的苦衷处在平行世界。如此一来，法律必定会释放出暴突的力量，断绝律师的“觊觎”。
 
到了这个份上，问题的焦点已经不是具体法律/规定的执行，甚至也不是敲打这种执行的地方小环境，而是指涉法治大环境及法律制度的正当性。也就是说，从具体事件要回到体制了。很长时间以来，把问题归结为“制度问题”快成了一种笑话，但其实一点也不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