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征文）
香港占中运动（网络图片）
引言：美国的可能覆亡与中共国家的先天缺陷
针对源自美国金融危机的全球经济危机，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判断，认为美国政治制度陷入了破产的境地，尤其作为制度性标识的民主理念与人权标准在反恐问题上陷入了道德困境。政治学者不禁要质问奥巴马（更及美国整个制度体系）：「滥用酷刑何谈人权」，以及「有法不依何谈民主」【注一】。在广义视角下，对美国制度批判指向了其国家福利压力导致的社会后果，此种后果彰显了政府的无效与无能；政府在无效与无能之状下还要维护其自身的利益，结果产生了「民主官僚主义」【注二】之怪异现状。对于如此之类的尖锐批评，就算是最坚定的自由主义分子都不会否认。不过，他们并不认为美国的民主危机会导致美国制度体系的崩溃，也不认为美国民主危机就是人类整个民主政治文明即将毁灭的征兆。
在这类的自由主义分子（我当然是其中一员）的对面，有一些人不仅认为美国政治制度危机无可挽救，这种无可挽救如同资本主义作为经济制度无从挽救一样，而且，更认为当代西方（美国加欧洲区域但不包括俄罗斯的欧洲部分）的民主制度衰退必将导致美国重蹈雅典民主主义的覆辙【注三】。如果作为西方社会最发达国家的美国会像历史上的雅典那样覆亡，那么，传统欧洲还跑得了吗？
其实，就美国可能覆亡的三个要素【注四】而言，非民主制度当中如中国更突出一些。其一，金钱的重要性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反腐新政中，被查处的所有贪官几乎都是政商联盟中人，而且由此种强大的政商联盟存在政治走向的能量，所以，反腐新政领军人物王岐山坦言「反腐输不起，也不能输」【注五】，而习近平则更是指出「腐败问题与政治问题往往是相伴而生的」【注六】；其二，裙带和家族政治在中共权体系内更是基本态势，尽管习近平极力整肃周永康的帮派政治与令计划的家族政治，但他本身在此之前与最重量级对手薄熙来的较量则完全是两大红色功勋家族的实力拼杀，而欧洲所有的前共产主义国家在转型后均会面临裙带与家族留下来的负资产——乌克兰的亚努科维奇倒台其实就是后共产主义时代裙带与家族政治【注七】遭遇失败的例证；其三，政党利益高于一切在中共国家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党的领导」是高置于任何社会选择、法律构造、政治活动、经济运行之上的原则，而中共国家虽不允许有标准型政党参与政治事务暨竞争政权，但其内部的派系斗争远比民主体制的多党政治要残酷——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用性命见证了这一点。
一、从弗里德曼到福山
西方民主确实发生了问题，比如公众对政治制度的冷漠与社会激进化之矛盾【注八】，但是问题远非是在美国金融危机暨全球经济危机之后才出现，而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有相应讨论。更早的制度性质疑甚至出现在了苏联解体之前即冷战时代，其中米尔顿·弗雷德曼与罗斯·弗里德曼（夫妇）在一九七九年出版的《自由选择》一书原系一个电视系列讲座，他们的目的是对「凯恩斯革命」实施「革命」，因为凯恩斯主义导致了资本主义体系的政府膨胀，此种膨胀不仅损害经济增长也妨害社会自由。他们坚决认为由某个人或某个集团决定分配方式（也即政府决定大部分），等于「把少数人的意志强加给多数人，这种行为本身就已破坏了平等，因而也必然与自由相抵触」【注九】。在力倡自由选择原则即该书的电视讲稿形成十多以前，米尔顿·弗里德曼还出版过《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与后来成书的《自由选择》被学术界称为姊妹篇。弗里德曼虽然试图发动一场对凯恩斯主义的「革命」，但是，他并不主张完全回归古典自由主义，而认国家在不全面干预经济的前提下，要创造出「使市场机制发挥最大功能」的条件【注十】。不过，弗里德曼的国家（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不具有很大的创造性，尽管它以反对凯恩斯主义为嚆矢。实际上，它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国家社会健康发展、政治理性提升的总结，即在经济学上给出依据。在英国政治学者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看来，情况是这样的：「战后，从右翼到左翼的政治评论家都注意了对社会核心制度的广泛支持。右派（中南欧的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和左派（东欧的共产主义）的政治暴行使人们更加信奉这样一个世界，即由干预主义政府调控的自由经济制度，另外，冷战所施加的巨大压力把一切所谓的政治都限定在民主制度的核心范围内。」【注十一】
西方社会尤其民主欧洲在政府干预经济（凯恩斯主义政策）、政治理性提升方面确实也获得了非常不错的业绩。按着赫尔德引述其文献的另一位学者哈尔西（A.H.Halsey）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回顾，二战后的「政治认同的激流强烈地持续了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注十二】，这是因为一方面在政治观念上，「自由、平等和博爱都得到了充分发展」【注十三】；另一方面在经济观上，充分就业、增长的教育和就业机会造就了高流动社会以及大众富裕程度的渐次提高【注十四】。这两大收获不能不归为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功劳，而至弗里德曼对前者实行观念性的「革命」时，也未能完全否掉政府（国家，这两个概念可时常互换）干预经济此一基本现实。不过，到弗里德曼以美国社会为观察对象分析凯恩斯主义政策的问题时，哈尔西所说的强烈的政治认同二十年之激流已经过去。原因是民主政治在二十年的社会理性提升过程中吊诡地导致了一个不理性结果，此谓「超载政府（国家）」的出现。「超载政府」是西方学术界右翼的看法，而在左翼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巨匠哈贝马斯看来，此为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危机问题。进一步的吊诡则是：在政府「超载」的同时，国家权力遭到了削弱。比如，「人们期望愈加增强」而致政党「被视为达致同一目标即更高生活水平的互相竞争的手段」【注十五】；再比如，「面对诸如管理项目成本的不增长这类问题，国家无力实施有效管理」【注十六】。当然，比一切经济与行政表面化的「超载」更值的注意的是，西方社会的传统权威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们已经不再如战后初期那样尊重权威和地位，更不用说像传统英国社会那样对等级现象还有一定程度上的认同。理性地看待这些现象，凯恩斯主义的功劳在于启动了西方社会的民粹性而不是庞大利维坦的复活。无论基于服务人民的网络技术的初始研发，还是今日呈现出「颜色革命」性质的欧美草根抗议而不仅仅是中产阶级不满，其政治伦理基础都是国家必须捍卫公众福利，不能以政府目标优于公众福利为施政方针。
面对无论是称之「超载政府」还是合法性危机的民主制度内在问题，赫尔德的思考都非常之深刻。一方面，他希望在政治决策者与决策接受者（选民）之间找到某种均衡，也企望全球体系的广泛民主；另一方面，他不认为「意识形态已经终结」，因为「意识形态终结」理论「不能正确解释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经济和政府政策的不稳定，以及战后年代出现的持续并升级的紧张和冲突状态」【注十七】。
「意识形态的终结」往更精准的学术方面讲，是为「历史的终结」，尽管「历史的终结」这一说法因流行而远胜于「意识形态的终结」之通俗。赫尔德反对「意识形态的终结」论断公开发表于一九九六年，它毫无疑问地是指向了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因为福山在冷战尾期的一九八九年夏天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撰文《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而后，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上，结合各方面对其著名的评论而做非直接回应，写成了《历史的终结》一书。按照福山自己的说法，「历史的终结」含义是「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注十八】极为有趣的是，福山「历史的终结」论的批判者之一的赫尔德著作《民主的模式》与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同在一九九八年被翻译出版于中国大陆，前者为该年二月，后者在该年八月，但是，前者少有人知之，后者则火爆异常，到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里，它仍是争议话题。此中固有《民主的模式》为纯学术著作而读者面较窄之故，但是，即便十分通俗的《历史的终结》，其中的一条前提也被中国大陆读者忘得一干二净，以致所有讨论者不再涉及，甚至很有学术素养的外国新闻专家（如《日本经济新闻》的驻美洲总局编委西村博之）也忽略了它。福山所说的那条「历史的终结」得以立论的前提是「历史都被视为唯一、一贯的演进过程」【注十九】。如果福山的这一说法被重视，它不很自然地导出世界多极化的模式理论吗？在这个模式里，民主是必然的，但又是形式各有不同的。需要更细致理解的是，不管民主形式之间如何差异，但终极还是人民权力而不是「政府超载」。还有，如同弗里德曼在自由选择政策建议时并未否认政府的作用而只是要求政府尽可能小一样，福山认为历史将终结在自由民主之处而并不意味着自由民主作为一个体系其内部没有任何故障发生。于今，不仅福利压力逼迫现有民主政治体系实现再民主，也倒逼所有的非民主国家宣称以不同于西方民主的形式来实现自己的特色民主。后者的特色民主也可能是「特色专制」如新威权主义，但是，还没有人敢宣称：「我这里就是搞『特色独裁』，看你怎么办？」而对于历史并非唯一进程暨预定好的演进之否定，与其说是对马克思继承自黑格尔的历史唯物主义之不屑，勿宁说是对于自由民主所赖以产生的基督教历史逻辑的不恭。这是因为黑格尔与后来的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本质上是「历史被决定」，这种「被决定」之主动者乃是上帝的意志，也就是说上帝为人类早早地规划好了作为过程的历史演进。有时，这种演进所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即便不是惨重到大洪水淹死了除诺亚方舟之外的所有生物，也会让人类接受心理的终极考验。比如说，上帝恩典了亚伯兰（Abraham）与撒拉（Sarah）作标记，但后来上帝要求亚伯拉罕以二人之子以撒（Issac）献祭。以撒全然不知，直到其父举刀欲杀之际才受到天使的阻挡，并使亚伯拉罕以一只羊（the ram）替代了以撒，而后，犹太历史与宗教中就有了替罪羊的说法（offered it up as a burnt offering instead of his son【注二十】）。
宗教之于现今社会仍然非常有用，马克思主义暨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宗教替代品也未全然失去作用。它所面临的挑战也远非作为其实践体的苏联及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崩溃所带来的实证政治学压力，即按基督教逻辑由果子的好坏而溯及树的优劣，而是它如何与外部逻辑形成一个固定的关系。比如说，在中国威权主义政治里，「我就是坚决且简单地否定自由民主之类的普世价值」。这几乎做不到，也没有充足的理论资源帮助中共国家做到这一点，所以，它无法宣布「我就独裁，看你怎么办」。再比如说，不是直接否掉普世价值而建一套与之平行也即竞争的全新意识形态，也几乎做不到。所以，在习近平政治大讲道路、制度、理论之三方面自信时，中共国家意识形态体系内部有人认为习政治对传统（儒教）吸纳不够坚决。一次关于意识形态的重要对话涉及到了这个问题，提问者以近乎自言自语的方式表达道；「中国历朝历代都是以孔夫子为崇拜对象，但目前国内没有旗帜鲜明地把传统文化这套东西加以重新改造，推向前台。其实是又想做，又担心，又好像理不直气不壮那种感觉。倒是在国外大力推广中华文化，建立了很多孔子学院。」【注二十一】被提问者则认为这是对传统政治中的「体用」观念认知出了问题，而在超乎儒学暨儒教的层面上还要混合德治与法治，也无法排除「核心价值观里的有些概念是西来的话语」【注二十二】那样既成事实。不能建立与普世价值相平行的全新意识形态，也就无法给出「历史终结在中国特色」可能指向，哪怕这个「终结」只对中共国家本身有意义。因此，每一个重大的意识形态节点上总会涉及福山「历史终结论」真伪至少是对中国的适用性问题。在习近平粗糙的「四个全面」（被西方媒体认为是经过打磨的「习理论」）提出前不到半年，中共党权体系的重要传媒再次给福山「历史终结论」定性，指曰：「福山最近又发表了《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一文，推出了新书《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从鼓吹美国政治制度终极论的『历史终结』到发出美国『政治衰败』的哀叹，福山的观点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注二十三】福山的学术观点出现变化与任何一位学者一样，在研究过程中会出现修正、再修正。同样，福山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一个「机会之窗」【注二十四】之观点也值得商榷。关键的是中共国家意识形态体系是否误读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福山所设想民主政治修正是基于既存的民主政治制度本身的，尽管民主政治在遭遇强大的利益集团控制后出现了政治衰退，这种衰退甚至「可说是民主的失败」【注二十五】。对于当代政治学乃至地缘政治学的发言，福山的权重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在中共国家想以福山「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来教训国内的自由知识分子还未引起广泛注意之时，福山的一次学术对话表达了「美国的制度运行得好，别的国家来学，这才是最重要的」【注二十六】之观点。依据当时对话的语境，福山是不赞成依靠军事力量推广民主的，因为战争会让美国人失去别的国家信任。而由此延伸到人类政治制度模式，「民主并未失败」是福山的真实表达也即「民主主义仍是历史的终点」。不过，民主制度体也面临着艰巨的改革任务，一个再民主的过程也已慢慢展开。对此，福山说：「我认为重要的是否存在有效且负责任的治理体制。必须建立起敢于与现实存在的经济和社会差距正面交锋的公正的政治体系。但这不意味着政府可以消除收入差距。」【注二十七】发生在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里的福山接受「历史终结论」专访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尤其是地缘政治与一个民族国家实体内在意识形态的关系。福山虽然判断错了，但毕竟对问题已有涉及。其错误之处在于：先认为中俄在国际秩序当中的作为同受民族主义情绪支配，而后又认为领土要求与思想和意识形态无关。放下这一点不论，仅看福山关于中共国家意识形态问题的判断，也能印证此前已引述到的关于儒学（儒教）在中共国家的尴尬状。在同一次访谈中，福山说：「说到底中国模式究竟是什么？一部分是马列主义，另一部分是儒教，但二者又互相矛盾。」【注二十八】
事实上，儒教（儒学）之所以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之后受到重视，是因为中共国家需要给其革命性也即铁血暴烈之统治加上一层涂遮色彩，同时，争取知识分子阶层的文化认同，毕竟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承袭了儒教之士大夫情结。以更加专业的取向压住知识分子阶层的改革冲动实属必须，而知识分子内部也有一种对中共革命性统治进行儒学改造的设想。于是，从儒学政治到仁政提倡曾兴盛一段时间，最后因天安门地区的孔子巨幅雕像被移至不显眼角落而宣布冷遇发生。更进一步的事实是，中共国家统治的传统继承对象是法家治术，因为这种治术能够带来较好的统治秩序。法家的理论曾塑造了中国第一个强大而统一的王朝，尽管秦朝的统治时间比之以后的强大王朝是非常短暂的。毛泽东本人偏爱秦朝，曾以诗歌的形式告诫那些批判秦朝政治学者：你们还是不骂秦始皇为好，中国历代王朝所推行的都是秦国政治模式。在较为极端的情形下，毛将自己比喻为「马克思加秦始皇」。经过江泽民与胡锦涛两任的政治主张不明晰之后，在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前期上任的习近平被认为有些回归毛泽东的趋向，或者试欲成为「毛泽东加邓小平」，以致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报道称：「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后，『习理论』呼之欲出。」【注二十九】而不管「习理论」是否能够综合毛与邓或者是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注三十】，在传统的本质上，习作为中共第五代的中共国家最高权力人他是偏好法家的，更直接地是对塑造秦朝的两大法家理论贡献者之一的韩非子的偏好【注三十一】。对此，西班牙的中国政策观察网站有评论文章指出：「包括习近平在内的很多中共领导人都从中国古代思想家韩非子的法家思想中汲取营养。」【注三十二】与法家思想受到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前期以来的中共统治阶层喜欢并采纳的情形不同，儒学（儒教）有三大相关联的问题让标榜亲民与法治的中共统治阶层心怀顾忌。其一是儒学以精英主义为伦理基石，视底层社会为群氓（即「小人」的初始含义），这容易造成极为严重的官民对立；其二是儒学以特权主义为政治根本，高级精英分子可以不承刑事责任（即「刑不上大夫」的广义指谓），这不仅使政治治理责任无从落实，而且极易产生腐败；其三是，儒家以非实践主义为逻辑基础，其在政治实践中放弃了对天听民听、天视民视【注三十三】原则的遵从，导致了政治与人民为敌的而不止官民对立的社会后果。所谓仁政，从来没有认真夯实过逻辑基础，结果是暴政出现。在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里，儒学的国际化也遭遇了严重挑战。比如，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大学宣布关闭孔子学院，原因则是「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的一个分支机构，目的是宣传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有违学术自由」【注三十四】。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依靠儒学资源塑造国家形象是失败的选择，即便不是完全失败也让问题趋于复杂化。
二、从冷战联盟到半孤立主义
以普遍选举权为标志的现代民主无疑是一个国家之国际形象的重要因素，而不管其如何理解普世价值。中共国家在本质上不管多么抵触普遍选举权，但它还总是需要在国际上的国家形象。比方说，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里，北京举办了奥运会，中共国家认为此会大大提高其国家形象暨国际地位，但是，结果令其沮丧即英国重要民意调查机构的调查表明「中国的海外形象不仅没有因北京奥运的成功举办而有所改变，反而有负面化倾向」【注三十五】，尽管这一调查结果极大地促进了中共国家关于「国家形象（International Image）」的研究。再比如，本世纪第二个十年里，中共国家实现了全球经济总量第二的目标（虽然与美国仍有较大差距），但是它对世界的欺骗性被经典地概括为「百年马拉松计划（The Hundred-Year Marathon）」【注三十六】。在此种具有战略性质的评价之外，文学塑造出来的「傅满洲形象（The Insidious Dr.Fumanchu）」则指称中共国家欲「接管世界」【注三十七】。后者显然是对六十年前即上世纪五十代中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份报告的「重新解读」。在那份针对苏联安全政策暨全球政治目标进行分析的报告中，列出了六个次序性目标，它们分别是：第一，政权安全和苏联国家安全；第二，维持苏联对东欧卫星国的控制，将中国保持在共产主义集团内；第三，驱逐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势力，孤立美国；第四，在整个欧亚大陆扩展苏联的共产主义权势；第五，使美国不作为一个竞争的权势中心存在；第六，共产主义遍布全世界【注三十八】。「共产主义遍布世界」与中共国家「接管世界」在逻辑上并无二致。尽管后者不可能发生，但作为一个人类文明级别的大问题，它仍具有演化意义或者说是带来建构主义的演进指向。为了防止此种构建意义变为事实，美国才不愿正面承认中共国家的「新型大国关系」设想，尽管美国高级外交人士将此解读为「中国不是苏联」、「中美不应走向冷战」。因此，中美关系在事实上也如本书《导论》所判断，「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即使不是完全的虚构，也是双方心照不宣的互骗诡计」。而无论如何，并未表达「接管世界」但又与美国进行殊死博弈的中共国家，它的国际形象越来越差。至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习近平提出「四个全面」【注三十九】之时，「中共国家形象在全球自邓氏改革以来降到最差程度」【注四十】。
最为狭义的「国家形象」缘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即冷战初期，「为了配合美国赢得世界人心的冷战战略，美国学者率先研究美苏之间的互相形象，并将其发展为『敌人意象』研究」【注四十一】。研究结果之一是「对一个国家的形象认知与评价必然会同时影响到本国及对象国的外交政策的制定」【注四十二】。作为「长和平」的冷战为民主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赢得了时间，而作为人类演进一大动力的冷战是起于「大西洋智慧」的。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里，认真回顾「大西洋智慧」的那段历史无疑会坚定全球非民主制度当中追求民主的人们的信心。使那些人们不惟坚持「民主并未失败」之观念，而且更重要的是民主作为「地球形象」是文明演进必然。「地球形象」既是所有「国家形象」的最后综合，也是「历史终结」的一个标识。当然，「大西洋智慧」并不是一个既定词汇（用法），它是我为了对「大西洋联盟政策」的前冷战意义做出分析而便宜使用的一个自创词汇。「大西洋智慧」作为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历史性总结，它包括四层意义：其一，民主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能够因更有价值的共同目标而化解，其如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尚在进行时消除英国商业歧视与战后英法合作而排拒美国，此两种政策最终协调成一致的（英国确认）「由美国和自治领支持的西方民主体系」【注四十三】；其二，从美国在法国陷落于纳粹入侵（一九四〇）时构筑西半球经济集团以对抗纳粹欧洲商业联盟体系到带有强烈预测观点的英美《大西洋宪章》（一九四一），民主政治价值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宪章申明在纳粹政治被消灭后和平与民主的政治保护人民的自由权利、民族自治权力，以致宪章对以后的《联合国宣言》等重要的人类国家集团的思想产生了范本性影响【注四十四】；其三，由民主国家乃至包含非民主国家（如当时的土耳其与希腊，一九五二）组成的更加庞大的军事同盟，在基于宪章里所含地缘政治的防御战略之同时，积极的和平被锻造为普世价值或曰普世主义的重要内容，那种至今仍在的军事同盟继续发挥着「对全世界各地区爱好和平人民的抚慰」作用【注四十五】，其四，美国在承担全球安全责任与放弃孤立主义传统之间做出了痛苦的抉择【注四十六】，但毕竟今日美国新兴的孤立主义即本书谓之的「半孤立主义」已经无从退回到完全孤立，而且，北约组织作为赢得冷战的军事组织其全球政治的道德性日益提高，其如一九九四年一月在布鲁塞尔首脑会议上推出的《和平伙伴计划》。在这个计划里面，「伙伴国必须承认西方的民主、人权标准，并尊重现有边界」【注四十七】是一项重要标准。超乎地缘政治观点，也超乎一般国际政治学层面，其实，它相当于基督教神学里的「分辨的能力」【注四十八】。此种分辨亦非止冷战结束后的北约成员增加时，在它较为初期的阶段里，拒绝了苏联的加入。当然，被拒绝一方也可以因此而认为自己有「分辨的能力」，其如冷战结束后在中共国家语境里的研究结果，苏联被排除在北约之外的结果「有助于提高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识别力，为苏联与东欧进行更深入的军事与政治联合奠定舆论与社会基础」【注四十九】。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当中，美国就谋划防止苏联制度给全球带来巨大政治灾难的国际机制。其对人类文明演进的意义无可替代，而英国及西欧诸国还有斯堪的那维亚区域的协作，为「大西洋智慧」的出现也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但是，美国能在「历史终结」之前仍担当人类文明级别上的责任，却因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更导致全球经济衰退）。此一责任也是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重大疑问。不仅在全球范围，就是在美国内部，也有观点认为美国已经无力负担全球责任，应当回到建国之父华盛顿时代的孤立主义去。当然，在纯理论角度，也有学者认为华盛顿时代并没有本质性地出现过孤立主义思想，即「孤立主义在美国是一种现代思想，它并不扎根于美国早期历史」【注五十】。此种理论旨在防止美国外交政策滑向「不干涉主义」，它警告说：「那些希望支持传统美国外交政策的人应该认识到孤立主义的『不干涉主义』原则是向幼稚和危险的『与世隔离』的一种回归。」【注五十一】不过，美国的一种可称为「半孤立主义」的政策取向是二十世纪头一个十年后期与第二十个十年前期的基本取向，一方面它并未完全放弃干涉主义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则更加谨慎地使用军事力量以免由此投入过多的国家财力。用奥巴马总统几乎可以形成新经典的那句话说：「不能仅仅因为我们拥有最好的锤子，就把所有问题都看在钉子。」【注五十二】奥巴马的锤子与钉子之喻有些深刻的社会原因即此为美国内部因素影响的结果，其如快速解决的军事理论受到了现实的考验，美国在数个世界热点区域并未做到「快速打击后就撤走」【注五十三】的理论设想。由此，也使与干涉主义外交政策密切相关的「破窗理论」受到了严重质疑。「破窗理论」认为：如果世界头号自由民主国家不能承担作为世界警察的责任，世界上的流氓无赖就会设法取而代之，他们还互相结盟【注五十四】。由于这是一个严重的挑战性前景，人们几乎忽略了「破窗理论」的形象比喻：一旦一扇窗户被打破，所有的窗户都会被打破。一切对此理论的诠释近乎引义失喻情形，而在此情形的背后隐含着两种认知：其一，「世界并没有分崩离析」【注五十五】，坏现象即不文明行为总体上是减少趋势；其二，「独裁正在让位于民主」【注五十六】，因为独裁政治引发的国家间的战争那种历史现实正在消失。不管美国国内的外交政策理论争论有多么激烈，甚至不用考虑它会给国际政治学带来多少最前沿的收益，按外部观察而论，美国社会产生半孤立主义情绪是必然的，「具体来说，在十几年无休止的战争之后，美国和欧洲舆论感到厌倦了，对海外军事干预行动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注五十七】。
美国出现半孤立主义并非坏事，它对人类文明在民主政策环节上的演进是一个很好的调整机会。因为一方面，由「大西洋智慧」派生出来的全球民主政治机制必然会为美国分担相应的全球责任，从而为全球民主政治的再民主提供机会；另一方面则是美国可以更加集中精力处理威胁其本土安全的恐怖主义，以缓解社会公众长期以来的过度恐惧情绪。总地来看，美国的半孤立主义也是正在实行的外交政策暨全球安全战略，在此过程中，民主国家以及国家集团的配合也是较有成效的。比如说，日本积极承担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前沿责任，对中共国家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预案做出提前反应，尽管此被后者指为「纯粹是试图转移别国视线，以掩盖自身修宪扩军的图谋」【注五十八】。从纯粹策略角度看，这是在为美国就「南海识别区」对中共国家做出战略应对做舆论铺垫，而且美国本身也愿意在此事上被日本「利用」，从而为半孤立主义打造更稳固的国际基础。用中国传统兵法释之，是为「连横」。而在此事关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重大节点问题十天前，安倍内阁将参拜靖国神社的通常意识形态举动升级为战略安排，即背后是一系列的美日联盟关系的强化设想，其如「日本与其他国家在海上航道安全等问题上进行集体防卫，这正是美国长久以来所期待的」【注五十九】。结果如同稍后的美国愿意被日本「利用」一样，「华盛顿对安倍的参拜感到不快，但对他的大部分国防和安全目标却是认可的」【注六十】。尽管日本「利用」美国的战略动作对民主国家之间为全球目标而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但放在更高层次上看，它又颇有「小道」意味，因为全球民主政治在更宏观的意义上是构筑多元、多边、多层的国家集团，来推动整个世界向「历史终结」的文明节点上前进。国家集团的数量与其具有的民主质量级别对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乃至更长的战略观测时间，其重大意义怎么估测都不为过。即便仅考虑美国借助一段时间（如五到十年）的半孤立主义休整，新的形式的民主集团构筑仍然具有可评价的意义，至少为近乎失败的联合国机制提供替代可能。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创立「大大西洋共同体」的学术设想颇有些回归「大西洋智慧」的意味。这种学术设想认为：为了应对即将出现的「零国集团」世界，美国需要将全球角色从直接干预转变为对问题的间接遏制，把自己的供应链缩短到可以防御的范围内，即构造一个比较紧凑和可以防御的、包括欧洲、北美、西非和拉美在内的「大大西洋共同体」【注六十一】。不可否认，「大大西洋共同体」仍会有美国半孤立主义因素，更为直接的经济动因是美国想摊薄全球防御费用，在纯经济学意义上它也是一个全球公共品使用如何付费的问题。设想者坦率地说：「要想按照目前的力量结构维护美国在欧洲、中东和东亚的安全保护伞，它们就必须要么重新考虑自己对共同防御的贡献，要么把自己的部分资源放入美国的腰包，以支持美国的努力。」【注六十二】在民主政治方面，设想的该共同体「支持一个开放的贸易体系，以及促进自由市场和自由政府的自由主义原则」【注六十三】。
在战略层面，它一是要向日菲澳三国延伸，以建立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另一方面要实现以巴西为触角的「南大西洋和印度洋的经济与伙伴关系」。日本方面尽管没从理论上直接回就好此种构想，但在两年之后提出「民主安全菱形」概念，则大大加强了价值观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权重，同时，也等于将「大西洋智慧」引进到亚太并及印度洋地区。在印度媒体发表的日本首相安倍文章说：该菱形由澳印日美（以其夏威夷为形象地理选点）组成，以保卫民主政治制度，防止非民主国家暨势力的侵害；而日本之所以首先倡导，是因为「日本是一个成熟、民主的海洋国家，它对亲密伙伴关系的选择应当反映这一事实」【注六十四】。由此可以看出，美国的半孤立主义渐渐成为全球民主国家的半孤立主义，即民主国家为了国际政治安全必须要收窄全球合作范围而彰显出新的「分辨的能力」。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以致整个世纪的上半叶，全球民主国家的半孤立主义将是主流政治价值观，整个世界秩序的重构也将回到「大西洋智慧」的出发点去。
民主国家新的全球政治重新构造与或许要狭义在「西方联盟」那里的设想，已经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必然环节，而无论历史将终结在何处。人类的二十一世纪不可能是极权主义的世纪，可能的情形也只是民主政治在世纪上半叶显得有些乏力，但这并不能证明民主政治「已经失败」。毕竟全球最主要的政治智慧（作为文明资源）仍集中在西方世界，提出像「大大西洋共同体」构想的人士身份绝无非西方背景也更没有与专制主义的「经济成功」达成利益同盟。更为重要的是，那不是偶发的或追求标新立异效果的观点，而且得到了很好的后续回应。在「大大西洋共同体」构想之后的两年半也即日本「民主安全菱形」概念的半年之后，美国学者又提出了建立「民主十国」国家集团的设想，它是八国集团的替代品，尤为明显的是：剔除了非民主的俄罗斯而又将欧盟（此一国家集团）视为一个单位。具体讲来，它由美、英、法、德、意、加、日、澳、韩、欧盟组成，而其明确的价值观则是：「加强在防止核扩散、保护平民免受国家暴力的伤害、保护全球公域以及促进民主方面的合作。」【注六十五】这个设想机制排除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印度有些让人难以理解，不过，它的更为严格的价值观界定以及更加注重执行效力的预期则很好地说明全球民主政治的半孤立主义是一种以退为进的重大调整。这种调整是超战略的，本身具有无可否认的文明演进意义。构想者要求它以低调换效率，「它不需要设立一个秘书处或具体办事机构，工作重点放在由成员国外长们指导的幕后战略协调上」【注六十六】。对于全球民主政治的半孤立主义取向并不是没有批评意见，如曾任世界银行行长的保罗·沃尔福威茨称美国「承担不起无力行动的代价」【注六十七】。尽管如此，沃尔福威茨仍然认为「西方民主国家的联盟继续（存在）对世界极其重要」【注六十八】，而且，他的观点是基于对「大西洋智慧」的肯定，即是说：「今天的世界比五十年前更加安全、繁荣和自由，而没有西方联盟为国际社会提供支撑、西方的领导维持一个相对开放的全球贸易环境以及西方对民主变革的支持，这些成就不可能实现。」【注六十九】。
更狭义地看待沃尔福威茨列出的两个五十年时段，以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二日为界的前后一百年，经济影响呈现出前轻后重之状，即是说包括冷战绝大部分时间的后五十年里（至二〇一二年，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全球贸易开放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个开放程度与全球秩序下的安全和繁荣密切相关，而在安全和繁荣之下，民主政治作为市场自由的更深层次它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尽管其中不乏挫折。所以说，无论是美国的半孤立主义还是全球民主政治体系的半孤立主义绝对不会向完全的孤立主义滑落，而在一般的盘整逻辑上，经济外交则越来越显得重要，尤其是重拾「大西洋智慧」而展开经济外交。与沃尔福威茨的观点有些相近，二〇一五年早些时候，哈佛大学贝尔弗国际事务与科学中心的研究员阿里·温尼指出：美国欲实现重返亚太的目标，必须「激活整个西半球的经济外交」【注七十】，并且，「开启西半球经济外交新纪元的路也很长」【注七十一】。
三、从「西方之春」到「雨伞革命」
对于民主可能失败的忧虑在西方世界暨「大西洋智慧」所及的国家和地区从未中断过，它的思考深度与舆论影响远非专制主义国家对于前者遭遇挫而生的幸灾乐祸情绪所能比拟。比如，美国主张政府改革的经济学家詹姆·加尔布雷斯（二〇〇八）指美国的政治精英们「接管并运营国家不是为了什么意识形态工程，而纯粹是为了给他们个人和群体带来最大的财富、最不会干扰的权力以及把事情弄砸之后最大的被拯救机会」【注七十二】，还有，作为掠夺者的政治精力们「不在乎被认为是无能的，这种指责有助于掩盖他们真正的议程」【注七十三】。更激烈的批评者如斯坦·林根（Stein Ringen，二〇一三）并不认为英国和美国是民主样板国家，而是一种新的「暴政」国家，两国公民也成为「暴政」的受害者【注七十四】。尽管林根的指责十分刻苛，但它的建议仍是改革性质的：「迫切的问题不是增加统治，也不是减少统治，更是更好地统治。」【注七十五】民主政治能够容纳对它的激烈批判正是它不同于独裁统治（专制主义）的最明显地方，因为批判是为了带来改变，而独裁统治「强调的是『宿命论』和一成不变」【注七十六】。戴维·朗西曼（David Runciman，二〇一三）作为没有专制主义政治上遭遇迫害经历的政治学家能够认识到反民主政治对「宿命论」和一成不变的追求，这已非常难能可贵，而本书作者的亲历不仅有助于对此论产生实践性理解，而且那种经历会使自己从事的政治学研究变得缜密。这是一部研究国际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也包含地缘政治学的著作，十分微观的个案考察并不在视野之内，但是对比亲历的政治迫害背后的国家逻辑与民主政治的容纳性质仍有无可替代的意义。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晚期，我因发表当时被认为十分激烈的对中共政治的批评言论暨积极性政治改革言论而被当局逮捕判决有罪。在完全由中共国家安全机关表达即拟就的《起诉意见书》中，我被指控「诋毁党的领袖在人民心中的形象」以及「诽谤、谩骂党和国家领导人」，「恶毒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注七十七】。整个政治案件全然成为一桩名誉侵权案件，但用党控法律来「维护」所谓的党的领袖（或表达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形象，本质是想维护中共国家确定的那种「一成不变」即统治权力永远在中共手中。民主政治应对各种挑战与挫折，即便颇有「应付」过关的打算，其本质也是与「一成不变」的追求相反。仍如朗西曼所云：「民主政体是复杂和艰深的，这部分解释了人们的情绪为何会在亢奋和绝望之间荡来荡去。」【注七十八】通俗化这个说法，是为民主允许人们有愤怒。在全球政治现实中，不分民主与非民主国家，自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之尾（二〇一〇）发生了突尼斯小贩布瓦齐齐抗议执法当局阻断其谋生道路而自焚的事件以来，全球确实进入了愤怒时代。愤怒时代来临不但严重冲击了传统的国家认同观点，而且对全球领导权问题提出了挑战。一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可以单独领导全球秩序的「零国集团」时代确已生成，而全球化并未中止；另一方面，全球化带来新兴中产阶级，「黄油」最终必将胜过「枪炮」【注七十九】。在突尼斯发生了席卷阿拉伯世界、波及全球的抗议与革命之前一年多，美国就已发生了「茶党（Tax Enough Already）」运动。到目前，还没有研究结果证实一年多前的美国草根愤怒情绪感染了突尼斯民众，但毫无疑问的是前者要求改革民主而后者需要实现民主。更为有趣的是，颇有草根色彩的「茶党」运动其政治伦理却是基于一直以来的精英主义，即共和党里面的右翼主张——反对政府浩大开支，反对过高税收（因此才说「税收足够多了」），反对官僚机构以监管之名扼杀经济活力【注八十】。高开支、高税收、强监管是政府权力极度扩张的结果，它恰是四年后林根所总结的新「暴政」特征之归纳，「暴政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权力的过度集中」【注八十一】。
与「茶党」运动存在逻辑关系即在「全球愤怒时代」层面可考察的联系上看问题，中共国家也是十分恐惧，在突尼斯革命一年多之后进行了专题讨论以应对国内可能产生的颜色革命。而从国家战略层面来看待国际关系因突尼斯革命引起的变化，亦是因应全球愤怒时代所引起的领导权挑战——是否会出现中共国家还没真正接触到全球领导权，本身就会像突尼斯的阿里政权那样垮塌。较为简练的总结是：「如今国际问题国内化和国内问题国际化的趋势已越来越明显了。中国在国际很多问题上再也不能置身事外了。」【注八十二】以预测观点论之，全球愤怒时代为中国社会由异议力量推动的极为艰难的民主转型提供了长期动力，其作用绝不亚于苏共崩亡暨苏联解体带来的强大暗示。因此，在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一个关键时点（二〇一五），有观察家看到如此一种远景，「中国最后的民主形式必然取决于执政党所代表的国家和社会之间互动的结果」【注八十三】。然而，一种制度体系是否可以批判或者它是否能够容纳批判，仍然是其具有最基本民主政治因素与否的一个观测值。中共国家的「民主」叫做协商民主也好，叫做实质民主也罢，它不允许批判仍是铁定的事实，是中共等同于国家那种「铁律」的宣示，也是其最大的特殊利益之所在，尽管它声称自己绝无特殊利益。若其能够批判，那么，从法律上就应当取消针对言论治罪的法条即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并为过去依此所实施审判向受害者及整个社会道歉。事实上也在可预期的未来，这没有任何可能！声言没有特殊利益而将执掌政权异化为该政党也即利益集团的生存目标，是最大的政治道德堕落。此种侮辱人类智性的道德堕落除了异化目标明晰之外，其他方面几无可计量的指标，如一个可分为若干标准的观察体系。好的情况下，这个体系还可以分项打分。符合一组体系化的标准显然是朗西曼所言民主政体复杂与艰深的重要理由，而在马丁·沃尔夫论来，「民主之路无坦途」，应然的民主应当有一套约束。它们是「四个需要」，其一曰民主需要公民即政治参者对程序的尊重超乎自己的派别利益，其二曰民主需要看守即政治权力掌控者不能变成亚努科维奇那样的「匪类」，其三曰民主需要市场即由自由与理性的经济体系维系基本社会生活，其四曰民主需要公认法律即整个社会的游戏规则之制定不能由特殊利益集团所垄断【注八十四】。与马丁·沃尔夫的「四个需要」（尽管他本人并未如此总结）相比较，或许其间并无逻辑关系，另一位学者则提出「八个善标」。纳伊夫·鲁赞亦未自己总结所提的全面性善治的八项标准为（本书方便表达的）「八个善标」，但它确实是一个能进行完善的打分体系，尽管本书并不做该方面的精细计量。「八个善标」分别是：参与性，公正和包容，法治，分权，自由、独立负责的媒体，政府合法性，问责和透明性，限制金钱在政治中的扭曲性作用【注八十五】。在欧美，普通公众亦不曾完全明了「四个需要」与「八个善标」的含义，但所有抗议运动参与者——像托马斯·弗里德曼所描述的季节上从「阿拉伯之春」到「以色列之夏」以及地点上「从雅典到巴塞罗那」【注八十六】——那些人们无非是希望国家政治回归民主的原始道德性。「八个善标」中的问责和透明性（第七个指标）也许比政府合法性更重要；「四个需要」中游戏规则不被垄断也许比看守权力去「匪类」化更重要。
与「阿拉伯之春」相连贯乃至相对称，「西方之春」对民主政治的改革更具推动性。前者产生新的民主单元，后者维修旧的民主单元。广泛地看待「西方之春」，从美国的「茶党」运动到西班牙社会高强度震荡，均在其范畴之内。在民主的一般维修之外，「西方之春」也对人类文明的演进做出了贡献，因为「知识民主」由年轻人来主导，这意味着「旧式教育已经不行了」【注八十七】，尽管「新式教育正处于艰难而顽强的探索之中」【注八十八】。从知识民主的角度看，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里发生在台湾与香港的年轻人抗议活动也应当归入「西方之春」行列。一方面，在这两个地区，民主政治是全社会主流价值；另一方面，民主政治制度运行或是本身出现问题或是受到外部威胁，而「姆指一代」起来抗争而给全社会带来巨大的文明演进希望。被称为「太阳花学运」的台湾姆指一代抗议活动与被称为「雨伞革命（The Umbrella Revolution）【注八十九】」的香港姆指一代抗议活动，在时间上相距三个月，远比美国「茶党」运动与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之一年多的时间差距要小，而且此两者的逻辑关系比彼两者的逻辑关系要清晰得多。简言之，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里发生大中华地区的「西方之春」，其文明史意义远远高于狭义的「西方之春」。「太阳花学运」为台湾民主政治储备了最新生代的政治家，不管媒体政治倾向如何即有褒贬态度之差别，但被称为「绿二代」的台湾姆指一代已经具有了相对于对岸政治方面的人力资源绝对优势。人们能够想像二十一世纪三十年代，大陆年近七旬且知识结构落后的政治家与台湾年方不惑的「知识民主」背景的政治家谈判的情形吗？不能。除非大陆已经社会转型成功，实现了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被指控为罪行的那种政治模式。那些指控在二十一世纪早期（如第二个十年）已经看起来十分荒谬，而在其发生的年代里却非常严肃，声称实现「以台湾的『民主』为模式，实行多党制」【注九十】的政治理想与设计，被中共国家认为是「造谣惑众，诬蔑共产党政权」【注九十一】。世纪走过，风物多生，而今台湾的「太阳花学运」虽已和平收场，但它不仅对大陆异议力量是一项重要参照，而且对中共国家体制内那些尚有改革愿望的人来说，更是有益的「读本」，「读本」的意义在于懂得「与民主打交道绝非易事」【注九十二】。从纯学术角度讲，「与民主打交道绝非易事」也是对朗西曼「民主政体是复杂与艰深的」论点的一项有力注释。在文明演进意义上，台港两地姆指一代的政治互动，其如台湾「岛国前进」组织发起人陈为廷、林飞帆对香港「七一游行」的赴到声援，尽管他们赴港申请被拒签。陈林二人赴港计划行程中有「回访三一八运动（太阳花学运）期间，曾来台声援的香港社运团体」【注九十三】。民主的未来与其质量固然与人力资源的积储有密切关系，但已经取得的历史性进步仍然是「民主并未失败」的好见证。其如希拉里·克林顿在任美国国务卿时对以蒙古国总统为成员之一的「新兴民主领导人联谊（LEND）」之民主网络也即国家集团赞誉那样：回顾历史，在过去两个十年里，有四十多个国家实现了民主，「作为来之不易的知识财富值得关注与分享」【注九十四】。LEND也恰是一个分享民主成功经验的机制，并为后续出现的全球新兴民主地区提供有益的智力资源。当然，也为新出现的民主领袖提供了展示民主成功经验的机会，以让全世界渴望民主的人们分享它们。
四、从「库尔德斯坦」到「顿巴斯地区」
民主成为人类政治制度的最终形式，饱受反民主势力的攻讦，攻讦它的很主要的一个理由就是它会带来政治地理的分裂。尤其是，在已经实现民主的政治后发国家内部也存在分裂压力。比如在西班牙，有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独立诉求【注九十五】。而就是在较为传统的民主国家，分裂问题也是无解难题，其如英国有苏格兰意欲脱离联合王国的公投；再如美国，则有夏威夷独立诉求与美墨边境区域未来出现独立的可能性。日本是一个特殊类型的民主国家，它既不像英美那样传统，也不像西班牙那样后发，而是因战争失败接受了战胜国强加给政治制度。即便如此，琉球王国旧有区域的独立诉求也越来越强烈。幸运的是从加泰罗尼亚到琉球，所有的分裂诉求均未遭遇武力镇压，所有主张者均未遭遇刑事追究。这是民主制度的巨大好处所在！
在文明演进的意义上，民主制度最终有可能造就新托马斯主义所预言的世界统一政府，但在全球单一政治地理出现之前，全球必然会大幅度地增加国家数目。不仅加泰罗尼亚地区可能成为新的国家，而且伊拉克的库尔德地区也会成为新的国家。不过，在可能的「全球五百国家」【注九十六】情形出现之前，整个世界必然会经历一段时间的痛苦。这种情形在伊拉克表现最为明显，「一个专制政权在被推翻的那一刻，总会导致持续几年的无政府状态和恐怖暴行，这是其古代历史的回光返照」【注九十七】。当然，这只是专制主义国家破产所致的情形式曰刚才所指的「这种情形」包含着更多的可能。比方说，琉球的真实独立很可能是和平的，与日本仍保持邦联关系，两者不会发生战争。更为有趣的是，琉球的独立诉求可以推动多数关注者的思维改变，因为独立主张者们「既不寻求也不需要中国的支持」【注九十八】。简单地说，支持敌对国家分裂以换取自身利益的战略考量已经完全落后了。未来在「全球五百国家」图式下的高分散民主国家是否会形成更多的国家集团，现在未为可知。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思维质量决定制度质量此一函数关系在未来变得更加重要。上面的「简单而言」已给出了一个微观例证，与之相对应，中共国家所云「如果我们向夏威夷独立运动中的朋友提供武器，五角大楼会怎么样」【注九十九】也成为笑柄，因为依照民主的法律程序，夏威夷的独立力量可以选择仲裁方式来达到目的，同样，美国政府也会甚至主动提出仲裁解决而不是势死一战。这种解决方式在独裁主义制度没有任何可能，也难以想象。所以说，不管全球反民主势力如何宣扬伊拉克民主的失败或说失去萨达姆统治之后果严重，但是库尔德地区本身的民主、作为相对独立（更高自治）区域与伊拉克国家关系的理性化，都是值得赞扬的。关系理性与内部民主也为人类文明演进提供了很好的微观制度样本。
「库尔德斯坦——不一样的伊拉克」【注一百】虽然是二〇〇三年美伊战争期间的库尔德自治区宣传口号，但在战后的自治区民主推进当中，它确实实现了与萨达姆的伊拉克国家不一样的政治制度，其如在二〇〇五年，自治区增设总统一职以制约自治区议会过份膨胀的权力，而「对外，总统被视做自治区的形象大使和代言人，负责协调与中央和其他国家利益集团的关系」【注一百〇一】。此为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里的库尔德民主进步情况，而在第二个十年里，「和解、联盟、民主」成为自治区内各党派最一致的口号【注一百〇二】，以消除部落主义暨实现民族凝聚为己任的库尔德民主党与革新能力强劲且以推进社会民主为已任的爱国联盟，结束了过来的政治对立而成为政治盟友。后者是一九七五年从前者分离出来的。不可否认，库尔德自治区之形成是基于西方的军事介入即一九九一年四月西方主导设立的伊拉克北部安全区，为库尔德人提供了和平与政治上的自我治理之可能。这也恰恰说明：（一）具有国际进攻能力与民主性质的军事力量在全球民主推进中，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二）冷战带给民主政治的遗产在人类文明演进中，其效能的持续发挥对世界未来的塑造仍然是十分积极的。此非虚誉，看一下库尔德民主巨大的正外部性就可认同以上两点。由于库尔德的民主成功带来经济繁荣，不但伊拉克境内的非库尔德人涌入该地区获取了就业机会，而且伊拉克境外的许多穆斯林大量进入此一信仰同质地区，「这些国外移民大多吃苦耐劳、勤奋诚恳，它们同伊拉克中南部移民一道，为自治区注入了新鲜血液，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结构、生活方式，乃至价值观念的转变」【注一百〇三】。民主政治作为制度体系不可能过份突出顶尖级政治精英的作用，但是，身为库尔德人的贾拉德·塔拉巴尼从二〇〇三年进入伊拉克临时管理委员会，到二〇〇五年当选为过渡政府总统，再到二〇〇六年与二〇一〇年的两次正式当选，库尔德民主为伊拉克政治提供的正外部性是显而易见的。
由杜胡克、埃尔比勒、苏莱曼尼亚三个伊拉克北部省组成的「库尔德斯坦」，在地图上勾勒出来像中国语境当中「张开大嘴的怒龙之头」。但是，「怒龙之头」并未吞并「半入其口」的传统伊拉克省份摩苏尔，更未使整个伊拉克完全「库尔德化」。这得益于库尔德人与伊拉克人的信仰同质，尽管两者种族不同。当然，因于石油利益，「库尔德斯坦」与中央政府在在「龙颚」之下的基尔库克省（石油储量丰富，人口中大量库尔德人）归属之争，但在该省人口中占居数量较少的土族曼人、阿拉伯人的强烈反对致使「库尔德斯坦」有所退缩。「尊重少数」的政治伦理既是「库尔德斯坦」得以民主与繁荣的根本，也是其必以对待相对少数的原则，因此，塔拉巴尼不可能（也不敢）像萨达姆对待库尔德人那样采取血腥镇压措施。对比「库尔德斯坦」的成功与萨达姆统治的失败可以印证两个政治观念的正确性，尽管它们远未成为现实。第一个是富有活力的公民社会暨政党多元化，仍是阿拉伯社会走向现代的要素，其之缺乏恰是此一具有辉煌历史区域的主要威胁【注一百〇四】；第二个是阿拉伯王室政治严重阻滞经济多元化，使其基础难确，国有经济过于强大正在对社会健康形成危害【注一百〇五】。建立一个像印度尼西亚那样宗教与世俗相互平衡，从而为社会团体提供公平政治竞争环境的社会，对阿拉伯社会来说还十分遥远。此种境况被观察者视为阿拉伯世界「民主缺失」的典征，另一方面，以民主为敌的国际政治势力更以此说辞，称民主政治不适合阿拉伯社会，进而推导出「民主不是普世价值」的结论。然而，无论恐怖主义的爆发还是区域内部的冲突，阿拉伯社会里的根本问题还是政治认同感的严重缺失，而此种缺失造成的不满也不仅仅在阿拉伯社会有之，在西欧有，在东欧有，在亚洲有，也许没有哪个概念更能比「欧洲版的阿拉伯之春」来精练地概括此一人类文明演进中的现象了。其如欧洲一些国际问题专家所说：「即使不把欧洲的民主制度与阿拉伯世界遭到抨击的独裁政权相提并论，但地中海南北两岸愤怒的年轻人都有一种共同的看法，即现有社会结构和对其负责的领导人无法让人民的愿望得到实现。」【注一百〇六】因此，年轻的欧洲人行动起来，想改变现有的游戏规则【注一百〇七】。不管规则是否得以改变，但民主世界里的再民主已经形成潮流。与此相对应，阿拉伯社会由于国家认同感的极大降低，宗教认同感随之上升，其极端情形就是恐怖主义。而那些人作为极端分子「其实早背弃了他们的信仰，他们也根本不了解经文」【注一百〇八】的说法是相当荒谬，至少也是拾人牙慧的表现。因为无论伊斯兰教本身还是为其提供了重要资源的基督教教义（尤其旧约部分）都支持对压迫也即不公正采取强烈的反抗。不反抗而逆来顺受是伊斯兰教义的玷污。比如，《古兰经》第四章第九十七节【注一百〇九】如是云：「在自欺的情状之下众天使使其死亡的人，众天使必问他们：『生前你们是在什么情况下呢？』他们说：『我在地方上是被人欺负的。』他们问：『难道真主的大地不是宽阔的、能容你们迁移的吗？』这等人的归宿是火狱，那是一个恶劣的归属。」一般理解，这段话的核心含义相当于基督教里「脱离凶恶（deliver us from evil）」之教义道理。但是，在现代解经学者论来，「如果无法抗争，至少可以逃避艰险」【注一百一十】只是最一般意义上的选择而反抗才是正确的，若不反抗，「对恶势力消极忍耐也是一种罪过，死后也要受到惩罚」【注一百一十一】。
阿拉伯社会的现代化挫折导致了普遍的不满，不满者不只是被简单描述为不懂教义、不读经文的底层青年人，还有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因此，冷静对待恐怖主义问题的学者认为伊斯兰极端势力虽然对西方世界暨民主政治体系发动了残酷的攻击，但终究它是伊斯兰文明内部问题，是「非西方文明内部的战争」【注一百一十二】。更具体的原因则是，像萨达姆那样的新统治者「同自己之前推翻的君主一样无能时，这些独裁者则又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的崛起打开了大门」【注一百一十三】。使用最传统的资源反对现代化失败而不是现代化本身就成了反抗者的便宜之选，其情形就像受到袭击的人手里只有一把叉子，他「就会用叉子反击」【注一百一十四】。反击敌人或者暴力对抗压迫是值得赞赏的，其如《古兰经》第四章第七十四节所言：「以后世生活出卖今世生活的人，教他们为主而战吧！谁为主道而战，以致杀身成仁，或杀敌致果，我将赏赐谁更大报酬。」【注一百一十五】阿拉伯社会同全球其他诸部分一样也参与到并未完结的现代化进程，其与外部世界的冲突仍然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宗教也仍然是最便宜利用的资源，因此，外部对伊斯兰宗教起码的敬意至少是策略上的需要，而平心静气地研究他们的教义也成为人类文明演进的必然环节。不要以为这个宗教充满了杀戮之气，即便如此认为，也要看到它的基督教资源。比如说，耶和华不仅允许血腥的复仇，还为复仇确定时日是【注一百一十六】。
在阿拉伯社会出现「手头叉子」现象之时，以诸种「革命」名义出现的去威权符号行动展现了人类文明演进意义上的再民主追求。更为广义的再民主受到了传统民主国家再民主（如美国「茶党」运动）的启发，它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具体形式不同，个别的也有相似性，其表达实质则均是与准宗教或宗教替代品的揖别。在突尼斯，民众焚烧了独裁者阿里的画像；在埃及，有人高举穆巴拉克面前有绞索的画像；在乌克兰，愤怒的抗议者拉到了列宁塑像；在台湾，孙中山的铜像遭遇了「列宁待遇」，倒地后还被写上「ROC OUT （中华民国滚蛋）」字样【注一百一十七】。阿里和穆巴拉克虽然都是伊斯兰教的信仰者，但他们以独裁者与威权者存在于各自国家，已经成为「现世神」或者最新的先知；而列宁呢，在一个无神论社会里，不仅曾以「现世神」的面目出现在，而且无神论本身就是一个新宗教系统或曰宗教替代品；孙中山在很大程度上是列宁的模仿者，在台湾特定政治环境下，其作为准宗教符号的社会功效又远远大于列宁之于现今的乌克兰与俄罗斯。
推倒列宁雕像的乌克兰虽然陷入内部冲突，并且俄罗斯与西方（北约）的较力必然会影响乌克兰未来的政治地理，但是独裁主义、威权主义再无存在的社会基础。促进全球国际政治学家思质量提高的细节是，乌克兰民主政治力量并不想要国际上如仪而言的「乌克兰主权与领土完整」，试图把俄罗斯族裔居多的「顿巴斯（Donbass）地区」【注一百一十八】白送给俄罗斯，俄罗斯则由于惧怕承担福利输入责任而拒绝接手【注一百一十九】。该地区虽然仍未能顺利地加入俄罗斯，但其两个主要分支区域已经成立了「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与「顿涅茨人民共和国」，在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两个自行独立的分支区域又组成了「新俄罗斯联邦」，此种情况意味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不短的时间内，这个「联邦」将以次国家形式存在。
结语：更多的国家单元与更独立的人
「顿巴斯地区」的政治地理现状对传统的民主政治理论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即民主政治必然以国家为表现界面不再是一成不变的模式。即便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这个模式不被彻底颠覆，全球国家的数量大幅度增加也是必然趋势。基于政治情报学与私人情报学的双系统分析，「顿巴斯地区」个案的意味则是：「到本世纪末，全球会出现五百个国家，甚至更多。国家的功能必然是越来越弱化，而民众或曰小群体自我治理越来越可能。」【注一百二十】不惟民主政治与国家面界的关系将会发生重大改变，在更先进的网络技术条件下，过来一切传统的政治理论均会受到重新检验。其中，传统民主国家的再民主与全球性人类文明演进意义上的再民主均给出了如此指向。当然，重新检验未必是完全颠覆，一方面是民主理论有待改进，另一方面是传统的有益而被虚置的价值会重新被发现。民主理论的改进基于人类正义观念，不管正义观念在不同的意识形态暨价值体系里有何种不同于他者的解释，但它必然是超乎国家而狭义且直接关涉个人，其如《世界人权宣言》所表明「人人有权要求一种社会的和国际的秩序」，以实现或维护个体权利。在这一非常经典亦远未实现的理想之下，公民只对国家制度结构承担责任（如用选票改善制度结构）的观点就显得不合理乃至荒谬。
对于现行强大和民主国家的公民，他们对于全球秩序要承担责任，他们「不仅是维系它的帮凶，而且有（集体地）改造它的能力」【注一百二十一】，尽管现有全球秩序已具有「自然的或神授」【注一百二十二】的特征。被虚置价值的重新发现基于个体的独立行动，并不排除自觉个体汇萃以成的集行体行。就像更广义的再民主一样，更广义的个体已经出现，他们是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里的年轻一代。从突尼斯到埃及，从乌克兰到台湾再到香港，广义个体无疑印证了十六世纪上半叶产生的伟大价值观：随时随地都会冒出来独立自主的人，他们刚毅不屈地抵抗对人类自由的限制，成为所谓这样那样的「拒绝服役者」【注一百二十三】。二十一世纪第二十个十年里，「冒出来」的单独个体其最有意义者非「造谣」李光耀已死的新加坡少年莫属，尽管后来他被迫认错而未致不屈不挠的十六世纪上半叶伟大价值观之经典情形，但毫无疑问，只要一种统治导致了社会上对其顶尖级领袖产生「恨人不死」的情绪，那么，这个统治即便不是陷入传统性崩溃，也不容置疑地陷入了非经典型崩溃即道德崩溃的惨境【注一百二十四】。
「冒出来，并继续冒出来」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内在动力，而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这种连续动作无疑是对十六世纪上半叶另一项伟大价值观的最好回归。后者说：「聊可告慰的是，人类道德上的独立性，最终依然是破坏不了的。独裁统治现在不可能、将来也永远不可能在全世界推行一种宗教或哲学。」【注一百二十五】尽管十六世纪上半叶的两项伟大价值观晚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才由茨威格（Stefan Zweig）总结出来（或曰实现了第一次重新发现），那么，它们之于二十一世人类的意义则远不止于第二次重新发现。因为，遭受检验而无法过关的最大概率发生在诸如「新加坡模式」那样的威权主义方面，最保守地说：二十一世纪上半叶即便民主未必能取得巨大胜利，但是威权主义全面失败则是触手可及的事实了。
注释部分：
[一]参见《日本时报》网站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文章《美国民主和人权的失败》（作者：塞萨尔·切拉拉）；新华社《参考消息》十一月四日译介，题目未变，第十版〈参考论坛〉。
[二]参见美国《外交政策》网站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文章《灯塔日渐昏暗》（作者：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里斯琴·卡里尔）；同[一]译介报十一月五日，《美式民主灯塔日渐昏暗》，第十版〈参考论坛〉。
[三]参见[一]译介报二〇一四年四月三十日文章（非译介，原作刊登）《当代西方民主能否走出困境》（作者：旅法学者宋鲁郑）。
[四]同[三]，该三要素分别为：「一是金钱的重要性日益增大；二是裙带和家族政治日益突出；三是政党利益高于一切，政党恶斗成为惯例。」
[五]参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四日报道《王岐山为何说「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
[六]参见网易·新闻二〇一五年一月十一日文章《习近平：一些干部为仕途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此篇文章是对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的节选。但是，二〇一四年九月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两篇节选均未涉及习近平指责「腐败问题与政治问题往往是相伴而生的」以及为拉帮结伙所需资金而「搞邪门歪道找钱」等。该两篇节选均载于《十八大以来重要选编（ 上）》一书（中央文献出版社，二〇一四），是为《严明政治纪律，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第一百三十一页至第一百三十四页），《依纪依法严惩腐败，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第一百三十五至一百三十八页）。
[七]参见英国《经济学家》周刊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五日一期的文章《裙带资本主义新时代》；同[一]译介报三月十八日，《裙带资本主义新时代》，第十二版〈副刊天地〉。文章在开头写道：「就在维克多·亚努科维奇政权垮台之际，位于伦敦西部豪宅区『海德公园一号』外也有一些人在抗议。他们的目标是乌克兰首富、旧政权的支持者——里纳特·艾哈迈托夫。他们高喊着『管好你的狗』。」
[八]参见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文章《当代民主危机：西方的认知》（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同[一]译介报四月三十日，《西方如何看待当代民主危机》，第十版〈参考论坛〉。
[九]参见朱彤书主编《西方经济学名著介绍》，第四百五十七页（章先春<弗里德曼《自由选择》>，第四百五十一至第四百六十二页，是为该书最后一章）；朱编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一。
[十]同[九]，第四百五十二页。
[十一]参见赫尔德著《民主的模式》（汉译本，燕继荣译），第二百八十九页；燕译版本：中央编译出版社，一九九八。
[十二]、[十三]与[十四]同[十一]，第二百八十九页。哈尔西源文献可见在赫尔德著作（汉译）的第七章（〈战后稳定到政治危机：政治思想的两极分化〉，第二百九十七至三百四十六页），参考文献二（A.H·哈尔西：《英国社会的变迁》，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一；第一百五十六至第一百五十七页）。
[十五]与[十六]同[十一]，第三百〇八页。
[十七]同[十一]，第三百〇五页。
[十八]参见福山著《历史的终结》（汉译本，本书翻译组译）之〈序论〉，第一页（与正文统一页码）；翻译组译版本：远方出版社，一九九八。
[十九]同[十八]，第二页。
[二十]参见《旧约·创世纪》（GENESIS）第二十二章第十三节，尾句。
[二十一]与[二十二]参见《华夏时报》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二日报道《孔丹：我是实事求是派，我是中国道路派（五）》（记者：商灏），第十七版〈观点〉。该系列报道系该报总编水皮（笔名）与著名红二代人士孔丹的对话录，前者提问，后者做答。
[二十三]与[二十四]参见光明网·学术频道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七日转刊《北京日报》文章《杨光斌：福山政治观点的转变说明了什么》（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该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
[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与[二十八]参见《日本经济新闻》二〇一五年一月四日文章《历史真的终结了吗——专访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作者：该报驻美洲总局编委西村博之）；同[一]译介报，《民主主义仍然是历史的终点》，第十版〈参考论坛〉。
[二十九]参见美国《纽约时报》网站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五日报道；同[一]译介报二月二十七日（译介还包括与《纽约时报》网站报道同日的《华尔街日报》网站报道、法新社北京电等），《「四个全面」展现中共治国新布局》，第一版（无版标）。
[三十]同[二十九]，此为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对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报道的转述。
[三十一]另一位是商鞅，他早于韩非子。商生于公元前三百九十年，卒于公元前三百三十八年；韩生于（约）公元前二百七十九年，卒于公元前二百三十三年。以年龄中值计算，两人相差一百〇八年。
[三十二]参见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二〇一五年二月七日报道；同[一]译介报（译介还包括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二月四日的文章《受命而不是革命：习近平成功的秘密》等）二月九日，《外媒探寻习近平成功治国之谜》，第一版（无版标）。
[三十三]此原则见于中国重要古典文献《尚书》，在《周书·泰誓》中篇中有句云：「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关于《泰誓》全三篇还有一些属于较晚发现的古文版（区别于先传的伏生今文版）被一些学者（如南宋的朱熹）认为是伪作。不过，标准的儒学教科书《孟子》在其《万章》（万章，是孟子一位弟子的名字）上篇里引述过源自《泰誓》的此句话，说明在孟子生存的年代（战国时）已有「天听民听，天视民视」原则。虽其（或许）不是儒学原始资源（如西周政治原则），但很有可能在东周后期已是一种普世价值。
[三十四]参见网易·新闻二〇一五年一月十二日转刊《环球时报》网站报道《瑞典宣布将关闭欧洲第一所孔子学院》（记者未详）。
[三十五]参见李智著《中国国家形象——全球时代建构主义的解读》，第二页；李著版本：新华出版社，二〇一一。
[三十六]参见美国《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二〇一五年二月四日文章，《首席中国问题分析家：自毛泽东时代以来北京一直在欺骗美国》（作者：比尔·格茨）；同[一]译介报二月九日，《中国一直对美国实施「欺骗战略」》，第十二版〈副刊天地〉。
[三十七]参见香港亚洲时报在线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一日文章《白邦瑞与傅满洲》（作者：伦敦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戴维·戈德曼）；同[一]译介报二月十三日，《中国并没策划接管全世界》，第十四版〈海外视角〉。
[三十八]参见约翰·加迪斯著《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汉译本，时殷弘、李庆四、樊吉社译），第一百四十八页；时李樊译版本：世界知识出版社，二〇〇五。
[三十九]「四个全面」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可参见网易·新闻二〇一五年二月二日转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文章《习近平首次集中阐述「四个全面」》（作者：朱书缘）。
[四十]参见香港《动向》杂志二〇一五年三月号文章《国家形象败坏有加——苏共崩亡梦魇挥之不去》（作者，铧钺）。
[四十一]与[四十二]同[三十五]，第十一页。
[四十三]参见许海云著《锻造冷战联盟——美国「大西洋联盟政策」研究》，第一百七十三页；许著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七。
[四十四]同［四十三］，第二十七页。
[四十五]同［四十三］，第二百九十一页。
[四十六]同［四十三］，第二百九十七页。
[四十七]参见《百度百科》之〈和平伙伴计划〉词条。
[四十八]参见文庸、乐峰、王继武主编《基督教词典》，第一百五十六页（〈分别绵羊和山羊〉词条）；文乐王编版本：商务印书馆，二〇〇五。具体典出MATTHEW（《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三十二节：「Before him will be gather all the nations, and he will separate people one from another as a shepherd separated the sheep from the goats.」
[四十九]同[四十三]，第五百八十页。
[五十]与[五十一]参见美国传统基金会网站二〇一一年七月五日文章《无论孤立主义或不干涉主义都不是思考外交政策的正确方式》（作者：美国传统基金会所属「肯尼思—西蒙原则与政治研究中心」学者马里昂·史密斯）；同[一]译介报七月二十八日《美国无法奉行「孤立主义」和「不干涉主义」》，第十版〈参考论坛〉。
[五十二]参见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二〇一四年五月三十日文章《当今的正确外交政策》（作者：法里德·扎卡里亚）；同[一]译介报六月五日，《不再信奉干涉主义》，第十版〈参考论坛〉。
[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与[五十六]参见《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二〇一五年一月二日文章《让我们现在就打破美国外交政策的「破窗理论」》（作者：美国塔夫茨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丹尼尔·W.德雷兹纳）；同[一]译介报一月九日，《打破美国外交政策的「破窗理论」》，第十版〈参考论坛〉。
[五十七]参见西班牙皇家埃尔卡诺研究所网站二〇一五年三月四日文章《抵销战略：迈向美国的新防务模式》（作者：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欧洲研究所专家路易斯·西蒙）；同[一]译介报三月六日，《「抵销战略三点〇」成美国新防务模式》，第十版〈参考论坛〉。
[五十八]参见路透社二〇一四年二月一日北京电；同[一]译介报二月三日，《中国斥责日恶意炒作「南海识别区」》，第一版（无版标）。
[五十九]与[六十]参见美国《华尔街日报》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日文章《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战略性一招》（作者；美国企业研究所日本问题专家迈克尔·奥林斯）；同[一]译介报一月二十二日，《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另有所图》，第十版〈参考论坛〉。
[六十一]、[六十二]与[六十三]参见美国《世界政治评论》网站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文章《现实主义的棱镜：为了一个「零国集团」的世界创建「大大西洋共同体」》（作者：《国家利益》前总编、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教授尼古拉斯·格沃斯杰夫）；同[一]译介报二月八日，《美国应创建「大大西洋共同体」》，第十版〈参考论坛〉。
[六十四]参见英国《简氏防务周刊》网站二〇一三年一月十日报道《日本首相安倍呼吁组成跨亚洲的「民主安全菱形」》；同[一]译介报一月十二日，《安倍吁组「民主安全菱形」抗衡中国》，第八版〈中国大地〉。
[六十五]与[六十六]参见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二〇一三年六月十六日文章《忘记八国集团吧，现在该是民主十国的时候了》（作者：欧亚集团研究部主任戴维·戈登，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非常驻研究员阿什·贾因）；同[一]译介报六月二十日，《用「民主十国」取代八国集团》，第十版〈参考论坛〉。
[六十七]、[六十八]与[六十九]参见《美国人》杂志网站二〇一四年一月一日文章《好的五十年和坏的五十年：今后五十年会怎样》（作者：世界银行行长、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同[一]译介报一月二十日，《西方联盟对世界未来到关重要》，第十版〈参考论坛〉。
[七十]与 [七十一]参见《华夏时报》二〇一五年三月九日翻译文章《拉美：美国重返亚太的钥匙》（译者：该报记者温彦卿），第三十二版〈远见〉。
[七十二]参见加尔布雷思著《掠夺型政府》（汉译本，苏琦译），第一百二十七页；苏译版本：中信出版社，二〇〇九。
[七十三]同[七十二]，第一百四十八页。
[七十四]、[七十五]与[七十六]参见英国《经济学家》周刊二〇一三年十月五日文章《买单》；同[一]译介报十月二十一日，《民主政体的麻烦越来越大——两本新书探讨英美民主成败》，第十二版〈副刊天地〉。文中所指两本书，分别是David Runciman所著The confidence Trap（《信心陷阱》），Stein Ringen所著Nation of Devils—Democratic Leadership and the Problem of Obedience（《魔鬼民族—民主领导和服从问题》）。
[七十七]参见美国中文网刊《大参考》总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期（二〇〇一年六月五日）报道《綦彦臣的言论罪：沧州市国家安全局起诉意见书（全文）》。
[七十八]同[七十四]，指The Confidence Trap。
[七十九]参见美国《世界政治评论》网站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文章《愤怒时代的全球领导权力之争》（作者：维基网站首席分析师托马斯·巴尼特）；同[一]译介报八月二十四日，题目未变，第七版〈参考论坛〉。
[八十]参见《经济观察报》二〇一〇年十月十一日编译文章《茶党是杯什么茶》（编译者：范强）。
[八十一]同[七十四]，指Nation of Devils。
[八十二]参见[一]译介报二〇一二年四月五日自身综述（非译介）文章《参考消息先驱论坛：中东变局和中国战略》，该句总结的发言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尹韵公。
[八十三]参见新加坡《联合早报》二〇一五年三月十日文章《亚洲民主困局和中国的选择》（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同[一]译介报三月十一日（另含日本《朝日新闻》三月十日报道《中国式民主制度将经受考验》，记者：林望、益满雄一郎），《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稳步推进》，第十六版〈中国大地〉。
[八十四]参见英国《金融时报》网站二〇一四年三月四日文章《民主之路无坦途》（作者：该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同[一]译介报五月七日，《民主的约束和要素》，第十版〈参考论坛〉。
[八十五]参见美国全球主义者在线杂志二〇一四年六月十四日文章《改革民主和历史的未来》（作者：日内瓦安全政策研究中心下属全球化与跨国安全地缘政治中心主任纳伊夫·鲁赞）；同[一]译介报六月十七日，题目未变，第十版〈参考论坛〉。
[八十六]参见美国《纽约时报》二〇一一年八月十四日文章《有理论（算是吧）》（作者：该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同[一]译介报八月十九日，《抗议怒潮为何席卷全球》，第十版〈参考论坛〉。
[八十七]与[八十八]参见法国《论坛》周刊二〇一二年七月十三日访谈录《朝着「西方之春」吗？》（受访者：哲学家、《姆指姑娘》一书作者米歇尔·塞尔）；同[一]译介报八月十八日，《姆指一代推动「西方之春」？》，第十版〈参者论坛〉。「姆指姑娘」最初是安徒生童话里的一个人物，塞尔赋予其新意，用来指代当今「使用网络，用姆指敲键阅读或写作文件」的一代年轻人。
[八十九]参见国际在线（北京）网站二〇一四年十月四日文章《颜色革命：西方媒体定性香港「占中」》。文章报道称：「最新一期的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是抗争者举起雨伞的照片，直接加上了『The Umbrella Revolution』（雨伞革命）标题。」
[九十]与[九十一]同[七十七]，此句指控专门针对我发表于中华民国侨委会主办的台湾《宏观周报》上的文章《台湾的贡献与非主流统治论》。
[九十二]参见日本外交学者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文章《中国能够统治台湾吗？》（作者：克里·布朗）；同[一]译介报四月一日，《台湾政治复杂性让大陆头疼》，第十二版〈海峡两岸〉。
[九十三]参见博讯网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报道《拟声援七一游行「岛国前进」发起人陈为廷、林飞帆申港签证被拒》。
[九十四]参见Washington File（《华盛顿参考》，美国大使馆文化处对外赠阅件）二〇一二年七月十日资讯，Clinton on 「Leaders Engaged in New Democracies」Network.其全句原文：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more than 40 countries became democracies and that represents a wealth of hardwon Knowledge that we need to capture and share.
[九十五]参见美联社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日巴塞罗那电；同[一]译介报十一月十一日，《加泰罗尼亚强推模拟独立公投》，第三版〈时事纵横〉。
[九十六]参见拙文《「第四世界」问题——地缘政治学视角下的公民社会》，载于美国中文网刊《民主中国》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在这篇文章里，我引述了斯塔夫阿里《全球通史》、索尔·科恩《地缘政治学》两部有影响著作的数据，印证了全球国家数量不断增加的趋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意志、奥匈、俄罗斯、奥斯曼四大帝国体系崩溃为标志，新催生出了七个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冷战结束，全球国家数量由一九四五年的六十八个增加到一百六十五个，增加了二点四倍多一点；到二〇〇七年，联合国成员国已经达到一百九十二个，即冷战后的国家产生率超过了百分之十六。
[九十七]参见罗伯特·D.卡普兰著《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无法回避的大国冲突及对地理宿命的抗争》(汉译本，涵朴译)，第二百九十六页；涵译版本：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三。
[九十八]参见香港《南华早报》网站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四日文章《介入关于冲绳独立的辩论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作者：英国《简氏防务周刊》前亚太版编辑雷弗·莫斯）；同[一]译介报七月二十五日，第十四版〈海外视角〉。
[九十九]参见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二〇一五年二月十日文章《中国扬言武装想恢复王国的夏威夷分裂分子》；同[一]译介报二月十三日，《美专家称中国鹰派「支持夏威夷独立」》，第十四版〈海外视角〉。
[一百]、[一百〇一]、[一百〇二]与[一百〇三]参见《世界军事》半月刊二〇一二年第十期文章《探秘库尔德》（作者：杨维宁）。
[一〇四]与[一百〇五] 参见美国《时代》周刊二〇一二年四月十六日文章《与自身历史斗争的地区》（作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公司记者兼撰稿人法德里·扎卡里亚）；同[一]译介报四月十七日，《阿拉伯世界遭遇「民主缺失」困境》，第十版〈参考论坛〉。
[一百〇六]与[一百〇七]参见美国《时代》周刊网站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七日文章《为何希腊的骚乱预示着欧洲自己的「阿拉伯之春」的到来》（作者：该刊巴黎分社社长布鲁斯·克拉姆利）；同[一]译介报六月二十三日，《欧洲版的「阿拉伯之春」即将到来？》
[一百〇八]同[二十一]报二〇一五年一月十五日文章《「我们不能屈服于愚蠢」》（作者：吴言）。
[一百〇九]《古兰经》不像《圣经》那样有许多作者亦分成单书（而有独立章节），它以先知穆罕默德受启于真主安拉而后言说的形式一贯推开，因此，有章（计一百一十四）而无单书，但各章内有独立单节。还有，《古兰经》分卷，且卷可跨章，比如卷三跨越第二与第三章，而卷四又跨越第三与第四章，等等。比较而言，《古兰经》里的章相当于《圣经》的单书。在写作体例上，《古兰经》要比《圣经》严谨。在中国大陆的汉语出版物中，《古兰经》以马坚译本（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一；中国伊斯兰协会推荐，二〇一二）最为流行。
[一百一十]参见莫勒特扎·穆塔哈利著《生命不朽》（汉译本，蒋敬译），第十三页；蒋译版本：穆斯林名著丛书（非公开发行版），二〇〇二。
[一百一十一]同[一百一十]，第十四页。
[一百一十二]参见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二〇一五年二月九日文章《伊斯兰教内部的世界大战》（作者：美国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詹姆斯·特劳布）；同[一]译介报二月十二日，题目未变，第十版〈参考论坛〉。
[一百一十三]同[一]译介报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文章（非译介，原作刊登）《中东在苦闷中寻出路》（作者：詹得雄），该句为转引阿拉伯电视台（AL-Arabiya）驻华盛顿分社社长希沙姆·穆勒哈姆(Hisham Melhem)的评论文章内容。
[一百一十四]同[一百一十三]转引突尼斯复兴党官员赛义德·费尔贾尼(Seyyid Ferjany)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方表达的观点（内容）。
[一百一十五]同[一百〇九]指书，第四十三页。其中，「出卖」一词相当于通俗所讲的「牺牲」，「我」一词则是指受真主启示的最大先知穆罕默德。
[一百一十六]具体见《旧约·耶利米书》：That boy is the day of Lord God of hosts, a day of vengeance, to avenge himself on his foes. The sword shall devour and be sated and drink its fill of their blood. For the Lord God of hosts hold a sacrifice in the north country by the river Euphrates.（JEREMIAH,第四十六章第十节。）
[一百一十七]参见台湾《苹果时报》、《中国时报》、中央社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三日的报道；同[一]译介报（非译介）二月二十四日综述，《「台独」分子拉倒台南孙中山铜像》，第十三版〈海峡两岸〉。
[一百一十八]该地区位于乌克兰的东南部，与俄罗斯接壤，大体地理范围包括顿涅茨克州中部与北部、卢甘斯克州南部。
[一百一十九]参见俄新社二〇一五年四月六日莫斯科电；同[一]译介报四月七日（另含法新社四月五日莫斯科电），《俄乌总统曾「推让」乌东部归属》，第三版〈时事纵横〉。
[一百二十]参见拙文《学术总是强于特务——关于制度伦理的思考[七]》，载于我的网易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m）二〇一五年四月十日。
[一百二十一]与[一百二十二]参见涛慕思·博格（Thomas Pogge）著《实现罗尔斯》（中译本，陈雅文译），第二百七十七页；陈译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二〇一五。
[一百二十三]参见斯·茨威格著《异端的权利——卡斯特利奥反对加尔文史实》（汉译本，赵台安、赵振尧译），第九页；两赵译版本：三联（北京）书店，一九八六。
[一百二十四]同[一百二十]博客，《李光耀模式的黄昏——关于制度伦理的思考[六]》，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九日。
[一百二十五]同[一百二十三]，同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