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10日由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是联合国基本法之一。她为国际人权领域的实践奠定了基础，对后来世界人民争取、维护、改善和发展人权事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近年来，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的逐步改善和提高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人权乃天赋之权。因此《世界人权宣言》明确：“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人权“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联合国还陆续通过了一系列的《宣言》和《公约》，使《世界人权宣言》不断地得以修正、完善和发展。
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也是《世界人权宣言》起草委员会国之一。中国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1981年当选为人权委员会成员国。在宣传、践行《世界人权宣言》方面，需要有所表现，以展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所以，在1991年11月1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开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致使在这个国度里被长期封杀的极其神秘和使人忪然的“伟大的名词”——“人权”，首次得以出现在中国官方文件中，破天荒地见诸官方媒体，该“白皮书”向国际社会公开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维护人权和不断改善人权状况不遗余力，并取得了显著成绩。”。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人权始得入宪：“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2006年3月27日《人民日报》发布消息称“迄今为止，中国已经加入了20项国际人权公约和议定书。”2006年4月22日，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表示：“我们将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权，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使13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据2006年4月22日新华网）2007年2月26日，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发表文章《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指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据当日新华网）2007年3月16日，温家宝又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答中外记者问时再次重申：“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全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据当日新华网）
这说明中国官方最高层已经认可普世价值观，承诺维护和不断改善人权。但出人意料的是，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范为3句话24字：“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据2013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竟然把“人权”排除在外。
前后对照，显然自相矛盾，难免尴尬。不过，愚以为，如此“自相矛盾”实乃中国国情特色之必须，不难理解。前者是装扮大国形象的需要，供国际社会欣赏；后者是实事求是，供国内具体实施。此正可谓，内外有别也。把话挑明说，“人权”万万不可以写进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否则，有“天塌地陷”之虞，“理由”有N条，本文择其要，简述三条。
其一，是坚持政治体制的需要。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由马恩在1848年2月24日合著的被称之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纲领性文献和马克思主义诞生重要标志的《共产党宣言》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消灭私有制”，“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马克思认定：“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正是必须采取暴力。”（马克思：《关于海牙代表大会》，《马恩全集》第18卷第179页）恩格思说：“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恩格思：《论权威》，《马恩全集》第18卷第344页）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忘记，暴力是整个资本主义彻底崩溃和社会主义诞生的必然伴侣。”（《列宁全集》第27卷118页）
马列主义的理论核心就是暴力夺权，为了夺取、维护和巩固政权，无产阶级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地施用暴力，这正是与人权背道而驰的。如果把“人权”写入了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异于背叛“祖宗”，沦为“修正主义”。暴力与人权，水火不相容，暴力之下岂有人权可言？中共中央宣部理论局原副局长李洪林在《我所了解的三次整风运动》的文章指出：“‘社会主义’所要消灭的‘私有制’，说到底，就是要消灭所有‘属于自己’的‘个人’，也就是消灭一切有独立人格、能自由思想的个人，才能使整个社会都在统一意志的支配下，有计划地建设起一座‘共产主义天堂’。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第一，消灭（即没收）一切私有财产，使所有的人都失去安身立命的物质基础；第二，消灭一切个人思想，使所有的人都成为没有头脑的‘驯服工具’。哈耶克把这种‘思想征服’叫作‘思想国有化’。但思想不是实物，不能没收或占有，它只依附于人的脑袋。斯大林的办法是把不服从统一意志的脑袋砍下来。毛泽东的办法是‘思想改造’。他的‘运动治国’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不断发动的用‘党性’征服‘人性’的运动。”既然要遵循“老祖宗”的“暴力论”，那当然就不能把“人权”写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其二，是捍卫党史国史“正确性”的需要。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是马列“暴力”理论的虔诚的信仰者和坚定的践行者。毛泽东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页）毛泽东还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196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好得很》）造反是什么？造反就是暴力。毛泽东夺取和维持权力的整个历程，可以概括为四个字，那就是“暴力至上”。在这里，且撇开暴力推翻国民党政府不谈，仅其残酷的“内斗”就是一部血淋淋的暴力史。
“一日权到手，便把暴力施。”这句话，可谓是对毛泽东秉性的概括。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真正第一次独揽一个地方党、政、军大权的时间是井岗山时期。1930年至1931年毛泽东担任红四军总前委书记（前委是前敌委员会的简称，为红军时期的特殊组织，系中共中央代表机构，统一领导和指挥红军及其游击活动区、农村根据地的地方工作）。毛泽东恃权妄为，在军队和地方发动肃清子虚乌有的所谓的“AB团”和“社会民主党”运动。通过相互揭发告密、严刑拷打、裸体跪地、香火烧身、刀割乳房、火烧阴户等逼供手段，强迫党内外、军内外的干部群众自行招供为“AB团”，被“快捉快杀”，血腥遍野。运动迅速蔓延至湘、鄂、赣、闽等各苏区，几乎处处都有“AB团”。以致，红二十军从军长、军政委到副排长以上计七八百名干部通通被当作AB团分子处决，二十军番号被取消，战士被编入红七军。闽西肃“AB团”，杀害军队和地方干部6200人。因为大批党政军骨干被捕被杀，元气大伤，闽西苏区原有48个区，急剧减少至22个区。据萧克将军回忆，第四军7000多名官兵中，一千三四百人被打成AB团分子，占全军人数五分之一。1980年代，中央有关部门派员调查核实，中央苏区肃AB团共杀7万多人，无一人是真正的AB团分子，全盘皆错，而非“扩大化”。毛泽东因此被当时的中共中央解除职务，到农村“赋闲”（调研）。我曾经撰文，将“肃AB团运动”称之为毛泽东发动的第一次文革浩劫。无论从动机、形式、手段和恶果来看，都与36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如出一辙。试问，如此残酷的运动，哪里还有丝毫的人权可谈？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死里逃生长征到达陕北，甫一立住脚，毛泽东很快就发动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实际上是毛泽东夺取中共最高领导权和自我造神的运动。1937年11月底王明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钦差大臣的身份回到延安。毛泽东表面佯装兴高采烈，称王明的到来是“神仙”下山，“喜从天降”，而内心深处却很受伤很沮丧，其自遵义会议以后逐步经营起来的声望很快滑落。张闻天、周恩来、博古、任弼时等中共高层对王明如“众星捧月”般地拥戴，毛泽东仿佛又回到了憋屈的瑞金时期。
对于延安整风运动，长期以来，一般的说法是1942年至1944年，实则从1938年10月开始至1945年4月中共十七大召开，长达6年多时间。毛泽东以此运动彻底改变和颠覆了于己不利的局面，扫除了攫取最高领导权并成神成仙的障碍。运动从中共高层开始，旨在打碎两个宗派，一个是王明、张闻天、博古等人的教条主义宗派，一个是周恩来、彭德怀、朱德等人的经验主义宗派。逐个批判斗争，使之检讨、悔罪、臣服。王明被迫给毛泽东写信认罪，“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彭德怀被批斗40天，尊严丧尽，直到1959年庐山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还当众大吼：“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的娘还不行？”毛泽东回应：“（延安时）华北座谈会操了四十天娘，补足二十天，这次也四十天！满足操娘要求，操够……”（李锐：《庐山会议实录》）。运动中，毛泽东借机成立“总学委”，把中共中央原来的领导机构架空，他当“总学委”主任，康生当副主任。“总学委”取代了党中央，成为全党的最高领导机构，所有高干都编入学习组挨整。1943年3月毛主持中央机构调整，他当上了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
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在高层进行“夺权”厮拼的同时，在面上搞残酷的“人斗人”，“抢救失足者”，“审干”，“锄奸”，“反特”，大肆逼供信，随便关押、拘捕，甚至秘密处死。譬如，党员作家、翻译家王实味，就是被随便定为国民党特务的，先是开出党籍，打入监狱，最后被杀头（1991年2月7日公安部予以平反昭雪）。在延安，仅半个月就挖出了所谓的特嫌分子1400多人，一片恐怖，党员干部们惶惶不可终日。在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之下，许多人违心招供，谎称自己是奸细、特务或参加“CC”、“复兴”等反动组织。经过上下齐手，全面思想改造，终于炼成“共识”：毛泽东是正确路线的一贯代表，“毛泽东道路”、“毛泽东思想”代表中国革命惟一正确方向，并且被载入由毛泽东本人亲自炮制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文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通过《决议》的那一天，毛泽东做了一个对《决议》草案的说明。其中谈道：“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说这种话，是不是有点不知羞耻？）至此，毛泽东潜心竭虑策划和殚谋戮力运筹的延安学习整风的目的完全达到了，他便水到渠成地在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以及中央军委主席，登上了神坛。
中共执政以后实施的“运动治国”。李洪林先生说：“‘运动治国’是毛泽东真正独创的法宝，即把特定范围内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动员起来，向其余的百分之五或百分之一、二、三的人宣战。这一场战争打完了，接着就掀起另一场战争，永不休止。”“一个接一个，中国人就没有喘息的机会。”像“三反运动”“五反运动”“思想改造运动”“忠诚老实运动”“肃反运动”“合作化运动”“社教运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四清运动”等等，无不秉持“阶级斗争为纲”，全面“洗脑”（精神戕害），持续不断地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百分之几的阶级敌人，即便都是1%以内，加起来也是数以亿计。他们被实行各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包括相当一部分人被关进监狱或处以极刑。所有的这些政治运动，无不是对民众灵魂和肉体的摧残戕害，对人性、人权的反动。至于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红色浩劫，则是由一个毛魔头把全中国7亿人的人性、人道全部吞噬，整体沦为疯子的运动，向中华数千年文化和文明打砸抢，960万平方公里的华夏大地深陷于水深火热的极度惊骇之中，一亿人遭到批判斗争，二千万生命被“蒸发”。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构陷种种罪名活活整死，大批曾经为毛氏江山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勋如彭德怀、习仲勋、罗瑞卿等等以及各级领导干部和文化精英都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平民百姓就更无生存和生命的保障了。全中国人民白痴一样地紧跟毛魔头造反、破坏、残害生灵，而把人性、人权当作粪土肆意践踏。
综上所属，可以说，由毛泽东主宰的中共历史和新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反人权的运动史。如果把“人权”写入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异于全盘否定其党史和国史。所以，“人权”决不能写入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其三，是保证政令畅通的需要。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是这个国家行政行为和官民活动的准则。如果把“人权”写入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各级权力机关及其官员就必须念念不忘人权，以维护人权为圭臬，而不可越雷池半步，否则，就要受到问责和惩处，或被公民弹劾。如此一来，就势必难以确保各级党政权力畅通无阻。正因为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间一直漠视人权，并养成习惯，而在中共十八大后又被排斥在核心价值观之外，所以一些地方主政者不懂得、不习惯尊重人的应有尊严，维护人的合法权利，甚至故意侵犯和伤害。正因为如此，一些司法机关才滥施酷刑，刑讯逼供，频繁制造数不胜数的冤假错案。譬如，内蒙古呼格吉勒图“强奸杀人”被枪决冤案，河北聂树斌“故意杀人”被枪决冤案，湖北佘祥林“杀妻”冤案，浙江张高平叔侄“强奸”冤案，等等；正因为如此，一些公安机关才敢不经任何司法程序关押公民，甚至跨省拘捕无辜记者；正因为如此，一些地方才敢为政绩工程和GDP飙升而肆无忌惮地大拆大建，官商勾结、官黑勾结野蛮拆迁；正因为如此，一些地方才敢堵截上访人员，将其关押或送进精神病院……诸如此类的侵犯人权的恶性事件不胜枚举，上网搜索，保准审丑疲劳，不忍卒读。不过，一些地方之所以这样肆无忌惮地恣意胡来，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出于“好心”，初衷是响应上级号召，“大力发展经济”，“维护社会稳定”，“提高破案率”……倘若尊重人权，一些官员的“好心”就无法得以发挥，行政权力势难以顺畅。所以，“人权”万万不可以写入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是否把“人权”写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中国主政者来说，实在是一个难解的矛盾。写入吧，就需要在政治制度上大动手术；不写入吧，又不好对《世界人权宣言》交待，更不利于提升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人权形象。何去何从，就看中国最高层如何发挥聪明才智，权衡利弊，作出顺应时代潮流的明智的抉择。吾乃古稀拙翁，阅历告诉我，即便是“死结”，国家智囊团的精英们也有能力化解。
【注：本文参考了下列资料：戴尚清、罗惠兰：《AB团与福田事变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AB团肃反之法理依据与文化根源——读〈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札记》，江苏省党史办：《党史资料与研究》2007年第二辑；李金明：《宁都会议解除毛泽东军权内幕》，2010年8月6日中共新闻网；王彬彬：《中共七大：筹备了十七年的会议》（上、下），《钟山》杂志2013年第6期、2014年第1期；李洪林：《我所了解的三次整风运动》，《炎黄春秋》杂志2015年第9期；杜惠：《亲历延安抢救运动》，《炎黄春秋》2015年第10期；张成洁：《延安话语系统是怎样形成的》，《炎黄春秋》2015年第12期；2014年8月10日中国共产党历史网：《整风过程中的审干工作》。在此，向上述各位作者老师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