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经济改革、社会转型，中国的新闻行业近些年经历了爆炸式的扩张，也诞生了一批敢做敢言，敢为民众鼓与呼的新锐媒体。不过，大潮之中鱼目混珠、泥沙俱下，激烈的市场竞争带来的经济压力及某些制度的不合理，也产生形形色色的媒体。

三鹿、蒙牛、伊利等“国产明星品牌”一起主演的“三聚氰胺门”事件中，传媒就扮演了种种褒贬不一的角色。

欲盖弥彰愚不可及

第一个勇敢地在报纸上点名曝光“三鹿”的上海记者简光洲，已经被国人当成了英雄。在他之前，曾有许多报纸陆续报道过婴幼儿患肾结石的案例，但只是称呼“某企业”，未有人敢点名三鹿。就在三鹿丑闻曝光后被千夫所指的时候，河北当地的媒体仍没有正面去揭露个中原由，只能引用一些官方的通稿。

三鹿何以拥有如此大的威慑力？其实不光是三鹿。国家公布的涉及毒奶粉事件的企业明明是22家，而9月17日山东《烟台晚报》上公布的却只有20家。读者比较后发现，漏网的两家“澳美多”与“磊磊”，正是烟台本地的企业。在传媒资讯如此发达尤其是互联网高度普及的今天，这种欲盖弥彰的做法真是愚不可及。这样的报纸，还有何公信力可言？

很多地方的报纸都要听命于当地党政官员。都已经出人命了，当地官员居然还在充当地方保护主义的遮阳伞。说到底，不过是一个“钱”字、一个“权”字。企业多赚昧心钱，官员多捞税收、捞GDP、捞政绩、捞更大的乌纱帽，他们互相结成了既得利益群体。失去公信力的报纸背后，是失去公信力与责任心的地方政府。

同时，运用手中的公权力，地方官员可以很容易地给“无冕之王”扣上种种大帽子，诸如扰乱秩序、破坏声誉、造谣生事之类，甚至让当事记者丢饭碗。在这种情况下，愿意或敢于当“出头鸟”的记者少之又少。

另一件引起非议的焦点事件是，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曾将三鹿作为“中国制造”的第一个强力宣传的品牌。这种披著新闻外衣的“软性广告”，比纯意义上的广告传播效果更强烈，所以一旦出了问题危害也就更大。因为消费者会将自己对媒体的信赖，潜移默化地移植到对产品的评价上。

央视似乎也在叫屈，认为自己也被三鹿“忽悠”了，但央视为何花那么大力气来吹捧一种产品呢？实际上，三鹿、蒙牛、伊利都是央视的广告大户，其中蒙牛曾披露今年投放央视的广告费用约为两亿，这背后的利益链条再清楚不过了。所谓新闻完全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变成了有价钱的商品了。而收钱的东西能客观吗？

盯住社会灰暗角落

新闻媒体被称作是社会的良心，这种良心正在受到种种诱惑和考验。投放广告、赠送礼品、组织旅游，出事后发钱当“封口费”，企业用种种公关手段将媒体“绑架”到自己的车上。对“不听话”的媒体，企业则威逼利诱兼用，施加压力，促其就范。三鹿在出事后，还曾试图花300万元让“百度”在网上屏蔽对自己不利的消息。

简光洲说，在将三鹿的报道上版时，他脑子里晃动的都是翌日三鹿公司气势汹汹地打电话指责记者的不负责任，并要把记者告上法庭的景象，整个晚上都没有睡好。

构建良好有序的新闻环境，是反思“三聚氰胺门”的应有之义。让铁肩担道义的“出头鸟”多起来，用“第三只眼”盯住社会的灰暗角落，包括黑心厂家和昏头官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