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去年6月1日的长江沉船事故，最近的进展是事发地湖北当局拿出了一份表彰名单出来做公示，其中包括99个先进集体和253名先进个人。在受到舆论谴责之后，湖北方面收回了这份名单，它在社交媒体上的“短命”存在，很能说明灾难中的政府与国民关系。

    舆论之所以谴责这份名单，是认为它在如此重大的灾难事故（452名乘客死了442名）前官员竟然没有羞愧，更是将丧事办成了喜事，用自我赞美来取代必要的问责。尽管人们都知道这种谴责对政府毫发无伤，但还是形怒于色，将赞美视作冷血。
    公开名单之后又回收，主要的原因是它受到了批评，而湖北正在召开省两会，这个事势必会引起讨论，舆情会对湖北领导不利。收回名单，就像维稳事件中的抢夺尸体，可以移除兴奋点，令舆论抬高声调时少了依据。这可以看作是官方舆情处理的常规手法。
    对于这次长江沉船事故，因为现场采取了严密封锁，导致救援过程无法透明展现——这是吸取了温州动车相撞事故的教训，在这次事故中，媒体全然扑上，事实有了充分展现，舆论对官方相当不利。其后上海发生大火，就开始收缩社交媒体上的舆论强度。
    到长江沉船时，官方对舆论维稳已经有了相当充足的经验，所以调派了非常多的人手加入到现场的隔绝上。从表彰名单尚可以看到，当地政府的所有部门都已经被征用，包括宣传系统、武装部、基层政府、甚至是计生部门，当然少不了当地驻军的参与。
    从这份名单可以估计出沉船打捞现场封锁之严密，也可以理解沉船新闻何以很快变成官方的“独家放送”。明白了这一点，也不难理解为何沉船的真相、问责等环节会秘而不宣。等到政府悍然宣布表彰名单时，民众对沉船事故积蓄已久的悬疑化作愤怒声讨。
    现在的问题在于，既然政府对舆情能够实现精确控制，为何会在名单表彰上“大意失荆州”？可能的解释是，政府对舆论调控的效果深信不疑，以为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节点事件上实现操控。正是这种盲目的自信，让政府在自我歌颂上丢了脸。
    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是，政府在强力干预舆论的形成及倾向过程中，产生了某种错觉，以为将舆论控制住，也就控制住了事实——当然，也不一定是错觉，而是他们本身就固化了这个观念思维，以致于对舆情变动丧失了感知能力，以野蛮的自我表扬挤压人性。
    这也不是湖北一地才有的情况，但凡发生灾难性死伤事件，政府都已经能熟练地实现全程控制。长此以往，官员对于公共灾害中的人性沦丧、行政罪恶等已经熟视无睹。反映到具体行为上，就是对灾难的理解抛弃人道立场，而是以官本位立场对待之。
    这也将强政府的蛮横逻辑加诸于人道灾难之上，并且不忌惮用民众的死伤、鲜血来浇灌顶戴花翎，真是控的一手好灾难：不仅在灾难的原因问责上可以高高挂起做壁上观，而且在时候还能从灾难中捞取资本。这从另一个角度见证了“多难兴邦”一说的扭曲与残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