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十年》想象了十年后中国对香港严加管控的情形。小红卫兵朝一家出售禁书的书店扔鸡蛋。
Andy Wong
香港——十年后香港会是什么样？
香港导演伍嘉良(Ng Ka-leung)的新电影《十年》回答了这个问题。片中以2025年为背景，讲述了5个反乌托邦的故事。中国官方报纸《环球时报》指责它为“思想病毒”，但伍嘉良不为所动。
“如果说那篇社评有什么效果的话，就是它吸引大陆人来关注我们这部小制作，”伍嘉良说。他也是该片的两位制作人之一。
《十年》成为了香港多家影院的票房黑马。香港是半自治的中国领土，香港居民担心本地文化和公民自由遭到侵蚀，该片就呼应了民众的这种心理。近期香港一家出版中国内地政治禁书的公司，有五个人失踪，更是加深了这种恐惧感。从去年12月下旬公映以来，大部分场次都座无虚席。这部独立电影的制作预算约为50万港元，到周四为止票房接近500万港元，伍嘉良说。上周五，它又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提名。
“我们做宣传甚至连一块钱都没有花，”他说。“最初我们以为只能做私人放映，完全没有想到有这样巨大的需求。”
《十年》里的五个短片分别由不同的导演执导。它描绘在不久的将来，香港在中国共产党统治者的严厉管控下苦苦挣扎的情景，尽管在1997年时，这个过去的英国殖民地是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回归中国的，北京当时承诺，香港的自由和生活方式保持50年不变。
在短片《方言》中，大陆的普通话已经取代了当地的粤语，成为香港的官方语言。那些不会讲普通话的人遭到边缘化。
出租车司机阿汉(Hank)必须张贴标志，表明自己不讲普通话。他的收入越来越少，某些区域禁止不会讲普通话的司机接载乘客。孩子们在学校里学习普通话，片中有一个心酸的场景，阿汉的儿子放学后走过来用普通话叫他“爸爸”，而不是粤语“老窦”。
“十几年前，他们来都要学广东话的，”一位乘客对阿汉感叹道。
其他几则短片讲述了图书遭到审查，房屋在未经业主同意的情况下被推土机推平，中国政府在低三下四的香港官员、甚至流氓打手的帮助下，插手本地事务的决策。
“这些人都不害怕，哪会理你的《国安法》？”一名中国官员在《浮瓜》中问到。这部短片讲中国政府雇佣枪手在香港策划恐怖袭击，希望能恫吓民众，促使他们支持这样的立法。2003年，香港政府试图通过一部国家安全法，引发了50万人示威，阻止了这部立法。示威者担心中共当局会利用它来打压异见者。
在《自焚者》中，一名认同香港独立运动的女子在头上淋了汽油，并在英国领事馆外自焚。这一幕可能是受到了2014年的多场抗议的启发。抗议活动敦促英国政府站出来反对中国对待香港的方式。
尽管这些情节是假想的，但它们显然引起了很多香港人的共鸣。
“这部电影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香港便会成为另一个深圳，”黎汶洛(Oscar Lai)说。他与支持民主的团体学民思潮(Scholarism)的其他活动人士一起观看这部电影。
与北面毗邻的内地城市深圳不同，人们在香港几乎可以自由地讨论任何问题。但香港领导人梁振英(Leung Chun-ying)在去年的年度施政报告中，严厉警告一份校园杂志中的一篇文章。梁振英称，那篇文章支持“自立自决”。尽管独立运动未在香港得到广泛认同，但民调显示，较为年轻的居民与中国人认同渐行渐远，唯恐会和内地进一步融合。2014年，要求选举更加自由的抗议活动持续了数月，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很多人更是参与其中。抗议活动的反抗态度和它体现出的礼貌都令世界惊讶。
本月，数千人走上香港街头，抗议巨流传媒(Mighty Current)五名成员失踪，民众担心有人违背他们的意志，将他们带去了内地。巨流传媒是香港的一家出版公司，其出版的有关中国领导人的书籍骇人听闻，通常缺乏确凿的消息来源。香港警方仍在调查这五人中的李波是如何做到在没有旅行证件的情况下进入内地的。据称，李波正在内地“协助调查”。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的一名漫画家开玩笑说，如今最快的过境方式是开书店。
“香港人之前不关心那些书商，直到李波失踪。李波是唯一一个在香港，而不是内地或泰国失踪的人，”罗冠聪(Nathan Law)说。“人们原本以为，他们在香港是安全的。”罗冠聪是香港专上学生联会(Federation of Students)秘书长，该团体积极投身民主运动。未来几周学联在几所大学里组织了这部电影的放映活动。
“8月31日以来，政府对市民的民主呼声姿态很顽固，这动摇了我们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他说。2014年8月31日，中国政府宣布对香港的选举制度作出严格限制，此举引发了被称作“雨伞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的长达数月的抗议。
《环球时报》发表的那篇语气尖刻的社评称，《十年》带给香港社会的“害处很可能大过好处”。但即便是这篇文章也承认，影片反映出了一些恐惧。
“这部电影从拍摄到在香港热映，被普遍认为反映了一些港人这两年的严重焦虑，”文章说。“‘一国两制’的推行显然比原来预想的更复杂。”
这篇社评发表后，以内地使用的简体字发表的评论，开始出现在这部电影的Facebook页面上，很多人表示希望电影能在内地放映。
就像在战斗中获胜的游戏玩家一样，伍嘉良的助理在电影的Facebook页面上说“成就解锁”，仿佛把《环球时报》的批评当成了荣誉。
尽管认同影片描述的未来一片黑暗，但伍嘉良也让观众看到了希望的微光。在他执导的最后一则故事《本地蛋》(Local Egg)中，违禁书籍被下架。但很多书被放到了一个秘密的地方。在那里，一排又一排的年轻人借着钨丝灯发出的微弱灯光，贪婪地翻阅着那些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