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北京学者贺卫方、郝建教授和著名律师莫少平出国受阻之后，11月10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先生的夫人在北京出入境管理处办理赴香港商务通行证，遭拒签，翌日再次办理香港自由行通行证，再次遭拒；11月14日，学者丁东、邢小群之子，上海影恒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丁丁拟赴美国参加技术交流活动，在上海虹桥机场被阻止出境。
由于在上个月不知从何种渠道传出的一封所谓刘霞致友人的公开信中，刘霞邀请一些朋友赴奥斯陆参加12月10日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式，并罗列了大约145名左右的名单（多为学者、作家、维权律师及维权人士），这成了一连串中国人出境受阻事件的导火索。如果说，贺卫方、郝建、莫少平等人因其名字赫然在列，被阻止出境还算“顺理成章”的话，那么卢跃刚夫人和丁东之子被阻止出境，则实属株连。丁东、邢小群因此事在致胡锦涛、温家宝的公开信中指出：“中国古代有株连九族的专制传统。文革中又流行过‘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改革开放以后，这种逻辑已被否定。今天一些部门不惜重拾株连之法，实属历史倒退。”
另据国内媒体报道，国家海关总署今年颁布的第54号公告，规定自8月1日起，入境居民旅客携带超出5000元人民币的个人自用物品，经海关审核确属自用的，海关对超出部分征税；对不可分割的单件物品，全额征税。据悉，该措施主要针对从国外购买的iPad产品，一台iPad要征1000元的税。对此，国家商务部向海关总署发出质询函，认为中国加入WTO后的重要承诺之一就是对各类计算机实施零关税，海关向iPad征收1000元进口税与WTO规则不一致，20%的税率过高，iPad完税价格被高估。该规定出台后，迅速在社会上“发酵”，尤其在海外留学、访学人员群体中反应强烈。有留学生说，5000元的个人自用物品上限过于苛刻，完全无视客观现实性，因为两个手提箱就要2000元以上。如果硬按此规定严格执行的话，以后回国将不得不用塑料袋托运行李；iPad就地处理，手机、电脑、MP4和相机全扔掉，然后——“裸奔”通关。非如此，则难以实现海关总署规定的硬指标。
与此同时，作为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后中国对日反制措施的一环，稀土禁运成为中方对日所打的头一张重牌，且禁运对象从“始作俑者”的日本，扩大至美国和欧洲，引起西方的恐慌。凡此种种，给国人和国际一种强烈的暗示：所谓三十年河东河西，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话语效应的退潮，情随景迁，“改革开放”已成“过去时”。而就在曾几何时的改革开放即将迎来三十二周年之际，中国的国门即将关上，国家已不复是“开放”国家。
两年前，在围绕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众多回顾、检讨、反思中，令笔者深以为然者，是一位上海学者的看法。他认为过去的三十年，与其说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不如说是“开放改革”的三十年，因为我国改革在历次重要关头，都是以开放为先导的。正如到目前为止的中国经济是出口型经济一样，我国的改革也是靠开放主导、拉动的。而开放的“第一动力”，其实来自东邻日本。
1978年8月，在第三次复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主导下，难产六年之久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终于在北京签署。两个月后，他前往东京，出席和约批准书交换仪式。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对日本的首次正式访问。日方高度重视，给予了事实上的国家元首规格的接待。在日本，邓做了“欢迎工业发达的国家，特别是日本产业界的朋友们对中国的现代化进行合作，这也将加深两国政治关系”的表态，像“起爆剂”一样，日政、财两届为之震动。
在邓访日行程中，有一个后来被反复提及的耐人寻味的细节。10月26日，一行人从东京出发，乘“光”号新干线列车前往日本历史文化名城京都访问。日本记者请他谈谈乘坐新干线的感受。他触景生情，一语双关地答道：“很快，快得像风，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现在很需要跑！”
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实事表明，此次对日本的国事访问，如果不是催生了邓始终念兹在兹的“中国版”现代化构想出台的契机的话，至少构成了使其具体化、可操作化的直接动因之一：从日本回国仅一个半月，12月18日，邓即主持召开了被称为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政治上清算了“凡是派”，正式打出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因为在日本受到的刺激和“洗脑”，先是促成了邓自身从党内“开明派”向现代化“总设计师”的转型，进而启动了中国20世纪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一次战略转型。从那之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即为国人心中“现代化”的代名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中日关系也迎来了战后第一个“蜜月”期。1984年，受胡耀邦总书记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为“蜜月”的高潮。
首先打破“蜜月”酣梦的，是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于1985年8月对供奉着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的公职参拜。而中曾根之所以这样做，应该说并不是出于其所谓“右翼鹰派”的保守主义立场，或与华为敌的思维定势，而是日本国内政治形势使然。而他后来回应中共方面请求，从翌年起停止参拜，恰恰反证了其不折不扣的亲中立场。据其在日本出版的回忆录《自省录——作为历史法庭的被告》中透露，令他作出停止参拜决断的，“除了对（日本）国内外的情势做出的伶俐判断之外，一个决定性的要因是意识到胡耀邦也许会因我的参拜而遭弹劾下台的危险”：
受中曾根个人之托，借商务访华之机，负有顺便打探“中方在靖国参拜问题上的真意”之责的日本“新日铁”公司前社长稻山嘉宽临回国前一天，清晨6点，时任书记处书记的谷牧、副总理万里两位“开明派”，“面带紧张神情来到了他下榻的酒店”，“……（靖国参拜问题）将给中国的内政带来巨大影响，会陷耀邦总书记和我等于非常困难的境地。请务必向中曾根首相转达停止参拜的希求。”正是出于对与其私交甚笃的胡耀邦为首的中共“开明派”的支持，中曾根做出了中止参拜的决断。事实上，作为保守派政治家，中曾根也为这个决定付出了代价：1986年8月，因其没有继续参拜靖国神社，首相官邸收到了寄自“赤报队”等极端右翼团体的子弹。
中曾根之所以不惜政治代价挺胡，显然是意识到胡已成中共保守派的攻击目标。如果胡被迫失足、保守派卷土重来的话，不但将葬送“半吊子”的中国改革，对日本和世界也没有半点好处。尽管如此，中曾根的良苦用心仍然未能“挽狂澜于既倒”：胡旋即被“老同志”集团搬倒，其余势还引发了“反精神污染”运动及“八六学潮”。
至此，现代中日关系史上仅有的一段“蜜月”被打上了休止符。但日本自始至终没对中国的改革说过一个“不”字，并用行动证明了这一点。肇始于1979年、历经日本二十余任内阁、总额高达3.3万亿日元（折合人民币约为1649亿元）的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简称ODA），可以说全方位见证了两国关系从高歌“友好”的“蜜月期”，到各自进行战略调整、重新定位的“调整期”的整个过程，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可谓功莫大焉。
尤其在1989年“六•四”之后，中共经历了最可怕的合法性危机，在相当程度上靠吸引外资才好容易构建起来的开放经济体系濒临崩溃。而日本在西方国家中，率先宣布解除对华经济制裁，再一次为中国经济注射了强心剂。对此，中共相当感恩，作为回报，90年代初曾邀请天皇夫妇访华，这在当时被国际社会看作是中日全面和解，一个崭新的、面向21世纪的“战后”时代大幕开启的信号。回过头来看，日本所为，动机很单纯：除了其实用主义、无视道义立场的“经济动物”的一面，更主要的，恐怕还是想通过此举，促成中国向国际社会的回归，彻底斩断中国国内保守派清算改革、杀回马枪的借口，从而使中国“将改革进行到底”，以期从更长的时间轴上有利于日本的“国益”。
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期待并未落空，经济起飞的中国，反过来又成为日本的机遇。两国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互补的现状，在强化“战略互惠”的同时，应该说也为中日关系在21世纪的进一步发展夯实了基础。因此，即使在中日关系遭遇巨大挫折的小泉内阁时期，尽管出现了所谓“政冷经热”的结构性失调，但两国却生意照做，日本和国际主流舆也都把相当一部分关注的焦点放在“经热”上，“政冷”问题并未完全遮住舆论“向前看”的视野。而中国也以自身的表现，以北京奥运的华丽盛宴，向国际社会展现了“将开放进行到底”的姿态，事实上也挣得了一份差强人意的国家软实力。
回顾改革开放32年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迄今为止的全部受益，几乎全来自开放，甚至改革本身，也是开放的结果；而保住改革成果，并使其最大化之关键，是持续开放。北京奥运之后，一方面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出现萧条，另一方面遭遇了地震等自然灾害，内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乃至出现了改革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视为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其解决要靠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尤其是适时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而不是走回头路，更不能伤及开放。
而近来对一些国内、国际事件的过激反应，已然给国际社会造成了不仅改革倒退，且开放已到尽头、国门即将关上的负面印象，很大程度上抵消了靠北京奥运等国家形象工程积累的软实力。更有甚者，甚至会损害到目前为止自由、宽松的国际贸易环境，从根本上制约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从而葬送改革开放的成果。这关系到每一个国民的切身利益。对此，所有国民，特别是政、财两界精英和知识分子，当保持充分的警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