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作为中共党员，异议“贵”中央，不服从组织纪律，在阿伦特的《极权主义起源》那里，就是极权主义组织与极权主义运动的冲突。不打着民主的旗帜搞极权主义组织和运动呢，还有吗，全世界哪个独裁者不以民主的名义独裁呢，你还找得到嘴巴上大喊“朕，独夫也”的独裁者吗。
如果把国内的内心流亡和内心移民，也算做跑路运动的话，其实改革派和政治反对派，都是伟大的跑路运动成员，反对向心力的离心力，自然有脱离跑路的倾向，从他们身处共党之粉红地界和过渡骑墙的楚河汉界中间(给政治反对一个好听的比喻，改革派在河里摸石头，反对派在河里扔石头砸人)来看，不断跑出去，跑出去到民主阵营。他们都是跑路运动的先驱。推墙是顺带的工具性的。
从他们心属民主阵营就幻觉身属民主阵营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屁股向后脸蛋向前落雁平沙式，是不断匍匐后退式跑路，也是向民主阵营靠拢。但不是用双手推墙，改革派是用屁股推墙，反对派用双腿往后蹬墙。相反只有跑路运动的，才是正面对墙然后绕墙跑掉。
既然幻觉身属民主阵营，就把自己脚下所踩的共党地盘，卒子所在的地方，幻觉为民主阵营。既然在楚河汉界之前摸石头的改革派地方，都是民主阵营，那么在楚河汉界扔石头的更是咯。幻觉嘛，就是提前预支工资消费，就像美国人的消费国策一样，争一百块花一万，反正有信用卡可以透支。
那么摸石头与扔石头的都朝原来自己一方的大本营进攻将军，都把自己所在的地方化为民主阵营楚河汉界，摸石头的认为自己所在地就是民主阵营最前沿的楚河汉界进攻地带，自己屁股后面的都是后勤部队，包括扔石头的家伙。扔石头的家伙，认为自己所在的，才是楚河汉界，摸石头的已经把自己摸成共党的人了，已经是拱卫将帅的啦。
但是象棋里面比较清楚，楚河汉界，也可能是共党的，也可能是民主阵营的，这是我们民国派的认识。扔石头嘛，也会扔得自己迷糊，比较是石器时代的武士嘛。
政治反对派，还是知识分子，逼格不够，位格不高，还受知识分子共同伦理的规约，不足以撕裂贺卫方的张力和弹性。政治反对派，是不是也是共党极权主义运动，是作为共党极权主义群众运动的改革的下一步群众运动，我认为是，主力是八九学生，党妈的乖乖小宝贝，被打了离家出走了，还有以异议知识分子身份出现。
当然，正是包子法西斯运动没有完全吞噬的能力，吸纳不够，维稳还没有折磨够，政治反对派还此起彼伏的，这是极权主义组织与极权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就像改革派认为身在曹营心在汉，反对派认为自己在野，身在楚河汉界的中间，试图做过河小卒那样。没过河就在共党极权主义运动的范围内，即使有突破的能量和渴望，也会被封印住。能过河，政治反对可以洗干净自己的极权主义运动气息，过不了，就那样。成王败寇。
政治反对派认为自己是彻底的，不过是提前预支了过河之后的道义资源。提前发了工资。扔个石头，还真可以幻想为核武器。
没法组织化，政治反对的结果和积累，就只能以政治反对派的身份建构和道义资源积累来收藏。但是问题以个体来承载，那么就有个问题，政治反对派还能是个自由派吗，如果是个自由主义者，那么有什么资格要求别人一定也要站在政治反对立场，能够说服，但不能以大多数人的道德暴政。如果是个无政府主义者，那更糟，别人是不是政治反对派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贺卫方对朝他后背扔石头的家伙说，砸我后背的衣服上的“党”字干啥呢。
政治反对派质疑贺卫方作为自由派，不应该有党员身份，贺卫方说，既然是自由派宽容原则，就不应该背后开枪扔我后背马甲“党”字石头。从贺卫方来说，做一个自由主义者自由派在党内，是问题不大的，身份构建没有太大的冲突，不说从延安到八十年代的不反自由化时期都有。
还有从消极自由来说，法律之下的自由来说，贺卫方是个法学家，司法改革推动者，在法律人共同体与专政之间没有彻底冲突不可调和时，法律人共同体尚可以维系时，自由主义者身份与党员身份冲突撕裂不大。从积极自由来说，霍金一个小儿麻痹症患者坐在轮椅上植物人一样，都可以成为顶尖天体物理学家，不是问题。
那么凭什么贺卫方作为自由主义者，不能是个党员。自由至上，是不是党员不重要。在民国二三十年代有个小说，是战国策派思想家写的，说北平市伪警察局局长，都认为自己是个自由派，自由主义者。当年王怡余杰“白宫门”排郭飞熊，冉云飞写个文章，说自由主义者可以这么干。可见自由派这个词，这个身份，没法对贺提出道义要求。
贺卫方当然是参加过八九的，在军车上演讲过，参加了，可以退出六四政治反对精神共同体，正如六四之子没参加，可以自带干粮，带个投名状，在贺卫方背后扔个石头，也可以加入。
那凭什么就一定要像八九一代六四共同体成员一样，自我放逐开除出党员身份(我认为这样对贺的道义资源积累更好)。即使是潜伏，也是可以的吧。我这里是说，六四之政治反对共同体伦理，不是理所当然的。八九六四之学生战斗共同体，之政治反对派立场，还是自由主义者立场吗。政治反对派，还是自由派吗。
如果算自由派，那么就会遭到宽容原则，多元主义的瓦解，凭什么就一定要政治反对，我逃跑跑路不行吗，我像北平伪公安局长一样做自由主义者不行吗。
如果贺卫方没有党员身份，那么就是比较纯粹的法律人共同体或者法政系的代表人物，如我经年来写文章揭示的，在整整二十世纪的中国，和整个世界的政治现代化历史上，法律人共同体穿越于改革与革命之上，不管怀着改革或者革命的动机，其效果总是落实于保卫国家_社会共同体。总是压舱石。在一个没法革命的年代里，六四之后的时期，革命仅仅是个立场，是一种幻觉，是一种鸦片，除了八九和将来的广场上接近夺取外，其他时间的革命立场，仅仅是空洞的能指，用来激励吸纳，以革命之心，做改良维权之事。
真正革命暴力爆发，属于不法状态，就在于法律人共同体之外，法律人共同体不起作用，法律人以个体身份参与革命。就像教会一样，参与政治只能以基督徒个体身份，不能以教会的名义。所以法律人共同体有点梁启超“不问国体，只问政体”，可以说成“不问革命，只问法律”，这是法律与革命之问题，经历过二十世纪之后的审慎之理性思考而站位。我是法学院毕业的，扎根于改革时期之法治化土壤，而被当做自由派或者自由知识分子，我自己对此暧昧，说我右，我还左得很，总之对民国以来的自由派认同保持很大的警惕，我的自由主义认知来自法律，不来自改革，并且借着陈夏红的书《百年法律人剪影》等的书评，指出像江平这样法律人自我贬低为改革派，贬低为右派，是主体性的丧失。
我一直保持法律人共同体在改革与革命之上，能够打通鸿沟断裂的两个事情，是个桥梁。难道不觉得我们所背书的维权律师，正在做打通改革与革命，为革命预备，起桥梁作用的事情吗。做个右派，自由派，自由主义者没啥了不起的，比起法律人，小儿科而已。
在逃跑的过程里，沿路看到有共党制造的武器丢在路边的，顺手捡起来防卫一下是对的，例如维权运动拿着共党法律抵抗，但是共党武器拿久了舍不得丢，就会成为新“共党”，拿着红旗反红旗，最后只有红旗获得胜利。跑在前头的，可以扔给后面的，自己去制造或者寻找更少“共党性”的武器，用了一阵子在往后面递送，走在越后面的，越对越具有“共党性”的武器感到顺手，越前面的，越不顺手越厌烦越警惕，所以要有带动，而不是前面的学着后面的假装和后面的在一起，而是而拉开距离带动起来。
以舆论泡沫为例，让源源不断加进来的反五毛士兵去反五毛，这是海量士兵干的活，而且会战斗出一大片舆论意见领袖，就像战斗英雄一样;走在前面的，要想军官或者参谋部或者司令官干的活，没法指挥但可以带动，如果走在前面，如果去抢战斗英雄位置，或者只想做战斗英雄，这个战役就算完蛋了。拿破仑说，宁可一个狮子带领一群绵羊，也不要一只绵羊带领一群狮子。
舆论是个泡沫，但我们只有舆论泡沫作为工具，石器时代的原始人，只有以石器作为武器，要么河水里摸石头，要么河边仍石头。所以一个坚持做一个礁石，做自己的议题坚持几年下来，一个以舆论军司令部，而不是士兵的方式设计策略战略。
我们今天如此恶狠狠地打击希望，来自我们生存世界的希望和来自我们自己的希望，莫非“有希望”已经成了堵路党了。
经过二三十年努力传播，八千万党员主流知道赞同贺卫方没问题。但是知道了和赞同没用，没法知行合一。我有个朋友见过四川省的一个副省长，副省长说非常崇拜贺卫方，赞同他的每一个观点。但是有用吗，他敢于见下贺卫方吗，更别说站在一起。点赞是没用的。
美国有个男孩子上厕所忘了带手纸，他在脸书上说了，我忘了带手纸，结果几十个网友给他送手纸去。中国有个男孩，同样，结果几十个网友点了赞，这个男孩至今还在厕所里屁股上有屎。党内组织之内，没法知行合一。党外组织之外，没法凝聚力量，没法成气候。都知道贺卫方有啥用。
上次我去于建嵘哪里，我和他说，不用太计较反改革思潮，一旦有点真改革的影子，会发现我们这一些彻底反的，除了少数的，边上的全跑了，就剩一小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