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长王毅访问加拿大期间，在记者会上“怒斥”提问中国人权的加拿大记者，引起中国国内外媒体关注。
粗粗浏览中国社交媒体评论，有为王毅点赞者，也有吐槽中国“就是没有人权”者。
在6月1日的中加外长年度会晤后的记者会上，加拿大新闻网站IPolitics的记者对加拿大外长迪翁提问，引述香港书商失踪事件，问加外长有鉴于中国人权问题“加拿大为什么要与中国保持更紧密关系？如何通过这种关系来促使中国改善人权？”
问题虽不是直接抛向王毅，但王毅忍不住地“做出回应”。
王毅手指记者说：“你的提问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和所谓的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傲慢，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王毅随后反问该名记者“你去过中国吗？”“知道中国从一穷二白，帮助六亿摆脱贫困吗？”“知道中国人均（GDP）8000美元的第二大经济体吗？”“知道中国把保护人权列入到宪法当中了吗？”……
大国地位
诚然，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其在国际政治格局当中也扮演愈来愈重要角色。在人们谈论20国集团峰会、八国集团和七国集团峰会时，在谈论气候变化、全球经济时，似乎那一个论坛和峰会都不能少了中国的身影，甚至有人提出，今天的格局就是中国和美国的G2。
中国在经济和政治大局中的地位变化，也促使了中国试图强化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大外宣”政策、海外媒体落地、在西方主流媒体发声，增强中国文化的“软实力”，成为经济强大后的新目标和战场。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声音音量变了，倾听不同声音的“耳朵”不知有没有变？
如出一辙
AFP王毅在记者会上驳斥加拿大记者的一幕，让BBC国际台记者凯瑟琳·戴维斯（Catherine Davis）想到了13年前她经历的一幕，二者几乎如出一辙。
2002年，凯瑟琳任BBC中亚地区记者，当年冬季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访问乌兹别克斯坦。
在安南于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会谈后的记者会上，凯瑟琳向安南问了一个关于乌兹别克斯坦人权的问题。
“乌兹别克斯坦的人权状况有改善吗？如果没有改善，国际社会是否需要与乌兹别克斯坦改善关系？”
她说，安南回答了她的问题。她以为记者会上的问答环节就这样结束了。
她回忆说：“当时乌兹别克斯坦的总统卡里莫夫非常生气，随即介入其中，指责我问了一个对乌兹别克斯坦不太客气的问题。他还质问我为什么BBC总问一些乌兹别克斯坦的‘负面的’问题。”
凯瑟琳说，很明显他当时“极度生气”，像是她的问题“侮辱了”乌兹别克斯坦。
但她表示：“我只是在履行记者的职责，问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因为国际社会关注乌兹别克斯坦的人权问题。而安南的访问是问这个问题的好时机。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她说，记者会上并没有机会解释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会后也未遭到驱逐。只是当晚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就警告她说，总统“龙颜大怒”，因为“我的问题有点过火。”
敏感？不敏感？
13年前的乌兹别克斯坦与今天已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不可同日而语。2015年夏天，中国股市打个喷嚏，世界差点感冒。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舞台，中国似乎很在意自己的“声音”。比如，2003年非典之后，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逐步完善，重大新闻事件召开新闻发布会成为常态。2011年，各级党委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全国新闻发言人制度体系初步形成。
只是，传递声音只是新闻发布会的“半壁江山”，另一半则是提问。中国新华社称，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时的情景是“站着，不许提问”。
至于，能提怎样的问题？问题有无敏感之分？是否认同记者的“天职是提问”？如此等等，则是莫衷一是。
王毅外长怒斥西方记者的“傲慢与偏见”倒是给了人们新的思考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