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征文）
中共自我残杀的“肃反运动”（网络图片）
人们(包括不少海内外致力于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事业的人士在内)常对中共和中国大陆已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事产生一些误判。究其根源，大都是因为对中共及其政权的本质和中国大陆的真实状况缺乏深刻了解所致。
中共自它建立之日起，就一直处于不断的、以各种不同名义进行的、你死我活的内斗之中。在这种旷日持久、不停顿的残酷内斗之中，其中稍有良知、稍有道德底线者，纷纷先后被以各种方式淘汰出党。他们或被残杀、被监禁、被开除；或因认清了中共及其成员的丑恶本质，不堪与之为伍，而自动退出该组织。只有那些在这种连续不断的残酷内斗中最阴险狡诈、最冷酷无情的成员才得以生存下来，并进入中共的领导阶层。这样一群满脑子封建奴隶主义意识的人，打着共产革命的旗号，怀着“打江山、坐天下”的共同目标，在共产国际的鼓动和金钱支持之下，走到一起组成的中国共产党，如果说在它成立的初期，因还有陈独秀、李达…这样一些怀着救国救民的真诚愿望而参加共产革命的成员，还可以称作一个政党的话，那么到了陈独秀、李达…等被清洗或退出之后，中共实际上只是一个由各类人渣组成的帮伙。老实说称它为一个帮伙，实在是抬举了它，因为即使是过去的“青帮”、“红帮”、“哥老会”…这样的黑社会帮伙，它们都有自己的帮规和不可逾越的伦理道德底线，帮伙成员都知道哪些事可干、哪些事不可干。而中共连这样的底线也没有，只要对它有利、只要能达到目的，中共是什么卑鄙无耻、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来的。
中共在中国大陆建立的政权，在“改革开放”之前是一个带有浓重封建奴隶主义色彩的共产极权政权；从“改革开放”起到现在，已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政权。
中共政权实行的是封建家长式的个人和一党的独裁统治。中共垄断了国家的党、政、军、警、财经、舆论宣传、文化、外交、特务情治系统…等一切大权。而这种种不受制约、不受监督的大权，又通过封建家长式的统治方式，集中在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一人的手中。中共最高领导人掌控了这些大权，便可以为所欲为；便可以轻易置党内外“敌人”于死地；便可以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
中国大陆的民众虽然数千年来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然而自“解放”以来，在中共的宣传愚弄、歪曲以及高压摧残之下，在中国大陆民众心灵深处，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早已被催毁殆尽，而其糟粕却被“发扬光大”到极致。再加上中共统治数十年来的愚民政策，歪曲历史和国内外真实状况的欺骗宣传，以及对大陆民众进行的数十年马恩列斯毛邓共产极权教条的強制灌输和洗脑，已经使得中国大陆民众几乎完全丧失了判别事物对错的独立的价值标准和事实依据。他们成了一大群没有思想、没有人格尊严的中共共产极权统治下的奴隶，他们之中一些有独立思考能力、有独立价值标准的人，也因中共当局数十年来血腥的高压暴力统治或被镇压，从肉体上被消灭；或被迫害致社会的最底层，过着惶惶不可终日的悲惨生活；或被中共当局血腥、残暴的高压统治所震慑而不敢出声。近年来由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网络技术的普及、对外交往的日益频繁以及民众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中国大陆民众获取国内外历史和现实真实资讯的手段日益丰富，前述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善。中共当局隐瞒真像、进行欺骗已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了，有不少民众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觉醒。然而大多数大陆民众的思想意识并未发生根本性的转化，中共数十年共产极权统治对他们思想意识、伦理道德观念、为人处世方式…等方面潜移默化的影响、传统的皇权、封建奴隶主义思想意识仍然根深蒂固。因为中国大陆的民众，至今仍未经历前苏联民众在马林科夫、赫鲁晓夫、戈尔己乔夫时代所经历的现代民主政治和普世价值观念的啓蒙。而这种啓蒙是一个民族开始觉醒，并走向成熟所必不可少的过程。
占中华民族绝大多数的汉族，又是一个缺乏宗教信仰的民族，虽有人把中国土生土长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称之为儒教和道教，但它们与真正的宗教仍有很大的差异，特别是这两种文化经中共当局数十年发揚其糟粕去除其精华的扭曲、摧残、改造之后就更不能称之为宗教，也更不能成为一种信仰了。
至于外来的佛教原本在中国大陆有较为广泛的信众，但佛教经中共当局数十年的摧残、打击、控制、利用之后，在中国大陆已徒具虚名，绝大多数寺庙已成为中共当局和僧人们牟利的场所，有名的寺庙均由中共的宗教事务局掌控，住持、方丈均由该局任命，住持、方丈及一般僧尼均由宗教事务局按僧人的级别发给工资，故民间常有某“高僧”系局级和尚；某道士系处级道士之称谓，和尚道士已沦为一种谋生、赚钱的职业。著名的寺庙、道观向信众和游人收取高额的门票钱、向游人和信众贩卖高价香烛和其他宗教用品。僧人、道士饮酒食肉、花天酒地，甚至嫖娼狎妓、娶妻生子之事也已屡见不鲜，哪里还有什么信仰可谈。高僧、老道们被中共当局豢养在“人大”、“政协”、“佛教协会”、“道教协会”作为中共显示其宗教自由的花瓶，向国内外人士展示。佛教道教已被中共当局市场化、商业化、工具化，已不成其为宗教，当然也就不成其为信仰了。
至于基督教、天主教在中国大陆的信众本不十分多，大多数天主教堂、基督教堂现在均为中共御用的“三自爱国委员会”所控制，各地的“三自会”隶属各地中共的宗教事务局领导，每一座教堂都由中共宗教事务局委派的专职干部坐镇，对该教堂的神职人员和宗教活动进行监督、领导。在“三自会”领导下的基督教、天主教已沦为中共的御用工具。
中国大陆真正独立的基督教会，是那些散布在民间的基督教家庭教会，这种家庭教会在中国大陆发展迅猛，目前参加家庭教会的信众人数已超过属于“三自会”的信众人数的好几倍(据社科院的统计目前中国大陆基督徒的总人数在2300万至4000万之间)。只有在家庭教会里才能看到真正的宗教信仰和这种信仰产生的力量。
笔者曾在广州荣桂里十五号慕名拜访过一位著名的家庭教会的主持人林献羔牧师。林牧师出身于基督教世家，年轻时便献身于宗教事业。“解放”后被中共当局以各种荒谬的罪名投入监狱、判刑、劳改，1978年林牧师在刑滿释放时，因林在广州、港、澳一带基督徒中影响很大，中共当局要求林牧师参加“三自会”，并充当广州教区“三自会”的负责人，被林断然拒绝，林向中共当局声明：若当局坚持要他参加“三自会”，他情愿继续坐牢也不会参加“三自会”。当局无奈，只好把他放回广州老家。他一返回广州，便积极组织家庭教会讲道、传播基督教。到我2011年去拜访他时，他的家庭教会人数已发展到近两千人。他讲道时，他寓所楼上楼下和外面的街道上都挤满了人。当局见他影响太大，宗教局负责人多次找他进行胁迫，要他参加“三自会”，并多次查抄他的聚会场所，禁止他的家庭教会的传教活动，都被他严词拒绝，他不止一次向当局声称：他情愿再次坐牢也不会参加“三自会”，也不会停止家庭教会的宗教活动。林牧师的事迹被信众们广为传播，以致美国前总统布什、国务卿赖斯都曾派代表前来探视他，并向他赠送纪念品，不少外国朋友、政要都来拜访他或来他那里做礼拜。他们以这些方式来表达对林牧师的敬佩和支持。正是这些来自国际上的有力支持，才使得坚守其宗教信仰底线绝不退却，又屡次拒绝中共当局“招安”的林牧师，没有再次被中共当局投入监狱，他组织的家庭教会也没有被中共当局用暴力摧毁。
然而中国大陆的民众中真正有自已的宗教信仰的的人实在太少。 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也就是一个没有行为准则、没有道德底线的民族；就是一个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可以“理直气壮”地干得出来的民族。看看现在充斥中国大陆的对民主人士、民主活动、维权人士、维权活功的残酷迫害、镇压、数不清的冤假错案、永不消散的雾霾、毒奶粉、地沟油、毒疫苗、黑工厂、黑矿山、假药、假农药、假化肥、数不清的假冒伪劣商品、食品、数不清的巨贪、巨腐…等无一不是这个缺乏信仰的民族在中共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体制下的“杰作”。
认清了中共的本质、认清了中国大陆社会和民众的真实状况，对许多问题便不难找到答案、便不会作出错误的判断。
前不久正值“八九.六.四”事件卄七周年之际。许多关注中国前途的民主人士或写文章；或发表演讲；或录制影像节目回忆、反思、评价那次事件的进程、影响，缅怀事件期间惨遭中共当局屠杀的先烈。其中有一部影像作品中对“八九.六.四”事件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且对学生的游行示威活动持同情态度的赵紫阳先生提出这样的质问：您为什么不能像叶利钦一样站在坦克上登高一呼，万众响应呢？您为什么就错失了当天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千古良机呢?…。如果赵紫阳先生有与中共体制彻底决裂的勇气，有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担当，那么历史就将改写。而且有人将这一质问视为反思“六四”的新突破。
看到这一提问和对这一提问的评价，令我深感惊讶和悲哀。如果是一个刚刚从中共当局的隐瞒欺骗和灌输洗脑中觉醒过来，对前苏联的历史，对中国大陆“六.四”时期民众和党政军干部士兵的思想状况，对中共的本质缺乏深刻了解和认识的青年学生，对赵紫阳先生提出这样的质问，和对这一质问作出那样的评价还可以理解。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提出这一质问的和对这一质问作出高度评价的竟然是几位在国内外颇有影响力的资深民主人士。我惊讶于他们这几位深孚众望的资深民主人士对“八九.六.四”时期中共的本质、对当时中国大陆民众、党政军官员、普通干部、士兵的思想状况、觉醒程度缺乏了解居然到这种程度；我惊讶于他们对前苏联“八.一九”政变时，苏联民众、党政军官员、中下级军官、士兵甚至“克格勃”成员的思想状况和觉醒程度缺乏了解居然到这种程度。我悲哀于“八九.六.四”事件已过去二十七年了，在致力于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民主人士之中对中共本质的认识、对中国大陆社会现实的认识与真实情况的差距居然还有这么大。这使我痛感要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自由、宪政和使中国大陆民众普遍接受普世价值观念，还将有一段多么漫长而艰巨的道路要走。
让我们静下心来冷静地分析一下赵紫阳先生当时有没有可能像叶利钦一样站出来登高一呼。首先赵紫阳先生不是一个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那样因从根本上认清了共产极权体制反人性、反文明的丑恶本质，从而要从要从根本上改变共产极权体制，使它从共产极极走向民主宪政，从公有制走向私有制的彻底的改革者。赵只是一个在维持中共一党专制和共产极权体制基本不变的前提之下的一个体制内的改革者。因为在赵的人生经历中他没有像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那样经历过马林科夫、赫鲁晓夫时代的西方价值观念和民主宪政的啓蒙。赵无论是在个人品德、思想意识方面还是在改革的目标方面，即使与胡耀邦先生相比都是有差距的，更不能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相提并论。赵在“八九.六.四”期间的表现，至今仍得到不少人的同情、钦佩，不过这种同情与钦佩大多来自那些体制内的改革者。尽管如此，客观地说赵在“八九.六.四”期间同情游行示威的学生、民众；反对动用军队镇压学生民众，为此不惜辞去中共总书记的职务，并毅然承受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被中共当局软禁至死，以赵的智慧和政治经验，他是完全可以预料到这一后果的，谨凭这一点赵就值得同情、钦佩并被载入史册。
赵没有勇气与中共彻底决裂，站上坦克，登高一呼；没有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担当，确如几位影像制作者所分析的，是因为赵是一位无神论者，他没有坚定的宗教信仰所致。不过赵没有勇气与中共彻底决裂，还不仅仅是个有没有勇气和担当的问题，还与赵的内心深处尚未彻底认清共产极权体制的反人性、反文明的反动本性有关，赵对共产极权体制的认识还停留在：共产主义及其衍生出来的体制本身是好的、先进的，只是斯大林、毛泽东的胡作非为把事情搞糟了。这样在赵的内心深处并未把这个反人性、反文明的共产极权体制完全抛弃，这让他怎么可能与与这个体制的代表中共彻底决裂？
即使赵紫阳先生当时敢于与中共彻底决裂、敢于置个人的生死于不顾，拿出影像作者们所谓的“担当”；抓住天安门广场上的所谓“千古良机”登高一呼，果然就能如影像作者们想像的那样万众响应吗？果然就能改写历史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卄七年前中国当时的现状是：中国社会虽已经历了约十年的“改革开放”，也仅仅是在经济政策上有所松动，引进了一些市场经济因素，政治上仍然是带浓重封建奴隶主义色彩的共产极权体制，实行的仍然是一党独裁和封建家长式的中央集权统治方式，所有的重要权力都集中在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元老们手中。邓和元老们虽名义上退出了中央一线领导，但军权、特务情报系统、舆论宣传系统仍牢牢地掌控在以邓为首的中共元老们手中，或他们的亲信手中，胡耀邦、赵紫阳…等一线人物只不过是邓和元老们手中的玩偶，稍不称心便可随时弃之如蹩徙。笔者前面已经说过，在一个共产极权体制中谁掌控了军队、特务情报系统和舆论宣传系统，谁就掌控了一切；谁就可以轻易置党内外敌人、对手于死地；谁就可以不受制约地为所欲为。赵紫阳之前的胡耀邦虽贵为总书记，因上述权力不掌控在他手里，也就只能是一个名义上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当胡试图进行一些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时，邓与几位元老们在家里一合计便轻易把胡废黜了。赵继胡之后被邓及元老们扶上总书记的宝座后，前述各种权力仍牢牢地掌控在以邓为首的元老们手中，赵的处境与胡一样。在这种处境之下的赵凭什么实力敢登高一呼？而且他若登高一呼，能像叶利钦那样引起万众响应吗？当然，不难想像，赵若登高一呼，肯定能引起天安门广场上参加游行示威活动的学生、市民们的响应，但是他能引起参与镇压的军官、士兵、警察、特务们、中共各级党政军官员、干部和北京市大多数市民的响应吗？答案显而易见是否定的。因为卄七年前中国的民众、各级党政军官员、士兵、特务、公安干警都没有像前苏联的民众那样经受过现代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观念的啓蒙，他们远未觉醒到前苏联“八.一九”政变时苏联民众觉醒到的程度。中国的民众虽然在1978年前后曾有过短暂的啓蒙运动(如北京西单的民主墙以及上世纪七十年代未到八十年代初大量湧现的以揭露共产极权体制阴暗面为主题，宣揚人性和普世价值观为主要內容的“伤痕文学”及其刊物)，但啓蒙的范围、影响都很小，时间也很短暂，很快便被中共当局扼杀在摇篮之中。所以当时残余的，忠君(那时的君就是邓小平)爱国(国就是中共及其政权)思想、臣民思想和封建奴隶主义思想，以及数十年来中共灌输的马恩列斯毛共产极权教条仍然充斥在大多数中国大陆民众的头脑之中，他们对人权、民主宪政、普世价值知之甚少。这种情况在军队、官员、情报特务系统中更为严重。只有大学生和知识界有不少人因对外开放、对外交流的日益增加，而有机会接触到西方现代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观念而开始觉醒，这些人在全体中国民众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即使在“八九.六.四”事件期间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参加游行示威的学生、民众之中，真正认识到共产极权体制反人性、反文明的本质而起来反对它、推翻它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是因过去长期习惯于普遍贫困和无任何权利的奴隶境况的民众(包括许多学生和知识份子在内)突然面对一大批因握有特权和进行官倒而出现的爆发户、突然面对中共当局过去隐蔽的、现在已公开的种种特权，以及因这些特权而产生的普遍而严重的贪腐现象和社会不公所产生的不滿而随同学生们一起走上街头，以发泄他们对特权、对官倒、对社会不公、贫富不均和普遍存在的贪腐现像的不满。
这些人参加“八九.六.四”运动的目的并不是因认清了中共的封建奴隶主义式共产极权政权反人性、反文明的本质，而要从根本上推翻这个给中华民族带来了难以穷尽的深重灾难的反动政权(这从他们呼喊的口号和标语中就可以看出来)。而是希望通过这种游行示威话动促使中共当局采取一些“行之有效”(在这种体制之下这是不可能的，此后卄七年中国大陆的现实无可辩驳地證明了这一点)的措施打击“官倒”、消除特权、打击贪腐、实现社会公平、公正。他们之中不少人甚至希望中共内部能出现一位“明君”来带领他们实现前述目标。这从他们对胡耀邦的深切怀念和褒扬中就可以看出来。在运动的初期他们甚至曾寄希望于那位顽固的毛左份子、杀人不眨眼的邓小平(这从运动初期他们中的一些人手执的标语、横幅和呼喊的口号中可以看出来)。
这里我想着重谈一下当时参与镇压的军队的军官和士兵的状况。中共当局及其领导人向来把军队当作他们维持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基石和得力工具。一个人从进入军队的那一天起就被灌输他的职责就是保卫党、保卫党中央、保卫党的最高领袖。就被灌输绝对服从党中央、党委和上级的指挥和命令，他们被关在封闭的兵营里接受对党的敌人要狠、要毫不留情，以及如何当好一名忠于党的好战士的训练，过着与军营外面的社会几乎隔绝的生活，他们完全没有机会接受现代民主宪政思想和普世价值观念的燻淘。而且当时的士兵和下级军官大都来自农村和城市社会底层，他们幼年成长于“文化大革命”时代，从小接受的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以及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的教育。而且当时的下级军官和士兵普遍文化水平很低，大多为小学、初中文化水平，这也限制了他们接受现代先进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以及判别是非的能力。一群这样的下级军官和士兵正是中共当局需要的没有自己的是非标准、没有自已独立的思想、没有自己的道德底线、只知道盲目服从的得心应手的杀人工具。而军队中的中高级军官，他们享受着优厚的工资待遇和特权，他们为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和特权当然也会毫不犹豫地支持对学生民众的镇压。在二、三十万参与镇压的野战军中，只有极少数良知未泯的，像前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那样的军官甘冒坐牢和削职的风险，断然拒绝执行镇压学生、民众的命令。还有少数中高级军官虽不敢公然拒绝执行镇压命令，但对镇压采取拖延敷衍的态度仍是值得赞扬的，不过他们的人数实在太少，完全不足以改变“八九.六.四”事件的进程和结果。
至于中高级党政官员，他们不仅手握不受制约和监督的特权，而且利用这些特权进行贪污、腐败牟取了巨大的经济政治利益，他们是现行体制坚定的维护者。
面对这样的思想状况、觉醒程度的学生、民众、军官、士兵、警察、特务、党政官员、干部，赵紫阳先生若真如影像制作者们希望的那样登高一呼，他能呼喊什么？他喊：打倒中共、打倒共产极权体制吗？他自已还没有把这个党、这个体制抛弃，他怎么喊得出來？他喊：打倒个人独裁的邓小平、打倒阻碍中国改革开放的元老们吗？赵明知军、警、特务、舆论大权都操纵在邓和元老们手中他怎么敢喊，这不是自已找死吗？他喊：参与镇压的军官士兵、警察、特务调转枪口、炮口指向邓和中共元老们的官邸吗？这能得到他们的万众响应吗(笔者估计顶多只会得到军、警、特务、情治系统内有限的几位热血好汉们的响应)？他喊：反贪污、反腐败、要民主、要自由这些与示威学然民众一样的口号吗？这除了得到参加游行示威的数以万计的学生、民众的响应之外(这也许也祘得上是“万众响应”吧！)，对“八九.六.四”事件的进程和结局不会产生任何重大的影响。因为它不能得到至关重要的参与镇压的军队、警察和特务们的万众响应，只有他们的“万众响应”才有可能改变“八九.六.四”事件的进程和结局，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可能性是完全不存在的。所以无论赵紫阳先生登高振臂一呼什么內容，只要不能引起参与镇压的军队、警察、特务们的“万众响应”，他就不能改变“八九.六.四”事件的历史进程和最终的结局，当然也就不可能改写中国的历史。不过若当年赵紫阳先生真的登高振臂一呼的话(如前面所分析，这种可能性实际上几乎没有)中国的历史虽不会改写，但赵紫阳先生个人的历史倒是不可避免地要改写，他不是当场就被军、警、特务们的乱槍所击斃；就是走出现场之后立即被以邓为首的元老们逮捕，然后被冠以企图发动政变、反党夺权的罪名或被处决；或被投入秦城监狱了却残生。
从前面列举的事实和分析表明“八九.六.四”期间天安门广场的任何一天都不曾存在过影像作品作者们所谓的可以“改写中国历史”的“当天(笔者不知作者们指的是哪一天)天安门广场上的千古良机”，天安门事件的进程和结局，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形态和民众(包括各级党政军官员、士兵、警察、特务、学生、知识份子和普通民众在内)的思想意识、觉醒程度所注定了的，决不是任何个人的任何行动可以改变的。赵紫阳先生并没有错过那个在天安门广场上根本就不存在的可以改写中国历史的千古良机。赵紫阳先生在天安门广场作出了一个良知未泯的共产党人最无奈、最勇敢的选择。与邓小平、中共元老们、李鹏、江泽民…等相比，他是值得我们同情与钦佩的。
写到这里影像作品的作者和评论者们也许会问：为什么前苏联“八.一九”政变时，叶利钦站在坦克上振臂一呼就能万众响应，引起军队、警察、克格勃的倒戈，挫败以亚纳耶夫为首的政变集团，改写前苏联的历史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先回顾一下前苏联自斯大林死后至1991年“八.一九”政变这一阶段的历史。1953年3月5日对前苏联民众犯下了史无前例的弥天大罪的前苏联共产极权魔头斯大林命归黄泉之后，相继上台，且都人性未泯、对苏式共产极权体制的弊端有深切了解，又具改革思想的马林科夫、赫鲁晓夫便开始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这些改革不仅推动了前苏联经济的发展、改善了民众的生活，其最重要的成果在政治方面。由于放松了对苏联民众的控制，放松了对新闻、文艺、出版的控制、取消了对国外电台的干扰，这使得前苏联的民众通过大量进入前苏联的宣掦西方民主宪政、宣揚普世价值观念的政治书刊、文艺、影视作品接受了现代民主政治和普世价值观念的啓蒙。前苏联民众还通过这一时期大量出现在报刊、杂志上的“解凍”文学作品初步了解到斯大林时代前苏联共产极权统治的阴暗面。这促使一大批前苏联民众，特別是知识精英的觉醒(详情可参阅拙文《苏联为什么会出现戈尔巴乔夫》。该文已发表在《民主中国》2016年4月21日版面上)。到1956年前苏共卄大赫鲁晓夫在大会上所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该报告充分揭露了斯大林及其共产极极统治对前苏联民众所犯下的骇人听闻的滔天罪行。这个报告通过各种途径流传到前苏联民间，长期遭前苏共欺骗、蒙蔽的前苏联民众，一下子看到了斯大林的凶残真实面目和前苏联社会真实的丑恶面貌。经现代民主政治和普世价值观念的啓蒙，使许多前苏联民众和知识精英们建立起了自己独立于前苏共价值体系之外的判别是非的价值标准。赫鲁晓夫的秘宻报告和大量“解凍”文学的内容又为他们提供了判别是非的事实依据。这在某种程度上唤醒了被斯大林和前苏共长达三十六年的暴力摧残之后，依然残存在苏联民众灵魂深处，处于休眠状态下的东正教信仰和残存的被扭曲、被压抑了的人性。这个时代觉醒的前苏联民众和一大批知识精英，其中的一些知识精英，后来有许多借赫鲁晓夫领导干部知识化、年轻化改革的东风，先后进入了前苏联各级领导阶层，他们后来大都成为戈尔巴乔夫在前苏联推行彻底的政治经济改革的中坚力量。那个时代开始觉醒的普通民众后来都成为戈尔巴乔夫政治经治改革的最广泛最坚定的支持者。
赫鲁晓夫1964年10月被保守派和特权集团赶下台之后，虽经历了勃列日涅夫长达18年的倒行逆施，前苏联的政治经济改革被迫中断。但这些倒行逆施远未达到斯大林时代那种程度，完全不足以消除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的改革在苏联民众和知识精英中思想上造成的深远影响。
到1985年，在赫鲁晓夫改革时代员觉醒、成长起来，又趁赫鲁晓夫领导干部知识化、年轻化的机遇进入苏共领导层的、具有现代民主宪政思想和普世价值观念的戈尔巴乔夫，成功击败众多竟争对手当选前苏共总书记，上台执政。对在前苏联推行彻底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有深切了解的戈尔巴乔夫深知，如此重大、如此深刻的改革，若没有广大民众的觉醒和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首先做的就是通过“公开化”、“透明化”，一方面让当前苏共和政府的所作所为都公之于众，接受民众的监督，以取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另一方面将前苏共的秘宻档案和对前苏联民众所犯种种滔天罪行公之于众，让前苏联民众了解前苏共及其共产极权体制的真实而丑恶的面目。这导致数十年来前苏共在前苏联社会和民众头脑中通过暴力和强制灌输建立起来的共产极权价值体系的彻底崩溃，大批的前苏共党员宣布退党。同时又彻底平反一切冤假错案赢得了民众的衷心拥护。此外还放松对新闻、舆论、文艺的管控和垄断，各种私人创办的报刊杂志、文艺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在前苏联大地上湧现出来。它们宣揚人性、民主自由思想、报导国內外的真实新闻。大量宣揚现代民主宪政、宣揚普世价值理念的西方政治书刊、文艺作品在前苏联公开发行。宗教活动也得到广泛的恢复，在这种情况下普世价值、民主宪政的观念和东正教信仰迅速填补了前苏联社会共产极权价值体系崩溃后形成的真空。这种变化不仅仅发生在普通民众和知识精英之中，而且也发生在许多中下级党政军官员和士兵其至少数高级官员之中。这些迅速觉醒的普通民众、知识精英、中下级军官、士兵以及部份党政军中下级官员甚至高级官员，就是“八.一九”政变时叶利钦登上政变份子派到俄罗斯议会大厦前来镇压他们的110号坦克振臂一呼时所要面对的对象。
叶利钦登上坦克呼吁民众起来反对政变集团的倒行逆施，支持戈尔巴乔夫总统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仅得到觉醒了的前苏联民众、知识精英的支持，而且得到被政变集团派来对叶利钦领导的反政变民众进行镇压的、同样也已觉醒了的中下级军官、士兵和克格勃特种部队的响应和支持。军队和克格勃纷纷倒戈参加到叶利钦领导的反政变行动中，致使政变份子的阴谋迅速失败。笔者记得国内有一则报导：在前苏联“八.一九”政变前不久中国有一个代表团到前苏联远东地区某城市访问，见许多前苏联的民众在公开场合揭露指责前苏共的罪行，代表团的成员以他们在中国的经验不无耽心地问他们：你们这样做，不怕克格勃来抓你们吗？对方笑道：克格勃吗？他们比我们讲得更厉害，因为他们知道得比我们更多。这个事例清楚地表明当时前苏联觉醒的不仅仅是知识精英和普通民众，就连被视为前苏联共产极权体制最顽固最坚定的卫道士的克格勃成员都已经开始觉醒了。
看看“八九.六.四”事件时中国大陆军官、士兵、警察和特务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吧！这批没有经受现代民主政治思想和普世价值观念啓蒙的人；这批没有宗教信仰的人；这批没有独立的思想、没有道德底线、缺乏人性的人。他们已被中共当局改造成只知盲目服从的奴隶和杀人工具。他们是中共极权政权的忠实奴隶、走狗。难怪他们在执行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的镇压命令时能面不改色心不跳地用机槍、冲锋槍扫射那些手无寸铁的他们的同胞；难怪他们能眼都不眨地开着坦克、装甲车残酷地将他们的同胞碾压成肉醤。面对中国大陆当时那样的政治状况，大多数民众的觉醒程度、党政官员、军队、警察、特务们的思想状况和觉醒程度，我想即使叶利钦来到天安门广场登高一呼，也决不可能改变“八九.六.四”事件的进程和最终的结果，更不能改写中国的历史。
写于二0一六年七月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