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律界响当当、人称胡官的上诉庭前副庭长胡国兴宣布参选特首；管治能力薄弱只晓反港独吃政治饭的梁振英，寻求连任又多一重障碍。胡官低调已久，今番复出，批梁火力四射，词锋厉害不减当年，大部份港人受得落，无疑迫使此后宣布参选的人作「竞争性拥港反梁」（此有别于坊间的「代劳说」）。比起其他几位有意问鼎者，胡率直硬朗胜双曾，说话港人「啱听」与叶刘反差大；对不断损害司法立法《基本法》的梁氏而言，这位法律人更是一只可忌的崩口碗。
行政首长挑起无硝烟内战
梁特以宣誓不符标准为由，一再阻挠三位当选议员就职，其后更亲自具名要求法庭覆核立会主席容许三人再次宣誓的决定、取消青政两议员当选资格。此举影响巨大，胡官说这是「行政首长告立法首长，十分唔好睇」，坊间亦普遍认为是行政要胁司法、行政干预立法的极恶例，严重破坏《基本法》保证的权力分立原则，但未点出两个核心政治问题：
一、议员透过地区直选受命于民，行使监督政府、审议法案等职能，特府意图粗暴褫夺他/她们的议员身份和权力，震动整个香港，挑起的是一场旨在夺权的无硝烟内战。
以往特区政治矛盾表现为三大类：民意攻防、政策批驳和选举竞争；便是行动比较激烈的，例如占运，一方搞占领冲机关，一方挥警棍射子弹，性质亦无出此范畴。政权赤裸裸地向人民夺权，在香港这是第一次，势将带动政治矛盾质变。
二、名义上，发难方是北人钦点的政权，实质则是「一国」借势欺凌「两制」，此内战因而带有侵略的特征。特府向当选议员夺权若得逞，相对于香港这一制而言，其「恶性外来政权」性质便确立。
「外来政权」这概念在中外历史及政治论述里经常出现。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学术巨著《剑桥中国史》第六册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907-1368，书名意译就是「外来政权和边疆国家」（简体中文译本把这个书名完全去掉，换成政治正确的《辽西夏金元史》）。
1994年，时任台湾总统兼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首先自认1949年之后的国民党政府为外来政权，但也认为在解严和本土化之后，国民党便甩掉了外来性质。事实上，外来政权不一定坏，最好的例子发生在英国。
英国于威廉三世治下发生「光荣革命」（1688）。威廉本是荷兰的奥兰治亲王（Prince of Orange）；他带兵打到英国，赶走英王詹姆士二世，建立新政权，却把实权完全交给议会，造就了现代君主立宪。后者通过的《权利法案》，上承「大宪章」，下接1911年及1949年的《议会法案》，四者合组成英国的「不成文宪法」。这个法案，是人类史上首个包含人身和政治权利的政治契约。然而，导致这个伟大变革的，竟是一场外族入侵、一个外来政权。
剔走民选议员变外来政权
一直以来，北京的说法是，香港是地方政府，一切权力来自中央，中央给多少有多少；但这个说法不过是强权说法，不符历史事实。无论现存体制如何不公，立法权的一部份是由香港人民自己拥有、自己掌握、自己行使的，九七之前便如此；《基本法》只不过客观上承认、继承了这个事实。因此，当今管治香港的权力不完全来自「一国」。
九七之后，港人继续行使这个有限范围内的自身权力，如果连这部份仅有的自身权力也给「一国」逐步剥夺归零，特府就会成为百分之百君临「两制」的恶质外来政权。在那种场景之下的香港人，不会简单地像大多数大陆人那样成为专制政权的自家奴，而是沦为地位更低一级的外人奴，如同古经里说的以色列人在埃及。
要明白何谓外人奴，大家可以看看中共对待港共和特府的手法。
九七前后，中共驻港党政机构大换血，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港共名人继续在前台风光，其余中层本地干部则陆续下岗，被大陆派来的人替换；新华社（指中联办前身）、文汇、大公等机构里皆如是。莫说港人治港，连港共治港也不容许。至于特府，其高层位置北人一时难以进占，中共于是采用架空的办法，把权力交给西环；立会选举之后，获得议席的当权派遂首先到西环「谢票」。然而，这些都是典型殖民主义、傀儡政权底下的现象；可怜一些老港共新爱国还以为自己与北人是同一个党国同一个民族里的平等分子。
如此首先收服港共，之后以西环架空特府最高行政权，复以「释法」阉割关键司法权，若再强行剥夺港人自有的民选代议权，则香港还剩下什么？
民主派分裂继续收窄
中共的「2047二次回归」策略其中一环，就是逐步压缩本地民主派议政空间，把香港政治体制一步一步「改革」得和大陆完全脗合。其立意打击的对象，绝不限于刘、梁、游三议员，而是包括一切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反对派。政权以各种方法向港人夺权，以后还会有，怎样夺、具体打击谁，看时机而已；个别偶发事件背后，是一整条为压服香港而铺设的夺权斗争路线。
可幸今天反对派议员当中，明白这个大形势的占多数；上周三，青政二议员被立会主席禁进会议室，却获多名泛民议员护送而得以进入，便说明这点。 「罪名较轻」的刘小丽议员与梁、游二人共进退，破了特府「以捆绑制造矛盾」之策，尤其难得。
笔者在9月本栏文章《反对派碎片化收敛、当权派三分裂浮面》指出，「反对派碎片化的钟摆走到极致，有回荡的势头……新世代之间的牙齿印不如上一世代深，各派年轻议员若要以某种方式合作，禁忌比以前少。泛民、众/列、本/青联手跟进横洲争议，便是好的开始。」同样的组合，出现在宣誓事件里，说明此一趋势正在延续、加强。议会外，9月立会选举不幸失利的少壮派新民主同盟也参与到宣誓问题的抗争行列，立意JR特府原先的JR。
回顾民主派范式转移的过程，可视之为包含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出现了有意义的路线分歧，但同时形成十分严重的意气之争，如此持续好几年。第二阶段发生在新一届立会选举之后，分歧的两翼同时经历了世代交替，意气之争降温。逐步成形之势是，反对派当中的独派、自决派、永续派和内部自决派（后者包含部分泛民），在议会内外形成松散组合、良性互动。这是民主派支持者都乐意见到的！
Crossing the Rubicon?
倚靠功能组别霸权占了立会多数席的当权派，为了打压三位少数派当选议员，竟然用上文明国家议会里的在野党才会用的流会拉布术。一直以来，当权派抨击反对派拉布浪费公帑，但这次当权派的动作却把拉布彻底合理化，反对派日后再用便振振有辞，到头来蚀底的是立会当权派。
然而，这还不是特府出手打压三子的最大代价。
大家记得，不久前特府搞立会选举DQ，剥夺了陈浩天的参选资格，民族党随即转跑道，支援「学生动源」在中学界播独，一发不可收拾。教师当中，其后亦出现了支持独立的「香港教师联盟」，声言要替学生「火上加油」。独派师生一旦双剑合璧广泛对抗京港政权，「爱国爱港」政治灌输便更难生效。且不说上述DQ遭司法覆核结果如何，特府表面上纵赢得一点胜利，但北京因此在港遭受的政治损失却不可斗量。
可是，特府领导层不仅没有从中吸取教训，还变本加厉。如果这次特府又「成功」剔走几位异见议员，所激起的反政府能量，无疑将更巨大，效果更持久。笔者估计，中学里发生的事，将因此普及全社会；各种名目的分离主义组织，势将以各行各业各大机构的名义破土而出，造成京港统治集团在港「遍插红旗」之际意想不到的反作用。
回想文革当年，港共为斗港英，成立各界斗委会，但因为绝对服从北京瞎指挥，爱国不爱港，很快就被市民唾弃。然而，分离主义组织一旦出现，便没有可能杜绝，因为这些组织都是本土产物，有土壤也有生命力。
有救吗？很难说。一般而言，反政府特别是分离主义思潮包含很强的「路径依赖」；一个梁特干坏事种恶果，不是一个胡官或者什么其他人当选下届特首就可以还原。取消当选议员的资格引发特区政权质变之后，港独主义者与外来政权之间，一百年也不可能妥协。一念之差，智者该怎么办？
鲁比贡河的水很浅，带着仅有的一个兵团而胆敢叛逆罗马寡头政权共和国的凯撒，渡过了就不回头。打响「凯撒的内战」之后，最终输的是庞培的罗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