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星岛日报消息，最近一个时期，中国发展核电的疯狂计划遭到民众抵制。连云港要建一座中法合资的核废料处理厂，因市民游行抗议宣布夭折。后继的厂址是广东湛江，也因为民众的抗议而作罢.从专家学者方面，也传来严重警告。如最早提倡发展核能的核物理学家何祚庥便惊呼，“中国核电发展太快了，规模太大了！……为避免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核电站在中国最多只能搞50多座，内陆绝不能建，那个要求在2050年建400座的规划，太危险太疯狂，那是吃子孙饭！”2050年兴建400座，那还是三十几年后的远景规划。近期目标是2020年（也就是四年之后）中国核电机组数量将增至90余台，成为仅次於美国的第二核电大国。目前中国再建核电机组达20台，居世界首位。这中间有一个过程或插曲：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后，中国核电狂想受到抑制，但核电利益集团日益强大，不断鼓吹，甚至制造出发展核电是“国家既定战略方针”之舆论，企图以政治高压来强行推动。
有一些人站出来抵制了。其中最奋不顾身最执着的叫王亦楠，一位中年学者，巾帼英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近年来不断公开发表文章、演讲，痛斥核电大跃进之疯狂。
众所周知，世界上曾发生过三大核泄漏事故，分别是核工业先进国家美国、苏联和日本。
最早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三哩岛核泄露事故，发生於1979年。一个阀门无法关闭，导致反应堆芯温度过高融化了一半。20万人紧急撤离，震惊世界。卡特总统视察事故现场时宣佈“美国不会再建核电站”。从此之后，美国确实没再建造一座核电站。这个灾难级别很低核事故已经使美国人深感创痛：事后花费11年才完成核燃料碎屑的回收，损毁的机房至今还处於严密封闭监控之中，拆除时间遥遥无期。
1986年，前苏联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发生爆炸。8吨多强辐射物质混合着炙热的石墨残片和核燃料碎片喷涌而出。据估算，核泄漏事故后产生的放射汙染相当於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产生的放射汙染的100倍，造成一个方圆30公里、总面积约3000平方公里的无人区.30年过去，仍无法摆脱核事故的严重后果。当年的用来封闭核电厂的“石棺”已无法阻止核汙染水流入湖泊，乌克兰不得不斥钜资集全世界之力，设计建造一个更加巨大的拱顶来包裹“石棺”。工程人员预计，至少还需要100年时间，才能谈到安全不安全。而完全消除这场浩劫的影响最少需要800年。现在，如何防止放射性物质渗入地下水、保证基辅300万居民的饮水安全，成了乌克兰政府当局的一个难题.
封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的老“石棺”
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泄漏事故。地震引起的海啸造成断电，断电造成冷却泵停止工作，反应堆芯温度失控发生爆炸、燃烧。日本政府和东电公司想尽一切办法，也无法取出损毁的核燃料，除了不停注水冷却，别无他方。日本向全世界徵求处理方案，至今无人揭榜。据估计，福岛核电站报废至少要等到2050年以后。东电公司哀叹，“福岛事故已经变成一场终点遥远的马拉松”。
2014年，美国位於地下655米深处的军用核废料储藏室发生严重泄漏事故，虽然处於地层深处，仍然存在比日本福岛核事故更大的隐患。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核废料的安全处理，而且，眼下这些并不可靠的处理方式耗资巨大，已成为各国的沈重负担。美国在拉斯维加斯附近的尤卡山兴建了一个永久性处置核废料库，曾经被认为是核废料难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但在经历22年的建设，耗资90亿美元之后宣告中止。90亿美元白烧了。目前，全世界443座核反应炉已积累36万吨致命的高放射性核废料，（其致命放射性污染可持续10万年以上），而且还在以每年1.2万吨的速度增长.截至2012年1月，全球已关闭的核反应炉有138座，但只有17座彻底完成了安全善后工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认为：“数目不断增长的到期核反应炉的退役问题，正成为令全世界担忧的问题.”
一直拥护核能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福岛核事故后感言：“即使是日本这样的高科技国家，都无法避免核电风险.如果政治家有这个认知，就该负起责任。”并毅然决定“2022年前德国全面弃核”。意大利、瑞士随后也决定弃核。法国总统奥朗德也明确提出降低核电比重时间表。很明显，在科技最为发达的西方世界，弃核已是潮流。简而言之，今日之世界，只有一个国家逆流而上，这就是中国。
王亦楠搅扰了人家无限美妙的核电梦，自然遭到近似於围攻的反驳，有的文章还是联名发表的。人多势众不等於有道理，他们东拉西扯，从概念、范畴、逻辑谈到概率评估、最新版的安全标准、最严格的防震防洪设计、确保环境风险可控、应急计划的制定与实施，还谈到管理原则、处理策略、经费保障、国家重视、中国核事故应急白皮书等等，总之，他们回避了一个常识性问题：为什么核电技术先进国家都退缩了，中国要顶风硬上？下面这一段总结性文字值得品味，其中有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辩证法和信心百倍的豪言壮语：
我们不仅要牢记历史上三大核事故给人类带来的不幸，也要充分註意到三大核事故产生的技术背景（这些反应堆都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产品，限於当时技术水平，设计本身就存在缺陷等等）……人们都是在挫折与失败中积累经验和总结教训。所以在过去20多年，国际核能界在严重事故的预防和缓解问题上下足了功夫……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说“绝对安全”（客观上也不存在绝对安全，安全只反映在一定条件下人们对风险的可接受水平）。但我们可以说，即使发生了极不可能发生的严重事故，基於目前的设计和管理水平，我们完全有能力把事故控制在核电站的厂区以内，不会对外部环境造成不可接受的影响，确保公众和环境的安全。
——这不是辩论，而是引人发笑的某种“保证”。我们不想再听什么“保证”。殷鑑不远，曾有无数意识形态导师拍着胸脯向我们保证：三面红旗正确伟大、三分之二人类处於水深火热、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美好的制度。
如果非搞核电大跃进不可，我想贡献两条建议：其一，首先在中南海建一座，以显示当局对核电安全的无比信心。最好在中国工程院边上再建一座。赵家掌门与赵家精英身先士卒，还有谁要抗议游行吗？
据说，切尔诺贝利事故20周年时，前苏共总书记戈巴契夫承认：“这场事故是压倒苏联的最后一根稻草，民众对政府产生了极度不信任感和幻灭感”。在我来说，绝不愿一场核事故成为压倒赵家的‘最后一根稻草’。代价过於昂贵了！而且，遍地稻草，哪一根不行呢？
切尔诺贝利牵扯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这根核稻草能压垮苏联，却压不垮美国和日本？因为民主制度是一种民众参与决策、民众授予权力、因而民众也分担责任的制度。这就引出了我的第二条建议：在电视台黄金时段摆擂台，公开辩论。然后，在广泛知情的基础上全民公决.这样，别说一根稻草，泰山塌下来也得一起扛，赖不到党和政府头上。只要有这一条，不用说区区400座，建1000座谁也不能有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