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这个案子，缘由倒是很简单。当年太监出宫办事是要有“条子”的，大致相当于临时的通行证。事久疲玩，谁也不真的当回事儿。某太监得女主崇信，出宫行赏赐事，被宫门的护军拦下讨要条子。该太监恃宠而骄，两造就起了冲突。慈禧太后得知此事，自然是相信自己身边的太监，大怒之余，竟然要把护军办成死罪。
古代的死刑在我们现代人心目中恐怕不是什么好东西，不但有各种如车裂、剐、烹之类的酷刑，更多的是说书艺人所用的“推出午门斩首”之类的话头儿给留下的印象。似乎古代死刑是那种随意而为的事，如果事涉皇家，天子或者掌握天子权力的人一声令下就可以开刀问斩。
这个印象未必不对，但并不全面。乱世或者昏主之时固然有这种情况，甚至有做皇帝的亲手追杀大臣、百姓的情况发生，但一般在承平之时，或者朝代延续了一段时间之后，这种现象就会非常少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文化上的；一个是司法制度上的。
文化上的原因是儒家文化毕竟是一种很有说服力的主流学说，其中对于人命的重视也是经常提到的。虽然有孔子杀少正卯的典故存在，毕竟也是治乱之时的权宜手段，算是英雄欺人的一种。王朝延续久了，皇帝受到儒家学说的熏陶比较多，即使有那种杀人的冲动，毕竟知道随便杀上几个是不对的。这是文化的一种内在约束力的结果。
外在的约束力量更是强大。自明朝朱元璋废相权以来，中国的帝王专制又上升了一个台阶，所谓的内阁不过是高等秘书处而已。但皇帝本人即使再强势，毕竟精力是有限的，能够一个人打理全国的庶政从任何层面上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权力必然是要进行下放的。权力这东西除了给予之外，更多的是要自己争取。碰到皇帝没那么强势，臣子的权力自然就会膨胀。但臣子的权力如果要对君权进行制衡，必然需要一些成文的制度，这个制度是连皇帝都无法违反的。于是，某些制度的成型就成为了制约君权的工具。
死刑制度在这种文化为内因、制度为外因的状态下，成为了一种很审慎的工具。死刑的判决在明朝时已经极为慎重，所谓三法司会审，是指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个衙门要一起审核死刑的判决。刑部主要是审理定刑，大理寺主要管理对冤案、错案的驳正、平反。都察院不仅可以对审判机关进行监督，还拥有“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的权力。清朝也是如此。清朝官制是这些“部级单位”一尚书两侍郎，三人不算完全的上下级关系。在判死刑之时，非要三堂会审中的九个部级官员全部认可才能核准死刑。有一人不“画行”，此案就要有波折。当然，很多情况下这也算是一种过场，不过确实有人就是不同意死刑的判决，从而把案子翻了过来。
如果这个制衡还没有效果的话，刑部本身还有所谓“八大圣人”之说。那是刑部的司官，也就是司长之类的官吏。这些人都是律例精熟的人物，从来只问律例不问其他。他们拟刑是不受长官限制的，完全按照律例说话。
“宫门案”中，正是这“八大圣人”没有按照上峰的意思把宫门的护军拟成死罪，而且说得很明白：“怎么也没有死罪，无法做到。”说这个话的是后来作为八国联军入侵而当作替罪羊被赐死的赵舒翘。由于三法司与这几位司官的努力，连续驳了慈禧太后两次旨意，才使事情有了转机。由当时所谓“翰林四谏”之一的张佩纶出手尽其言责，终于使得几个护军的脑袋没有落地。虽然如此，几个本来没有责任的护军也受到了流放之类的处罚。这算是在那个时代能够做到的极限了。
死刑是至重之刑，一个国家制度越是完善，对这种刑罚的使用就越是慎重，即使在皇权鼎盛的时候也是如此。死刑人数以及对待死刑的态度，往往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应该说虽然晚清时朝政昏聩，在这方面我们还是文明的。真正的崩解是在八国联军入侵之时，慈禧太后一怒之下随便杀了六个谏阻她不要与外国开战、不要信任义和团的大臣而没有遭到阻力，完全没有了程序的杀人，最后一丝文明的灵光也就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