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这是最近答《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问。这些问题,他们不一定登出来,这是便于记者写稿所作的一个答问,所以先行在敝博上登载出来,以飨众位。关于灾后重建,是个长期的问题,敬请大家继续垂注。2008年12月3日8:20分于成都

我不是雷锋的亲戚:答《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问

1:一个很CCTV的问题,地震当中,围绕志愿者的主题~让您感动至深钦佩至深的人和事?

冉:我有一个CCAV的回答,没有什么具体的感佩至深的人和事,但那些无名的志愿者还是让我感动。不过,不管自己为灾区做了多少事,都不要以为自己牛逼,那种市恩的心态是我比较厌恶的。做了点好事,就以为别人欠他几吊,要不就想换点表扬,整个儿成了雷锋的亲戚。

2:80后,你原来对他们的印象如何?地震中他们做了什么?你的感觉呢?

冉:是人都年轻过,我不敢对年轻人做整体评价,我只看到有好有不那么好的个体,对八零后也不例外。跟风玩“好染髭须事后生”,和向年轻人卖老,一样都是小看年轻人,只是暴露了千百年来国人擅长的老滑头风范。我碰着许多八零后去救灾,他们做得不坏。我从不担心下一代,就像老一代担心我们的时候,我虽然体察他们的好心善意,但总觉得他们饱嗝可能打得太多了一点。我从来只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不去担心别人。自己做得一塌糊涂,却去担心别人,未免自己嘴臭,却天天考虑别人是否刷牙。

3:你在地震中都忙些什么?(大概的时间,地点)牛博网的那些个关键人物,老罗,韩寒等等,都在忙些什么?你们有没有打退堂鼓的时候?郁闷的时候?又如何坚持下去的?

冉:我在地震中首先是安定家人,后来才到灾区去做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我不是个先人后己的人。说我爱别人,那当然也不假,但说我首先是自爱更准确。韩寒做得不错,但我没见过他本人。老罗也没有全天候让我做他的国保,所以没有办法回答得更加CCAV.看过老罗语录的人,都觉得他好玩有趣,完全是个不怕事的主儿。但你一信任他,他就严肃得很可怕,比如用好每笔救灾款,就把他吓得不轻。

退堂鼓打起不好耍,要打嘛也要学张艺谋,多打腰鼓,这才符合“中华民族”(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民族,是第五十七个民族吗)的审美观。不存在坚持与否,也没有做榜样的伟大动力,是否坚持,要多年后才看得清楚。同时,即便坚持,也是自我的自由选择,我是不吃谁逼我坚持(哪怕是期许我来坚持)这一套的。

而且我还要多一句嘴,我只代表自己,老罗、韩寒他们二位的六块表,我代不动。

4:在灾区的吃喝拉撒如何解决?像你写的\”近乎绝食\”,,那是哪天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一直吃不上东西?还有哪些特别“囧”的事情吗?

冉:没在灾区住过,都是早出晚归,偶尔一天不吃东西也算不了什么革命行为,哪能用解放全人类的“绝食行动”来称誉呢?如果我们仅是偶尔一天不吃东西,就叫“近乎绝食”,那是对正义事业的侮辱,是对渣滓洞的蔑视,顶多是渣滓洞的渣滓。事情倒没什么窘不窘,但看到你这“囧”字,倒是有点窘,看它换了个马甲,我差点没认出来。

5:其他组织……像“多背一公斤”哪,河流协会等等,那些以中产阶级为主力的志愿者,工作模式一般是怎样的?据你的了解,他们工作中有什么艰难险阻么?

冉:中国可能有中产阶层,但说有一个中产阶级,还是可能太乐观了,除非你想找中产阶级的麻烦。弄一个地主阶级出来,就是为了便于武力分肥,打土豪分田地,不搞个这样的阶级出来,不好煽动一小撮。说句实在的,中国的公益组织都还很弱小,处于婴儿期,大家都在学习阶段,其实政府也在警惕地学习着、观察着。换言之,在做好事这一点上,大家都是婴儿,政府也不例外。在中国,慈善也是一种垄断资源,所以来自于政府别有用心的警惕是所有公益组织最头疼的艰难险阻。

6:你们和灾民的互动,当时你说,有灾民不知道志愿者是干啥子的,是普遍现象还是个别现象?能描述一下当时你们交流的场景吗?(包括灾民的肖像……)(多一些温情的东西吧……)

冉:几十年来,只有国家,没有社会,自然不会有多重救援渠道。所有的救援渠道都被政府垄断,这也正是受同样的灾害,与民主国家的民众相比,中国的灾民特别悲惨的原因。别说农民不知道志愿者是什么意思,就是读过点书的人能准确说出志愿者含义的恐怕也不多。不过志愿者与官员有点对比,这让他们特别能发现出来。因为不少志愿者自然没有前呼后拥,也不做重要讲话,只是做事,并不劳烦他们,因此他们觉得特别。志愿者与政府官员长期以来的办事习惯,当然是一大对比,这种对比也是官方比较斥拒志愿者和志愿者机构的原因。

没有什么故事好讲,因为这些事当成故事来讲,比较难受。

7:有人说,地震给大伙带来了一个\”震区乌托邦\”,都剥掉了坚硬的外壳,人与人之间互助友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对这种说法,你怎么看?为什么?

冉:乌托邦在任何时候都是乌托邦,乌托邦的性质在于它的及时(或者最终)的幻灭性。地震震出个新中国,是美丽的单相思;有福同享也就是几天的事,生活得靠正常的习惯,这是非正常情况下的特例,很难天天如此做。因为人们不可能每天生活在灾难中,所以人性的善得用制度将其激发出来,不要指望于灾难发生而产生的短暂乌托邦。也就是说,多难连乌托邦都兴不了。

8:除了你的《四川信息掮客周刊》,据你所知,还有哪些志愿者在为灾区的重建作长期工作?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在做什么事?

冉:我知道自己不可能长期到灾区去,因为我不能像有的机构的志愿者一样长期战斗在灾区一线,所以选择了“当逃兵”的做法,就是做一个灾后重建的信息方面长期的牵线人而已。所起作用也微不足道,但愿意将各位志愿者及公益组织机构的能量通过我的传播,放大一点。让更多的人知晓,进而支持在灾后重建中做些修补工作。

我认为灾后重建的志愿者机构,一是要有资金来源,二是信息要尽量公开透明,要经得住审核,三是志愿者要能自存自利,否则很难坚持得很久。单个的志愿者来坚持一小段便回去,当然,我也是很欣赏的,但要做出长期的成绩,必须要有良好的机构。在灾区工作的志愿者,我认识的不少,像多背一公斤的安猪、千秋助读的徐晓等,都做得不错。他们几乎都是关心学校,关心图书建设,因为教育的重要性,你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份。

9:地震有给中国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志愿者的制度文化改变吗?

冉:至少在短期内,不会有什么太实质性的变化,但一定有水滴石穿之功。我是个相信渐进改良的人,所以对此深信不疑。

10:论述题:试结合中国文化和国民性,谈谈地震中中产阶级志愿者的作用和局限。

冉:这个问题太大,而且太精英姿态,国民性是什么东西?它是我们常见的泥团,想怎么捏就怎么捏吗?改造国民劣根性的说法,除了展现有些知识人的拿大外,没有什么实质性作用。因为在制度不变化的情况下,改造国民性和改造思想,具有很高的同质性。至于中产阶层志愿者的作用,我认为不必夸大,但有总是好的,一切就怕没有开始。当然,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所以有一点坚持的精神总是好的。至于局限,是人都有局限,即便是一个健全的民主社会,也永远有其缺陷。我认为只要能共同推进公民社会逐步成长的努力,局陷和缺点都是可以慢慢克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