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中体西用（网络图片）
四
中华民国建立后，袁世凯也倡导尊孔，1912年袁世凯颁布《整饬伦常令》，下令“尊崇伦常”，他说：“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民彝无改”、“唯愿全国人民恪守礼法，共济时难。……本大总统痛时局之阽危，憷纪纲之废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1914年，袁世凯再颁发了《祭孔令》，明令于孔子诞辰之日，中央和各地方必须举行祭孔典礼。。1914年12月23日，袁世凯亲临天坛祭天。
蒋介石先生虔诚的基督徒，但更是经典儒家。1925年他于《第三期黄埔军校同学录序》开篇写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革命之道，仁爱之道，仁爱之道，亦亲之道也，大学之道，在于明德亲民，而止至善，革命之学，始于格致诚正，而终于修齐治平。大矣哉，革命之学也。革命之学，大学也，革命之道，大学之道也，不止于至善，不能穷革命之学，不明德亲民，不能明革命之道。止于至善者何？格致诚正也。明德亲仁者何？修齐治平也。未有不格致诚正，而能修齐治平者也，未有不亲亲而能仁爱，不仁爱而能革命者也。” 1931年他在《中国教育的思想问题》讲演说：“我们要晓得总理的思想，即是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的仁义道德思想，将之发扬光大，三民主义就是从仁义道德中发生出来。” “先生的国民革命，是立脚在中国国民文化的复兴上面，是中国国民创制力的复活，是要把中国文化之世界的价值，高调起来，为世界大同的基础。” 孙中山是个非常西化的人，但也说“中国有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的。”（引自蒋介石《中国教育的思想问题》）孙先生有实用之意，“至孔子而绝”乃是夸张。1934年国民政府发动“新生活运动”，以四维八德。蒋介石有题辞“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既张，国乃复兴”。同年国民政府颁令规定孔子诞辰为国家纪念日。
北洋政府、各地自治“军阀”也都是尊孔。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段祺瑞、阎锡山、吴佩孚、陈炯明、刘湘、李宗仁、陈济棠……都崇儒。张作霖出身绿林，但也祭孔。
于中国，任何实际而建设性的治理，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都是尊孔的，即“中体西用”，从晚清、到袁世凯、到北洋、到各地军阀、到蒋介石国民政府。这反映了治理中国躲不开的实情。不论这段历史有怎样的过失、欠缺，但也都蕴涵治国的宝贵经验。遗憾的是国人至今仍将之作为批判的对象。
民国时代，反孔的主要是两拨，一拨是以《新青年》为代表的狂狷之士及叛逆青年，自由社会，狂狷及青年叛逆不足为奇，是现代文明的特征。青年胡适反孔，但成熟后则是好儒士；狂狷章太炎，曾激烈反孔，到晚年却又为之懊悔不迭。另一拨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瑞金到延安——后转为“新中国”。
毛的“新中国”终于以国家暴力埋葬了孔夫子，彻底清除了中国的旧传统、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但结果如何？大跃进、文革是见证。毛后，邓实行改革，共产意识破产。邓的策略是搁置意识形态，全力发展经济。但意识形态并非是说搁置就可以搁置的，于是爆发了“八九”运动。九十年代后，为协调社会，中共拐弯抹角地将孔子般回来，为之站台。但毛与孔子是汉贼不两立；重新树立孔子，就需要清除毛；而清除毛，中共的政权就没有了合法性。于是，一尊孔子的雕像偷偷摸摸地被矗立到天安门广场的东侧历史博物馆前，但过了一段时间，又被偷偷摸摸地拆除了。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中国未来必有大乱，起因有种种，但根源在此。
文明并非仅是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科技能力，其更伟大的力量乃渗透于民的血液及潜意识中，融入于日常生活的细节。其是一部浩瀚的文化传统，由世代生活经验所积累，无处不在，世代相传，口传身授。此是文明的实体，任何国体及社会的建立均需以此为本。当今西欧国家去教会的人虽然已经不多，但是其生活中的观念、价值、礼仪、艺术乃至语言也还是离不开基督教，基督教已经衍生成为文化，成为其文明传统。中国文明传统同样如此。所谓“中学为体”不在思想对错、道德高下，而是正视现实的文明形态的问题。“全盘西化”再好再对，也是假命题，是空想，没有现实基础，做不到的。即使中国人全部改信基督教，那也是中国式的基督教——蕴含中国传统的血液。在美国，如果深入华人教会就会清楚。
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激进的知识人就力图改革中国文字，实行拼音化。“新中国”后，斯大林、毛泽东都做过指示，要求汉字改革，实行拼音化，但终未成功，以中共之蛮横，不是不想做，而是做不到。汉字同音字甚多，而区域方言亦多，改成拼音文字即无从辨认。最终中共只能退而求其次，简化汉字。不说别的，以方块字如何做到全盘西化？具象方块字与抽象拼音文字，在潜意识中，对人思维及想象的影响即不同。全盘西化如同废弃汉语汉字全民说英语读写英文，想得好，但做不到。新加波，英语、汉语同为官方用语，但是新加波仍未能全盘西化，其文明体系大致还是华人的。
再，我们看看中国的近代历史，百多年来的优秀人物，凡建设性、实干的、有成就、益国益民的大多是儒家，以儒立身，于政治、军事、工商、交通、教育、金融、科学、思想文化、医疗等等领域，莫不如此。
文明是宿命，一种文明就是其民族与国家之命运。文明是珍贵的，你属于它，就需要担当它，将之最大限度地继承好，发扬好，至于最终的结果，那是天地间之命运。达赖喇嘛之伟大，之让人敬仰，正在他对西藏文明命运之担当。于中国，非孔子无以确立道统、无疑延续中国之传统、无以立国、无以安民、无以保障文明。
五
如今日本、南韩、台湾已是发达的现代民主国家，新加波、香港也是高度发达的现代法治国家及地区，越南也在积极的变革中。就大的文明划分，学者们将这一地区划为儒家文化圈,。如果没有中国、北韩的因素，东亚乃是当今世界最稳定、最繁荣、最有希望的地区。而中国当今的问题及潜在的危机正是由于中国文明传统被摧毁所致。试想如果没有“新中国”，中华民国自二战后一路下来，中国、东亚将是何等景象？将于世界文明有何等的地位和贡献？
日本不同于中国，但儒家在日本文化中有重要作用，应该说此无疑议。即使是今天的日本，儒家思想伦理也依然有重要的作用。二战后，日本在国家政治及制度上全盘接受的了美国的改造，实行政党政治及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但是精神伦理上，日本依然延续日本的传统，神道、佛教及儒家。至今，基督教信徒还不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远低于今天的中国大陆。当今日本无论就政体、制度、司法、经济、科技、文化乃至社会管理、环境保护均居世界前列。作为一亿多人口的大国，日本乃是世界上治理得最好的国家——小国不算，好过欧洲及美国。一方面日本最广博地向西方文明学习，汲其所长；另一方面，日本又最“固执”、最好的恪守继承了自己的传统——包括儒家思想伦理。其将现代及传统、日本文明及西方文明完好地融汇在一起，成功地实现了“日体西用”。
当然，需要一提，当今日本之成就离不开美国，是美国的占领压制了“日体”中极端的民族主义扩张、暴力性及侵略性，而使其中好的部分得到发扬，其中就包括儒家思想伦理。
在日本的现代经济发展中，其工商企业的管理模式与西方国家全然不同。如果说西方企业更多的是强调“自由”“竞争”与“个人”；而日本则更多强调的是“集体精神”。日本松下电器体团的创办人松下幸之助是横跨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的著名企业家，被称为“经营之神”。他经营的理念是“以人为本”，“企业即人，成也在人，败也在人”。松下幸之助在企业管理中自始至终贯彻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强调“德治”、“礼治”、“以和为贵”；“和、爱、诚、信、忠”是松下电器集团的灵魂。由此可证实，儒家思想伦理并非是现代文明的障碍，其可构建与西方文明并行的东方现代文明。文明形态多样为好，有如生物界，单一容易脆弱，因为没有竞争，没有新元素的汲取，更容易退化消亡。
二战后，根据雅尔塔协议，朝鲜一分为二，北朝鲜划入苏联阵营，政体及意识形态均为共产模式，延续至今；1948年金日成废除汉字。而南韩归属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但思想文化上延续朝鲜传统，政治上实行现代威权体制。韩战后，南韩延续威权体制，经过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焕时代，在废墟上完成了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国际化，经济腾飞，创造了汉江奇迹，南韩成为发达国家，为世界第11大经济体，并造就了“三星”、“LG”、“现代汽车”、“韩国电力”等一批世界性超强企业集团，南韩诸多品牌风行全球。1987年，卢泰愚政府结束威权政治，实行向民主政体的转型，其后南韩成为民主国家。
自西汉，汉字传入朝鲜，朝鲜的政体、官制、文化、教育基本是中国化，朝鲜以儒立国，儒教为朝鲜文化的主轴。至日本占领之前，儒家可谓朝鲜的国教。即使当今，儒家思想伦理仍是南韩国民生活之本: 忠、孝、诚、信、礼、义、廉、耻。韩国著名的儒学家琴章泰言“儒教作为朝鲜民族精神的动力，具有广泛的功能。它不单纯作为某个时代的社会制度或伦理规范发挥功能，而且通过传统社会形成朝鲜人的意识结构，体现朝鲜人的文化方式的创造性源泉。”（引自张晓《韩国掘起之谜》）
韩国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万世师表”，国家每年举行祭孔大典，此传统延续至今已1600多年。当今南韩各地有200多座孔庙，享民众敬奉。当今，南韩乃是儒家传统最好的继承者。中国大陆，1949年后儒家文化即中断，此不用多说。台湾算是保留了中国文化传统，但是台湾此历史仅有400余年，而移居的汉人主要是闽南草民，中国正统文化在台湾本不像大陆那般深厚。1945年后，国民政府虽然从大陆带到台湾数十万各界精英，创造了台湾奇迹；但是现今台湾又陷入身份及文化认同的危机。不能不说，韩国最好地继承了儒家思想伦理；难怪韩国人说孔子是他们的。韩国学者黄炳泰在《儒学与现代化》一书中说“把中国学者朱子的虔信与忠诚,看作是道德律令,对朱子理学这一正统的宗教性敬畏超过了对本国的忠诚和情感……也因此使儒学成为一个真正超越国界的普遍性文化。”“在韩国却孔庙香火未断,还大有东山再起之势”。（引自郑媛媛《试析儒家文化对韩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当今，韩国基督教徒站人口比例近四分之一。基督教在韩国的兴起主要是在日本占领期间及后来的冷战时期，主要原因根于朝鲜的民族主义，基督教是对抗日本统治及共产意识的依靠，基督教为其提供了民族的凝聚性和组织性，而这是儒家文化所欠缺的。但是韩国的基督徒虽信仰基督，但是日常生活伦理依然是韩国之传统——儒家伦理道德。这是一种很奇妙完好融合，民国期间中国基督徒也有同样的特点，比如蒋介石先生。儒家不排斥宗教，总能与之融合，比如儒家对佛教的融合，同样儒家也可以融合回教，如中国西北地区，儒家伦理与基督教是融合在一起的，许多儒者同时也是回教徒。未来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必有一次大融合。文明首先是继承，进而根据生存现实与环境，吸收、容纳、扬弃，从而生长、 丰富、富有生机。
学者们对“儒家资本主义”甚有争议，实际“儒家资本主义”不是个准确的概念，而是个比喻性的说法——比拟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然而东亚经济高速发展及繁荣是不争之事实；而以日本、南韩、台湾为代表的东亚经营模式的确与欧美不同；而其不同之处，儒家思想伦理乃是重要因素，特别是韩国。
“韩国的许多企业，在企业运行当中，都运用了儒家的义利观――也就是合理地追求利润，增加财富。企业的蓬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劳动者的生活待遇，并且提高了收入。”“韩国企业首先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又以‘和为贵’的人际观提倡团结协作精神，促使人们安心地参加工作，增强竞争。儒学主张‘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受这一思想影响的韩国企业尊奉儒学的准则选贤举能，委以重任。并强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认为只要做出表率，群众自然效仿。”（李英姬《浅谈儒家文化在韩国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杜维明在《赢周刊》的采访中说：“东亚取得这样一种增长速度，实仰赖于具有两千五百年历史的儒家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人民，有著共同的特点，比如群体团结、强调政治统一、巨大的组织技巧、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对教育的热诚追求。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够发展成为今天的经济超级巨人。今天的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如南韩、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正在重演日本当年的历程。”“东亚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凡是把这个地区弄得好的，儒家的形象都很正面，弄得一塌糊涂的，儒家的形象绝对是负面的。弄得好，你就对你的传统文化有信心，比如，新加坡弄得非常好，新加坡的儒家形象就非常正面。”
总之，以孔孟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伦理是可以进入现代文明，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个文明都有其欠缺及阴影，但是大体而言，继承以孔孟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正面意义远大于负面意义。维护继承中国传统精神伦理，同时积极向西方文明学习，汲取其有益内容，此即“中体西用”自鸦片战争之后，从洋务运动，到晚清变法，到辛亥革命，到中华民国，包括袁世凯、北洋政府、各军阀自治、国民党政府、两蒋，不论政见、成败，“中体西用”乃是中国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正确方向及路数。然而，至1949，其于大陆嘎然中断，实乃国家、民族、文明之悲；否则中华民国一路走来，该是何等面貌。
“新中国”需要回归中华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回归“中体西用”。我们与其空谈“全盘西化”，不如脚踏实地地向日本学习、先给韩国学习，学习他们是如何做到“日体西用”、“韩体西用”的。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本是文明之复兴，进而言之是“中体西用”之复兴。
2016年12月28日 于伊萨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