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往年一样,中国政府在年初推出了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今年一号文件的重点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周日(2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按照惯例,中共中央在每年年初都会发布一份指导”三农”工作的文件。由于是一年中的首份中央文件,也被称为”一号文件”。
今年的文件强调,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长期过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协调好各方面利益,面临许多重大考验”,并提出”确保粮食生产能力不降低、农民增收势头不逆转、农村稳定不出问题”。《人民日报》次日发表社论称,这是农业领域改革要守住”三条底线”。
文件指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围绕市场需求变化,以增加农民收入、保障有效供给为主要目标,以提高农业供给质量为主攻方向,以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为根本途径。
关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的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认为,从”供给侧、结构改革”这些关键词看,这份文件”主要在生产方面着力,重点是发展生产以及考虑怎样增加农民的收入,还是延续了过去的农村经济建设主题”。
“让产能到农村去”
与2014年一号文件提及”深化土地制度改革”,被认为划出”土地私有化的红线”不同,对今年文件的解读集中在”供需关系”上。 《人民日报》社论指出,中国农业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为阶段性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并且主要是结构性、体制性的问题”。
胡星斗则认为,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困境是因长期投资不足造成的生产力水平低下。”中国过剩的’产能’应当转移到农村,而不是盲目地转移到国外,比如通过境外投资、一带一路等项目。”
胡星斗指出,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仍十分落后,农业产品的质量、农产品安全无法保障。农产品营销网络缺乏,农村水土整治、水利工程、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不足。”分散的小农生产”制约了中国农业的发展。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政府也时有扶植政策出台。但问题在于在实际操作中难以落实。胡星斗认为,原因一是现有制度的羁绊,比如为改变小农经营模式而建立农业生产组织在中国就不那么容易。此外土地和户籍制度阻止了城市人到农村去投资、去购房居住。城市人难以带动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连大学生毕业后都不愿回到农村。”
金融怪圈:农村支援城市
中国媒体注意到,今年的一号文件在金融政策指导上的篇幅超过以往。文件指出,要改革财政支农投入机制,拓宽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投融资渠道,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探索以市场化方式筹集资金,用于农业农村建设。
胡星斗对德国之声介绍,这一政策的背景是:”农村的金融业现在基本上是死水一潭。掌握金融行业的国有大银行不会给农民贷款,不会大量投资到农村。这种垄断也是一种制度性缺陷。……农民辛辛苦苦挣到一点钱,存入银行、储蓄所,结果这些资金大部分都支援了城市建设。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人民日报》社论称,一号文件给出明确的政策信号,”必须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不动摇,重农强农调子不能变、力度不能减。”
但胡星斗认为,尽管每年都有1号文件,表明政府对农业的重视,”但怎样落实要有具体行动,比如通过政策倾斜、税收优惠、补贴等方式促使一些工业企业把产能转移到农村、在整治环境污染、保护生态方面推出具体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