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跑路（网络图片）
近年来，随着中国当局政治倒退步伐加快，恢复文革浩劫的火焰日益炽热。各种践踏人权的事件层出不穷，以致有人断言，毛式的“灭资兴无”、“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为期不远了。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中国大陆资本纷纷选择“跑路”，愈演愈烈，几近成风。
远见卓识的外商率先撤资。据1月24日中国“凯迪网”“外资撤离中国全景图”介绍，外资在整个固定资产投资领域的峰值年份是2011年，该年度投资总额为5087亿人民币，此后逐年下降。2013年降至4304亿，2015年降至2854亿，2016年11月仅有2078亿，累计降幅度超过50%。2013年11月，中国的外资（含港澳台）工业企业总数为5.72万个，到2016年11月，只剩下5.18万家，减少9.4%。几乎所有的知名外资服装品牌和运动品牌均已关停中国大陆的直属工厂。阿迪达斯、耐克和优衣库，不仅关闭了直属工厂，连代工企业也加速撤离中国。譬如在香港上市的裕元集团，2009年该集团在中国大陆的生产线占全球生产线接近一半，但到2015年，中国大陆生产量占比仅剩25%，而在越南的生产量占比则高达42%，在印尼的生产线占比为32%，均超过中国。2014年是外资投资中国房地产开发的峰值年，总额为639亿人民币。2015年开始迅速撤离，当年度地产开发领域利用外资总额仅297亿，到2016年11月只剩下132亿。仅仅两年时间，中国地产开发领域的外资撤离将近80%。
中国本土民营企业也不甘落后，相当一部分富豪同样争相向海外转移资本。在这方面，李嘉诚堪称“领头羊”。他是全球华人首富、公认的最杰出的华人企业家，2013年身价310亿美元，位列世界富豪榜第10位。他的长和系系列公司集团的业务几乎遍及各行各业，形成了资产逾万亿的跨国企业帝国。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李嘉诚1990年代起投资大陆发展，机遇所致，获利颇丰。然而，当他始觉大陆政治风向有变后，便果断撤资。据人民日报海外版官方网站2015年9月15日报道，据不完全统计，李嘉诚投向海外的资金总额已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
对于李嘉诚的撤资，大陆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罗天昊2015年8月7日在其博客上发表文章《别让李嘉诚跑了》，痛斥李嘉成“失守道义”，辱其“沦落为长着獠牙的怪物”，大声疾呼，恐吓要挟“别让李嘉诚跑了”，大有“将其拿下”的气势。毕竟罗天昊不是一般网民，他是高层官员，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中共顶层的意向。同时，该文章在中央官方网站及众多民间网站广为传播，舆论一律，风声鹤戾，变相昭告天下：大陆的天下姓党，民企的资产，企业老板作不了主，必须听命于官家，不是想跑就可以跑的，党委政府有权无条件地将之控制，甚至没收。
这一舆论恐吓，不仅没起到稳定民资的效果，反而加速富豪撤资运动。据中国新浪财经2016年12月20日报道，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供应商福耀玻璃的董事长曹德旺，是享有“玻璃大王”之称的中国福建知名企业家，2016年以17.4亿美元资产跻身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排行。他已在美国投资10亿美元设厂，产品将直接在美国销售，并辐射北美和南美。于是大陆舆论为之哗然，一片惊呼：“曹德旺也跑了”。除曹德旺撤资移美外，江南化纤公司已于2014年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投资设厂；2016年4月山东太阳纸业谈妥投资10亿美元在美国阿肯色州建厂；10月，中国天源纺织宣布将投资2000万美元在美国阿肯色州设立服装制造厂……加之“裸官”潮的推波助澜，中国民企富豪群体日益觉醒，——离开大陆，投资海外，被认为是明智之举，上上策。《2012胡润财富报告》称，截至2011年底，中国内地千万富豪人数突破102万，其中亿万富豪已达63500人。资料显示，16%的富豪目前已移民或者在申请中，还有44%的富豪考虑移民，加起来的人数占富豪总数的60%。又5年过去了，已经移民和计划移民的比例无疑更高。
外资和本土民企富豪之所以选择“跑路”，其冠冕堂皇的说辞无非是：大陆生意难做，一是“死亡税率”索命，二是“死亡成本”挤压（“死亡税率”和“死亡成本”，皆语出中国财经专家、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究其实，真正的原因并非在于此，而关键是因为中国大陆缺乏人权保障。人类自由三原则“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英国伟大思想家洛克的名言），皆无从谈起。
其一，实现“共产”是中共政权的“旗帜”和奋斗目标。中共党章要求党员“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马、恩共产主义理论的核心，是消灭私有，资本共产。在这种扼杀资本的主义和灭绝私有的治国理念的桎梏下，个人私有财产根本不可能有所保障，更无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可言，被共产（消灭），只是迟早的事情。既然这一强盗理念已经“开诚布公”，那么，业已成为富豪的企业家，若是“死脑筋”，不见好就收，及早撤资“跑路”，到头来，落个“蛋打鸡飞”、“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局，就悔之晚矣！届时，中共权贵当局只会沾沾自喜，大言不惭地“撇清”——我们可是始终把“共产”写在旗帜上的，勿言之未喻！让你打掉牙往肚里咽，哑巴吃黄连——有苦没法说，只有自认倒霉的份。
其二，无信国度，信之必祸。可能有人会说，中国大陆现行的宪法上明文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些东西，不过是忽悠国民、欺骗国际社会的文字游戏而已。前说话，后摆手，表里不一，朝令夕改，不讲诚信，乃是中共先天的胎里坏的德性和恶习。这也是其造反得逞、窃取国家执政大权的主要原因。战争年代的丑史不说也罢，那就让我们看看其执政以后的无信德行吧。中共欺骗广大农民追随其打天下的最有效的诱饵是“打土豪分田地”、“耕者有其田”。确实，中共在建国初期之前，亿万无田和田少的农民分到了一些耕地，并被鼓励精心耕作，勤劳致富。然而，为期不过几年，中共便翻脸、食言，于1953年强制推行暴风骤雨般的合作化运动，全国农民的土地统统被剥夺，变为国有或集体所有。中国农民，从此永远失去了耕种千百年的赖以生存的命根子——土地！
又如，中共夺取江山伊始，口号震天：“发展民族工业”，“支持工商户经营”，也是好景不长，很快就来了个180度的急转弯。1955年开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运动”，全国所有的民营企业、个人工商户，一律被收归国有或集体。至此，私人资本，在中国便“断子绝孙”。及至文革浩劫“割资本主义尾巴”，连路旁卖茶水者、到集市出售自家鸡生蛋者，都要“斗私批修”，被批判斗争。直到毛泽东驾崩以后，实行改革开放，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才起死回生，逐步复苏发展，部分佼佼者暴发成为巨贾富豪。
即便在改革开放、鼓励发展民营企业的过程中，中共也是说翻脸就翻脸，说变卦就变卦，刚发布政令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很快又蛮不讲理地将之扫地出门。先是吆喝“国退民进”，不久又强制“国进民退”，恣意开涮民企，给一些民营企业家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山西等产煤地区，取缔民营煤矿，或无理关闭，或强行收归国有。一时间，被剥夺经营权的煤老板们，叫苦连天，举国哗然——中共折腾民企的无信和侵权行为，受到普遍谴责。总之，在中国大陆，这个不讲法治、不讲信用的专制独裁的大环境中，私人资本的投资和发展是不可能得到保障的。对于中共所有的信誓旦旦的承诺，都应该视作一声屁和一阵风，万万相信不得，最应该念念不忘的是，时刻准备“跑路”。
其三，文革复辟甚嚣尘上，民营企业大难将至。中共根本没有与毛泽东极左路线决裂、彻底反省文革罪过的诚意，虽然在1980年代初期吆喝过两年“否定两个凡是”、“否定文革浩劫”，但不久便偃旗息鼓，官方甚至把“文革”当作“敏感词”予以封堵，禁止提及。所以，近年来，由中共高层“红色基因”群体率先起哄，极力为毛泽东的反人类的极左路线招魂，大造复辟文革浩劫的舆论，第二次文革的序幕早已在一些地方拉开。而文革浩劫式的暴乱一旦盛行，“共产风”势必罹害全国，民营企业将悉数沦为“覆巢之卵”。
在复辟文革方面，封疆大吏薄熙来（原中共十七大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堪称“精英”、“头羊”和“代表”。从2007年11月到任，至2012年4月被立案调查，主政4年多，他几乎全面复制了“毛文革”。也可以说，他在所辖的地盘上实实在在地发动和领导了局部地区的“二次文革”，其标志性的“杰作”就是“唱红打黑”。
所谓“唱红”，就是运用党委政府公权力，运动式地发动市民无休止地“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中共官方媒体把这一折腾百姓的荒诞行为，赞誉为“重庆全民参与的文化盛宴”、“独树一帜的文化品牌”。“唱红歌”，就是强制民众演唱曾经盛行于文革的鼓吹个人迷信的“造神曲”、粉饰太平盛世的“喇叭腔”以及宣扬阶级仇恨和暴力斗争的“造反调”；“读经典”，就是强制百姓背诵毛泽东的语录和文章，实属“毛文革”时代全民读“红宝书”的故伎重演；“讲故事”，就是重耍“毛文革”阶级斗争的把戏，揭批阶级斗争新动向，搞“‘故事会’＋‘批斗会’”之类的“红色恐怖”；“传箴言”，就是组织胡乱摘编乱发歌功颂德的“红色短信”。薄熙来亲自发动和直接领导的重庆“唱读讲传”红色风暴，在权力推动和物质刺激下，恶绩骇然。短短两年内，全市累计开展红歌传唱活动12.8万场，参与市民超过7770万人次；“经书”出版20辑，发行量超过1000万册；一定规模的故事会举行7.01万多场，讲述故事15.03万个（场、次）；手机用户转发箴言1.3亿条次，参与用户达到1.63亿人次。（据2010年10月21日《工人日报》）无论从造势力度、影响的深度和祸害的严重性来讲，都不亚于“毛文革”，只是危害范围限于重庆地区而已。薄熙来“唱红”的目的，无非是要用“共产”的极左理念洗民之脑，做实做大做强对他的个人独裁、个人崇拜，为自己跻身最高权力圈造势。
薄熙来的“打黑”，实则“黑打”。这已经成为全民的共识。其黑打“政敌”和“刁民”的恶行，本文限于篇幅，不作叙述。他对于私营企业家，可是极尽了讹诈、抢掠之匪行，打、砸、抢、抓、暗杀、滥刑……无所不用其极。在薄熙来的所谓的“打黑除恶”的“红色恐怖”中，重庆许多民营企业家被肆意枉加种种罪名迫害，轻者倾家荡产，重者蒙冤亡命。据宪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童之伟先生介绍：重庆私营企业家中的一富、二富、三富都被薄熙来当做‘黑恶’打掉了。薄熙来无法无天、恣意妄为，可以非法剥夺其治下的任何个人的合法资产乃至人身自由。童之伟先生具体列举了若干私营企业家被非法“黑打”的骇人听闻的事例。（据童之伟在“依法治国与重庆教训”研讨会上的发言）薄熙来复辟文革、掠夺民资，如此肆无忌惮、暴虐猖獗，那些已经富豪起来，有能力撤资“跑路”的民营企业家，却“恋土难移”，可是无异于“等死”和“找死”啊！
2012年中共十八，高级“红色基因”代表习近平“登基”以后，几年来，给毛泽东招魂、复辟文革、鼓吹个人迷信、制造个人崇拜种种倒行逆施，全面铺开，并且愈演愈烈。习近平、薄熙来同属高级“红色基因”典型，可谓“哥俩好”，政治理念、毛左情愫、专制手段、人品德行等等，无不彼此彼此。对于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搞“唱红打黑”运动，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亲自前往打气捧场。“习近平对重庆开展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做法予以肯定”，“观看了‘唱读讲传’节目演出”。（2010年12月9日《人民日报》1版）所以，国内外有识之士对于习近平拉历史倒车，积极恢复毛泽东极左路线，执意重走文革邪路，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和意外，因为其骨子里就是梦想当“毛皇帝第二”。在中共专制独裁之下，民营企业家的前途只能“顺昌逆亡”，根本不可能有生命权利、自由权利和财产权利。举世震惊的“溺杀（匿杀）《炎黄春秋》”事件，堪称“习皇帝”恶政伊始的“开山杰作”。该月刊始创于1991年7月，25年来，在中共舆论钳制的“夹缝中”，历尽磨难搞经营，殚精竭虑求发展，赢得盛誉，不断扩大，自费订户多达20万。因为坚持“讲真话”原则，长期被中共高层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时代都撑过来了，还是“习皇帝”心狠手辣，终于2016年7月将其扼杀——不是依法公开查封，而是采取“文革打砸抢方式”或曰“黑社会抢劫手段”。由公权力部门组织地痞无赖强占杂志社资产，剥夺其编辑发行权，“鸠占鹊巢”，从是年8月起出版“伪刊”。对此严重的违法侵权犯罪行为，原刊依法向法院起诉，却被拒绝受理。江平（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终身教授）、郭道晖（著名法学家、原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研究室副主任）、张千帆（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等十二位著名法律专家和大批各界读者联名上书为之伸张正义，皆不被理睬。这起违宪违法的暴力侵权事件，官方始终封锁消息，时至今日，任何官方媒体未作一句报道。如果是人，无异于“暗杀”。谁是这起恶性侵权事件的主谋和后台，不言而喻，非“习皇上”莫属，其他任何人都不具如此能耐。
《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胡德华（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之子）接受香港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这个杂志国家没有投钱，不是国企；党没有投钱，不是党产，就是大家一起凑的钱，纯粹是民企。”民企何以保命？无保也！
中共十八大报告曾经郑重承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事实证明，这不过是忽悠愚民的鬼话，《炎黄春秋》之“死”，就是铁证。对照《炎黄春秋》的亡命镜鉴，中国大陆的民营企业家已成惊弓之鸟，“斩杀令”说不定就在某一天早晨或晚上落到自己的头上。
中国大陆，文革欲来风满楼，人权保障无望，红色恐怖肆虐，将愈来愈凶险残酷，民营企业家任何发展和自保的企望，未免太幼稚可笑，终将沦为“黄粱”“南柯”。噩梦早醒未为晚，富有者若想人身安全、资产得保、事业发展，尽早“跑路”才是明智的选择，越快越好！
最后说句题外话，王立军“狗咬狗”向美国成都领事馆暴露了薄熙来夫妇合谋毒死英国侨民尼尔·伍德，引起国际社会公愤，致中共信誉扫地。为挽回党国脸面，平息公愤，中共不得不给薄定几个与杀人案不相干的罪名，将其投进监狱。否则，作为同为“至精至良红色基因”帮的习近平，无论薄熙来其他罪恶有多大，都会统统赦免，保其“乌纱”照戴，威风不减。此乃习近平“政治决定论”和“红色基因至上论”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