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历史功绩属于谁？
王强华说：“由此文（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更是由邓小平发动、组织和领导的。”(1)一曰“发动”，二曰“组织”，三曰“领导”，事实何在？他在另一个地方又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我觉得更应该归功于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2)这句话只具有否定意义，即不能“归功于”胡耀邦。至于“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何“发动、组织、领导”了真理标准讨论？他们经过讨论、形成决议、作出规划了吗？没有事实，只凭空话，怎么能够“归功于”？从肯定方面来说，毫无意义。邓小平不是也不认识胡福明吗？邓小平非但不认识胡福明，连他在哪个城市都搞不清。(3)不认识、不知居于何地的胡福明，邓小平当然不可能组织他写文章。按照王强华用在胡耀邦身上的逻辑，邓小平怎么能够“发动、组织和领导”真理标准的讨论？因为遵从“有关方面”的旨意，王强华也就顾不得自己的逻辑了。
“有关方面”亲自出马了。二〇〇八年五月八日，在纪念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三十周年的座谈会上，李长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义讲话，他一开头就说：“三十年前，在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人民日报》2008年5月9日。）发起和推动真理标准讨论的主导者胡耀邦的名字却提都没提。李长春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只是沈阳电器公司的一个基层干部，对于全国性的大事，自然不甚了了。他的这个讲话，值得注意的，不仅显示了个人的局限性，而且表达了现今的中共中央对真理标准讨论，以及邓小平、胡耀邦在这一讨论中的作用的评价。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赵紫阳所作的《在胡耀邦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中说：“他（胡耀邦）按照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人民日报》1989年4月23日）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十一月十七日，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九十周年（胡耀邦的诞辰应是十一月二十日——郭）座谈会”上，曾庆红的讲话，重复了悼词中的那句话，接着不伦不类地来一句：“在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和支持下开展的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人民日报》2005年11月18日）真是狗尾续貂！到了李长春那里，“貂”没有了，只剩下狗尾巴一条。可见，现今的中共中央常委，经过曾庆红的过渡，李长春的讲话完成了对胡耀邦的历史功绩的否定，这就违反了中共中央对胡耀邦已有的评价。
将真理标准讨论归功于邓小平的“领导和支持”，是胡冠邓戴，歪曲历史。现在，党史出版物和博物馆陈列，曾任总书记的胡耀邦（还有赵紫阳）的名字和照片，一概皆不见，更何况真理标准讨论一事！
邓小平究竟是“领导”还是“支持”？既“领导”又“支持”，曾庆红、李长春们还没有发觉自己的说法根本不通。如果是“领导”，难道还要对自己的“领导”表示“支持”吗？如果是“支持”，难道不是对别人的“领导”表示“支持”吗？说邓小平等对真理标准的讨论是“支持”的，没错；说真理标准的讨论是由邓小平等“领导”的，大错！
将由真理标准讨论引起的思想解放运动说成是某人“领导”的，完全用错了概念，不符合事实。因为它不是在某人“领导”下发生的，既不是胡耀邦，更不是邓小平。发起和推动真理标准讨论的有一大批人，时代的召唤成为他们共同的动机，其中也包括“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但在这一大批人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胡耀邦。
将邓小平吹捧为“发动、组织和领导”了真理标准讨论，举出的几个根据，皆为似是而非。
邓小平提出“准确、完整”就是最早反对“两个凡是”吗？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邓小平在给华国锋的信中说：“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曾向中央用书面表达我内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4）邓小平本人多次讲到，针对“两个凡是”，他经反复考虑，才想出“完整、准确”。但在这封最初提出“准确、完整”的信中，是表达对毛泽东逝世的“内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丝毫看不出反对“两个凡是”的意思，相反，对“两个凡是”的创始者华国锋，语多献媚之词：“在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会主席的时候，我知道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确的方式战胜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时候，我在七六年十月十日曾向国锋同志和中央用书面表达我的真诚拥护和欢欣鼓舞的感情。”他像林彪对待毛泽东那样，对华国锋也用了“最、最”。
邓小平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写的那封信（东兴同志转呈国锋同志并中央），不提也罢，一看，更是肉麻：“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5）结果，只稳定了四年，“政治上思想上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华国锋，就被“衷心拥护”的邓小平搞下了台。
邓小平为人奸诈，一句“永不翻案”骗得毛泽东的信任，一声“衷心拥护”博取华国锋的欢心，一次又一次出山。但邓小平的两次复出是符合民意的，复出后的作为是站在历史的正确方面。华国锋给人以“忠厚老实”的印象。虽然粉碎“四人帮”有功，但在新的历史时期，他的作为是站在历史的错误方面。评定人物，历史上的作用和人格上的表现有一定关联，也不可完全混为一谈。况且，一旦有了政治上的需要，例如抓“恶毒攻击英名领袖华主席”的反革命，华国锋就不忠厚、不老实了。定“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为反革命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就是他本人签发的，这是当年毛泽东之所不为。
一九七七年五月三日，中共中央文件将邓小平的两封信转发全党。（6）这两封信为华国锋所认可，但为《邓小平文选》所不选。可见，华国锋并不认为邓小平提出“准确、完整”是反对自己的，而邓小平本人也并不认为这是必须编入他的《文选》、足以传世的代表性言论。
邓小平将他的“准确、完整”与“两个凡是”相对立，是后来的事情。
“凡是”派处理邓小平问题有个三部曲。第一部是不让他出来。（7）民间的呼声和党内的噪聒实在抵挡不住，转为第二部，有条件地让他出来。不料，又遭邓小平本人的强烈抵制。无奈，第三部只能是无条件地让他出来了。
一九七七年四月，华国锋决定改变“批四人帮连带批邓”的方针，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准备在七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他的“三副一总”（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条件是希望他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但说明与己无关，以便找个台阶结束“批邓”。因而派汪东兴和李鑫同他谈话。汪、李在谈话中指出，天安门事件的反革命性质是毛主席定的。邓小平拒绝，这才不得不说“两个凡是”不行。五月二十四日，他约王震、邓力群谈话，透露了这一情节，说是：“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这时，他才针对“两个凡是”强调“准确、完整”。（8）
邓小平确是较早地反对“两个凡是”，据说，他是受了邓力群的影响。邓力群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他看了“二七”社论后，发现“‘两个凡是’里面的问题大了”。他告诉了王震，王震又告诉邓小平。邓力群自己写道：“邓小平说：首先提出反对‘两个凡是’的是邓力群。”（9）因此，才有邓小平约王震、邓力群于五月二十四日谈了一篇《“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话。据此，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还在邓力群之后。而邓力群和邓小平都是孤陋寡闻，他们不知道，在社论没有见报之前有人就看出问题来了。
耿飙奉汪东兴之命发表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时，找“宣传口”的几个负责人讨论，他就说：“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这是亲历者胡绩伟的证词。（10）与耿飙持相同看法的不乏其人。所不同的，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是从“说不通为我平反”的切身利益出发，而耿飙等人反对“两个凡是”是出于“什么事也办不成”的无私的政治见解。
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就是“领导”真理标准讨论吗？
邓小平攫有反对“两个凡是”的虚名，其实他的“完整、准确”非但没有能够动摇“两个凡是”，反而巩固了“两个凡是”。
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坚持“两个凡是”的同时，也说“要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人民日报》1977年8月18日。）
一九七七年十月九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华国锋的讲话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极其丰富的理论宝库。我们应当力求完整地而不是零碎地、准确地而不是随意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各个方面的基本原理掌握起来。”（《人民日报》1977年10月10日。）
华国锋比邓小平讲得更周到，还有所纠正。邓小平说的是“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华国锋说的是“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将两个形容词改为副词。从正统的观点来看，在毛泽东思想头上加两个形容词是大不敬，难道还有不完整、不准确的毛泽东思想吗？华国锋的意思，完整不完整、准确不准确是领会和掌握的问题，不是毛泽东思想本身的问题。看来，华国锋倒真是忠于毛泽东思想的，而邓小平是另有所图。
邓小平以“完整、准确”反对“两个凡是”，坚持“两个凡是”的华国锋非但不反对“完整、准确”反而予以采纳。为什么？
第一，邓小平的“完整、准确”只是反对“片言只语”。他说：“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11）他并没有从根本上反对“凡是”，而是论说怎样才是合理的“凡是”；正是要求以“完整、准确”的“凡是”代替“片言只语”的“凡是”。所以，华国锋完全可以接受，以“完整、准确”来补充和丰富“两个凡是”。而且，邓小平的“完整、准确”的“凡是”在中国要管“世世代代”，还要管到外国的“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这是远胜于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超级“凡是”。
第二，邓小平强调“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与华国锋比赛“高举”，争夺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他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完全一致，同样都是无批判地颂扬。“准确”有何意义？问题不在于准确不准确，而是正确不正确。错误的东西无论怎样“准确”还是错误的。怎样才算“完整”？如果引一句语录不算完整，那么可以多引几句。后来，邓小平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从毛泽东思想中剔出去，不是也就不“完整”了吗？所以，“准确、完整”可以各有各的解释，并不妨碍坚持“两个凡是”。华国锋接过邓小平的口号，在中共十一大的报告中要求“全党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可见，不管理论正确不正确，都可以用上“完整、准确”。
第三，“凡是”派以毛主席语录衡量一切，这是真理问题上的主观标准。邓小平要求代之以“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还是思想。局限在思想范围内强调“准确、完整”，不过是修正的主观标准。以实践检验是非，才是真理问题上的客观标准。所以，“凡是”派早已将邓小平的“准确、完整”为我所用，相安无事；而一年以后提出实践标准，则跳将起来，激烈反对。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不断“高举毛泽东思想”，而且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一个比一个更加“高举”。从“高举”到“凡是”是顺理成章的，“凡是”正是为了“高举”。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代之以“准确、完整”，还是为了“高举”，以便把华国锋的旗帜抢到手。所不同的，华国锋“高举”的是僵化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高举”的是灵活的毛泽东思想，不过是换一种实用主义的手法来“高举”。邓小平完全是共产党固有的政治思想的传人。但他又有所推陈出新。华国锋的“高举”是维护陈旧的毛泽东的老权威，邓小平的“高举”是借助“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树立自己的新权威。真理标准讨论是以实践的权威代替个人的权威、思想的权威，要求对毛泽东思想进行检验，不但改变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思想路线，也改变了邓小平的“准确、完整”的思想路线。
胡乔木吹捧说：邓小平“提出反对‘两个凡是’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的开端，是三中全会思想上的开端。”（12）指出“两个凡是”不行，用什么来代替？邓小平以“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代替。这就行了吗？还是不行的。邓小平不理解实践标准，被同样不理解实践标准的胡乔木断言为“一个重大转折的开端”。事实上在邓小平指出“两个凡是”不行的一九七七年并没有出现，而是一九七八年发动真理的实践标准的讨论后才成为“重大转折的开端”。
邓小平是什么时候对真理标准讨论表态的？
邓小平六月二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被认为是对真理标准讨论的表态。其实，他的讲话，说来说去只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本是共产党讲了几十年、重复了千万遍的老话、套话，没有一个新词、没有一点新意。理论界、新闻界反对“两个凡是”的人们断言：“小平同志表态了，他是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当时的形势是很微妙的。共产党内有两种倾向、两股势力。共产党的最高层，坚持“两个凡是”，有权力没真理。共产党的中下层健康力量，特别是党内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反对“两个凡是”，有真理没权力。后者希望在上层找到他们的代表人物，胡耀邦在政治上的的分量显然不够。邓小平是有资格抗衡“凡是”派的实力人物，因此反对“两个凡是”的人们故意抬举邓小平，为自己壮胆。邓小平本人不便否认，“凡是”派也不好反对。至于邓小平本人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态度，是被形势推着走的，诚如他自己后来所说“越看越重要”，边走边看，才看出重要性来。
究其讲话的内容，既没有支持真理标准讨论，也没有反对“两个凡是”。邓小平在讲话中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主席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他强调的是毛主席的“根本观点”。“有一些同志”的思想之所以不对头，不是因为不符合客观实际，而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根本观点”。他还是用思想来检验思想，而不是用实践来检验思想。而且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们并没有公然反对“实事求是”，邓小平还认为华国锋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他说：“华主席、党中央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个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的。”（《人民日报》1978年6月6日。）那么，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究竟反对谁、反对什么？现在，《邓小平文选》中列入的《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找不到这句吹捧华国锋的话了，邓小平把它删掉了。但事实是删不掉的。六月三十日，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三人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作为中共中央一九七八年三十八号文件下发。华国锋的讲话仍然宣扬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两个凡是”。邓小平的讲话一开头就说：“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的讲话，很深刻，很重要，我完全赞成。”（同上。这句话在《邓小平文选》中也被删掉了。）假如邓小平的讲话是反对“两个凡是”的，怎么能够同时又“完全赞成”坚持“两个凡是”的华国锋的讲话？反对“两个凡是”的邓小平的讲话，与坚持“两个凡是”的华国锋的讲话，怎么能够并行不悖地放在同一个文件里？
有人说，邓小平在五月三十日就讲了：“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邓小平年谱》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日记，邓小平同胡乔木等谈准备在解放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内容，是有这么一句话。《邓小平年谱》的记载常有不实，姑且假定此话为实。既然会前讲了，会上为什么不讲？邓小平同一个讲话的后面部分提供了答案。他说：“我放了一炮，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后来又加了一句毛泽东思想体系。有人说我这个提法是同华主席唱对台戏，结果华主席用了我这个话，这些人不吭气了。”（13）邓小平否认他“同华主席唱对台戏”，华国锋用了他的话还沾沾自喜。那怎么会当着华国锋的面直斥“简直莫名其妙”？
汪东兴也没有听出邓小平的讲话是反对“两个凡是”、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照样肆无忌惮地挥舞大棒。
邓小平顺水推舟，听得多了，真的把别人的恭维当作自己的态度了。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九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负责人时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是驳不倒的。我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了，同意这个观点和文章。”（14）请看他的讲话，从头到尾有哪一句是“同意这个观点和文章”的？直到一九八〇年二月，邓小平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15）这时才对原来的套话加上“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可见，一九七八年六月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如果原来的套话已经包含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支持，为什么后来还要加上“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怎么也说不通。以后来的观点改写从前的历史，以示一贯正确，这是共产党领导人的通病，邓小平尤其明显。
邓小平公开表示“同意这个观点和文章”不是在六月二日，而是在七月下旬。
七月二十一日，邓小平找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张平化谈话，给他打招呼：对真理标准讨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16）
接下来，二十二日邓小平又同胡耀邦谈话。第二天，胡耀邦向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作了传达：“昨天下午小平同志打电话叫我去了一下，三点半钟谈到五点，问我的情况，谈了几个东西。（小平同志说）哦！你们理论动态组，班子很不错啊！你们的一些同志很读了一些书啊！不要搞散了，这是个好班子。他说，他原来没有注意这篇文章（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来听说有不同意见，就看了一下，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谈到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开始时谈到这点，肯定了的。邓副主席这个话对我们是个鼓励。凡是我们的东西，我们的材料，他是很注意看的。”（17）
邓小平非但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以前不知情，发表以后也没注意，直到“听说有不同意见”，才看了一下。真理标准讨论的发起与他无关，讨论进行了两个多月他才说“争得好”，能说这是在邓小平“发动、组织和领导”下进行的吗？
但邓小平的支持是重要的。本来，胡耀邦顾虑“形势不大明朗”，邓小平谈话以后，他说：“我这下可以大胆些了。”
究竟谁是发起和推动真理标准讨论的主导者？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胡耀邦意识到：“禁锢我们这个民族创造力的，一个是精神枷锁，……还有一个是组织枷锁，……这样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进行自由竞争呢？”（18）在中国历史的转轨时期，胡耀邦作出两大贡献：一是作为主导者发起和推动真理标准讨论；二是作为操作者大力平反冤假错案。前者打碎精神枷锁，后者打碎组织枷锁；前者解放人的头脑，后者解放人的手脚。胡耀邦很欣赏马克思年轻的时候说过的一句话：“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19）胡耀邦的抱负就像马克思那样，使中国人解放成为人，使我们这个不自由的民族解放成为可与发达国家竞争的自由的民族。论政治上的权势，邓小平可以压倒胡耀邦；论思想上的高度，邓小平有得与胡耀邦一比吗？
胡耀邦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后，大力平反冤假错案。有人问：“毛主席批的怎么办？”他说：“照样平反！”于是他也提出“两个凡是”，但紧接着还有“两个不管”：“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改正过来。”按照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毛泽东时代的冤假错案都要维护；按照胡耀邦的“两个凡是”，毛泽东时代的冤假错案都要改正。胡耀邦冒着批评的炮火前进，他说：“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为平反冤假错案所进行的舆论攻势和实际操作，使三百多万案件得以平反或改正，还有四十五万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冤假错案也得以平反，受害者本人以及被牵连的亲属一亿多人，从“组织枷锁”中解放了出来。胡耀邦顶住了华国锋、汪东兴的“两个凡是”，但顶不住邓小平的一个“凡是”——凡是邓小平定的案都不能翻。邓小平自己的“永不翻案”的案都翻了，他给别人定的案倒真是“永不翻案”。“高饶联盟”的审理受阻挠，因为它是邓小平参与定案的；五十五万右派分子都改正了，还要肯定“反右是必要的”，因为它是邓小平当五人小组组长主持下搞的。
胡耀邦作为主导者发起和推动真理标准讨论是系列行动的综合，不在于是否组织了胡福明写文章；相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发表，只是作为胡耀邦的系列行动的一个环节，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胡耀邦怀有拨乱反正的自我期许，将中央党校作为依靠力量，扬帆起航。
第一，一九七七年五月中旬，在党校的一次会议上，胡耀邦说：“现在北京有一个政治旋涡，你们敢不敢进这个旋涡? 我是想进的。”接着又说:“粉碎‘四人帮’后,我们也要有个发言的地方。所以我想在中央党校办一个小小的理论刊物, 你们同意不同意?”“我准备办三个刊物, 一个叫《理论研究动态》或叫《理论动态》。
我们这个刊物, 不要长篇大论, 不当重武器用, 只当手榴弹用, 向这个政治旋涡里投下去, 掀起点波澜就可以。 一个叫《中央党校校刊》, 是文献性质的, 可以后一点出。第三个是《中央党校简报》,不定期。这三个刊物都由我亲自抓。”（20）
一九七七年六月，胡耀邦倡议的一个“小刊物”《理论动态》（内部发行）着手筹备，宗旨是针对现实问题，从理论上、思想上澄清被颠倒了的是非。七月十五日出第一期，开篇就是与华国锋不同调的吴江的《“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以后五天一期，每期一篇。大部分文章由胡耀邦亲自点题、授意，所有的文章都经他最后审定。刊物发至中央机关、各省市、各军兵种。第一期发行三百份，以后又不断增加，多达几千份。胡耀邦要求理论动态组的成员“把自己的工作提高到扭转乾坤的高度来认识”。《理论动态》发表的不少文章，如《“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四人帮”关于民主派问题的谬论必须深入批判》、《按劳分配是否必然产生资产阶级分子》、《重视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哲学上两条战线的斗争》、《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认真肃清“四人帮”的流毒》、《科学是生产力同时也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力量》、《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以及有关真理标准讨论的系列文章，确有“扭转乾坤”的气概。“小刊物”起了大作用。《理论动态》从一九七七年七月创刊到一九八二年四月胡耀邦不兼中央党校职务，共出三百四十五期，记录了“文革”后拨乱反正的艰难历程。后来，《理论动态》虽然继续存在，已经变味了。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仍兼中央党校副校长）。他又多了一个阵地，同时指导组织部研究室撰写了一批有关干部问题的评论文章。
胡耀邦称那个时期为“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他确实是为《理论动态》日夜操劳，以至将它作为平生的重要事迹。他说：“我死后，要写上一笔，生前办过《理论动态》。”（21）中共中央的讣告和悼词都没有写上这一笔，好在后代的历史学家不会认真看待这种官样文章。胡耀邦的事迹，一笔一笔都写在人民的心上。
第二，《理论动态》的文章提供中央报刊公开发表，署名“特约评论员”。中央报刊的社论、评论员文章均需送审，宣传部门为“凡是”派所把持，送上去的文章凶多吉少。胡耀邦的创意——“特约评论员”，可以避免送审，而又暗示有来头，使人格外注意。“特约评论员”所代表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胡耀邦承担政治责任的《理论动态》。在很长的时期中，“特约评论员”文章引领潮流，影响巨大。原《人民日报》总编辑李庄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对于“特约评论员”文章，“在我国新闻史上应该记上一笔。”（22）《理论动态》上一篇《实践标准与科学预见》，在《人民日报》发表时用了作者邵华泽个人的名字，影响不大。胡耀邦为此给理论动态组批示：“不管是谁执笔的，我看报刊发表时还是用特约评论员为好。”杨西光之所以请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修改文章，并要求《理论动态》先发，就是为了纳入“特约评论员”系统，以期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光明日报》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新华社事先商定，互相配合，协同动作，完全超出了文章作者个人的能量。如果当时署名胡福明或别的什么名字，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吗?反过来说，当时署名“特约评论员”，事后又改称“作者胡福明”，不是窃取“特约评论员”的名声吗？
第三，一九七七年十月九日，叶剑英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讲话，他说：“理论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这个讲稿是胡耀邦组织人起草，他自己动手改写的。他对这几句话颇自得，反复吟诵。（23）进一步，胡耀邦在组织党史讨论中贯彻了真理的实践标准。起初，他提出的指导原则是两条：一是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二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胡耀邦还没有发现“完整、准确”与实践标准是不相容的，前者是主观标准，后者是客观标准，这就成了二元论。或许，意在利用邓小平的威望？什么叫“完整、准确”？这本身就是一个对思想的解释问题，因而也是争论不休的问题，根本不能再用它来检验思想上、路线上的是非。由于实践标准本身的力量，在讨论中客观标准战胜了主观标准，胡耀邦也改变了看法。（24）这一讨论，产生了进一步研究的题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年理论动态组的成员说：“在学员讨论中反映出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思潮的对立，已经决定要撰写文章。因此，从《理论动态》本身来说，撰写和发表论实践标准的文章，原已安排在自己的发稿计划中了。”（25）所以，胡耀邦没有必要去“组织”胡福明写文章，来发起真理标准讨论，而是胡福明的文章（经《光明日报》多次修改）偶然地闯进了胡耀邦的系列行动。《理论动态》负责人孟凡说：“所以，与其说他（胡耀邦）支持了《实》文的发表,不如说《实》文是他原来设想的计划的一部分,是他的“扭转乾坤”的一着妙棋。”（26）
第四，杨西光提出文章由《理论动态》先发，然后《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这种安排是经胡耀邦同意的，文章最后是由胡耀邦审定的。五月六日还专门召开会议,冯文彬、陈维仁和孟凡参加，再次对文稿认真推敲，他说：“一定要严格把关，万无一失。”（27）
第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引起争论，胡耀邦承受的压力最大。虽然他一度曾有“退却之意”，终究坚定下来，继续前进。他又指导《理论动态》撰写《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伟大转变和重新学习》、《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等文章，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中央报纸上发表，推动真理标准讨论广泛、深入地发展。
可以说，抽去了胡耀邦的名字和他的作为，就无法书写真理标准讨论的历史。但有人把胡耀邦说成是真理标准讨论的“组织者”、“领导者”，这也不符合事实。这一讨论是众志成城，没有人进行组织和领导。思想解放运动只能从思想上发起和推动，不能从行为上组织和领导。从思想上发起和推动真理标准讨论的，也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人，但胡耀邦是这一批人中的主导者。
将真理标准讨论说成邓小平“发动、组织和领导”的，不是以事实为根据，而是极权主义思维的产物；一切功劳归之于权力，权力越大功劳就越大。从前一切功劳归之于毛泽东，后来一切功劳归之于邓小平。事实上，真理标准讨论的发起与邓小平无关。胡乔木要停止真理标准的讨论，他就去找胡耀邦，为什么不去找邓小平？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支持，可以算作邓小平的功劳。但后来中断真理标准讨论和扼杀真理标准讨论，也是他的功“劳”。
注：
（1）王强华《解开“真理标准”文章作者之谜》，《纵横》2004第10期。
《文摘报》，发布时间： 2005-01-31 07:40，
光明网 http://www.gmw.cn/content/2005-01/31/content_772013.htm
（2）王强华《亲历者解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何出炉》，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5/11/content_8118491.htm
2008年05月11日 08:27:48
将真理标准讨论归功于邓小平，决不是王强华一人。例如，曾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邢贲思，在为沈宝祥著《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所作的序中说：“可以说邓小平同志是这场讨论中正确意见的主要代表，是实际上的主帅。”（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说邓小平“是实际上的主帅”，没有举出事实支持这个“实际上”。
（3）于光远以邓小平同他的两次谈话证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起草过程和发表经过，邓小平都不清楚。“他听说有胡福明投稿的事，但他以为投稿者是上海的工作人员”。（《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第1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88年。）
（4）邓小平手迹。见《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纪实》第4卷第1779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
5http://www.cnlad.net/club/clubc/165257157.shtml
《邓小平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记载了这两封信，但上面两段话均被隐去，见第157、152页。
（6）《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411页，中国党史出版社，1991年。
（7）当时听到从中南海传出来的说法：汪东兴与华国锋商量邓小平问题，他说：“不让他出来，我们可能会完蛋；让他出来，我们肯定会完蛋。与其这样，还是不让他出来。”听到此番传言的，决不止我一人。但至今我还没有在别人的回忆录中发现，只能是孤证，故不列入正文。以注立此存照，供其他听到传言者印证。
（8）(11)《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 一九八二年）第35页，第40页。
（9）邓力群《十二个春秋》第84页，香港博智出版社，2005年。
（10）引自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第35页，明镜出版社，1997年。
(12)《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57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13) (16)《邓小平年谱》第321页，第34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
(14)《“两个凡是”的禁锢是如何打破的》，《党史博览》杂志 2008年第5期。《邓小平年谱》中的说法大同小异：“我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但有人反对，说是反毛主席的，帽子可大啦。”见第359页。
(15)《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 一九八二年）第242页。
(17)(25)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127页，第53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
《邓小平年谱》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二日记：“下午，同胡耀邦谈话，明确肯定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引起争论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第345页。）
(18)胡德平《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 》上篇，《财经》2008年第9期。
胡耀邦史料网http://hybsl.cn 2008-05-09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
(20)(21)(26)孟凡《胡耀邦和〈理论动态〉》，胡耀邦史料网http://hybsl.cn 2008-05-09
(22)李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第330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
(23)胡耀邦与沈宝祥的谈话。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25页。
(24)胡德平：“《实》文从内容到标题都注入了‘唯一标准’的价值判断。这是党校《理论动态》组的吴江、孙长江等同志对他思想的启发，耀邦同志虚心接受了他们的意见。”（《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上篇，《财经》2008年第9期，胡耀邦史料网http://hybsl.cn 2008-05-09）
(27)孟凡《回顾胡耀邦组织真理标准大讨论》（下），胡耀邦史料网http://ybsl.cn 2007-0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