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杨佳和我

杨佳死了，我很难过，就象忽然收到了一位幼时玩伴的死讯。但是，杨佳与我何干呢？

网上有人说，“我们都是杨佳”。这句话很值得玩味。“911”那天有人说，“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马英九PK谢长廷那天有人说，“今夜，我们都是台湾人”，孙志刚死于广州收容所后有人说，“我们都是孙志刚”。对于十三亿大陆中国人中的99.9999%来说，我们这辈子注定做不了美国人，也做不了台湾人。当然，也没有人心甘情愿要做另一个孙志刚。难道有人真的愿意、真的敢于做下一个杨佳吗？是要象杨佳那样闯入公署，手起刀落、快意恩仇？还是要象杨佳那样落入法网，遗弃孤母、独自赴死？

先从我自己和我的一位老朋友说起。因为我和他都曾有过一段杨佳式的遭遇，也有过一番杨佳式的心情。

1989年那场风波之后，我和我这位朋友先后入狱。失去自由的第一晚，我被审讯至凌晨。临进监房时，一位看守“干部”将我的钱包、眼镜、皮鞋、腰带没收，用剪刀铰掉我身上所有的拉链和纽扣。然后，他狠狠地踢了我一脚，将我踢翻在地，命令我赤着脚、拎着裤子，到院子里去“学规矩”。我哪里受过这等屈辱，立刻大声抗议，要求“人权”。这时候，审讯过我的一位副处长前来“关照”：“别他妈扯人权了，这是中国。我们有我们的规矩。你以为你是王丹、魏京生？有美国总统关心你？告诉你，你就是死在这里也没人知道你怎么死的，白死！”他这段话深深刺痛了我，直到如今还痛。我想他是个好心人，说的全是真话。我能好好地活到今天，应该谢谢他。

后来，我在“里面”被打过棍子（要自己脱了裤子蹶着屁股挨打），打得屁股黑厚如锅底。也被捆过绳子，捆成一只小鸡状，胳膊半个多月使不上劲、爬不上床去。还被编入“严管班”，在烈日与暴雨之下整日苦练“正步走”达一月之久。这三次体罚几乎都无缘无故，第一次是因为说话声音大，第二次是因为某个“干部”的威严（有人告密说我藐视他），第三次是因为对第二次处罚不服气。至于被武警砸枪托子、被法警拳击、被狱医掌掴，那些小型暴力太微不足道，就不值一提了。

但是，从入狱的第二天起，我就再也没提过有关“人权“的抗议。我已经领教了：做一个有人权的中国人，好难，在警察手里找人权，休想。在我的祖国，象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囚犯，又不认识美国总统，“人权”那玩意，真是太可笑了。

我曾亲眼见到一个人犯“被病死”。此人是个“山犯子”（即农村来的穷犯人），先被警察打、再被号霸打，几番痛殴，又几天捱饿，于是生病，病得不轻。狱医过来，啪啪两个耳光，这是“规矩”。“山犯子”不懂，因为怕打，立刻就招认是“装病”。如是者三。然后昏迷，抬出送医，终于不治。我还亲眼见过一个保外就医却没去治病的犯人被捆绑示众，他所犯监规是“欺骗政府、欺骗干部”，但他“狡辩”说不是存心欺骗，是家里没钱治病，于是五花大绑，直捆到口吐白沫，没了气息，人工呼吸。此人当天被再度放出保外就医，是死是活我就不知道了。

我记忆最深的警察，是看守所里一名外表斯文的中年狱警。此人非常了得，每逢他值班，人人胆战心兢，惶惶不可终日。他会先喝上几杯，然后威风凛凛地走进看守所的长廊，向两边监舍的犯人们发出各种奇怪的号令。“妈那个B，一号、九号静坐，其他各号，全体趴下，二十个俯卧撑！”或者：“妈那个B，全体倒竖！”他很少亲手打人，但经常要让犯人们互打，而且必须打出花样来，以资娱乐。比如，他会命令：“你们两个，蝴蝶采花！”被点中的两个人就左右开弓、互打耳光。还有什么“包饺子”、“烧排骨”、“送入八宝山”之类的群殴节目，至少有十多种吧。我记得他还有一个恶劣的爱好。有一阵子我被调到了女号对面的监房，常听到此人向年轻女犯训话。那时候我年轻、经历浅薄，当完学生再当老师，连脏话都还不大会说。我从没听到过世上还有那么下流的语言，直到今天，这位狱警曾经公开说出的下流话，我仍然不堪下笔复述。这么多年了，我一直不能忘记这位警察，因为在我的心里，他就是我国狱警的形象代表。他曾经让我对“人”这种动物差点失去了信心：我真是想不通，一个人怎么能那样子对待另一个人呢？我知道，包括我在内的犯人们之所以必须服从他那些奇怪的命令，是因为害怕“死在里面也没人知道是怎么死的”。我现在还后怕，我真要死掉了，得让我的亲人们受多少罪，他们要到哪里给我“维权”去？难道要去美国、去联合国，邀请他们来“干涉我国内政”不成？

出狱后，我曾经给两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写过私信，其中之一还是最高领导人。我没敢写什么出格的话，只是告诉他们我国的监狱里有些很出格的事情。当然，我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不知道我国领导人是否收到了我的信。却把我的家人又吓得够呛，以为我攻击专政机关又该坐牢了。不提了。

再说说我那位朋友的故事，他比我又要惨痛得多。在入狱之前，他曾多次当面痛骂某位职务不低的政保警官，逞一时口舌之快，却差点儿为此丢了性命。他被捕时竟然由一队端冲锋枪的特警去执行，据说是上级有命令：此人有武器，反抗可击毙。入狱后他被长期枷戴刑具，拖着一串60斤重的脚镣子。他脾气暴躁，大呼小叫，天天抗议，又被改成上“床铐”。“床铐”是一副长木板，将人的四肢用手铐或钢筋锁于木板上，屁股下有一小洞供排泄用，吃喝拉撒挠痒痒均得有人伺候。他大怒，干脆就学甘地搞绝食，饿得头昏眼花，直到奄奄一息，脉膊摸不到了，离死已经不远。送到医院打了几天点滴，捡回命来，再回监狱，又被上了“床铐”，于是又绝食。警官和狱医就闯入囚室，拿了一根修汽车用的铁撬棍：“狗日的你今天吃不吃？不吃就用这根铁棍把你的嘴撬开，给你灌滚热的稀饭！”我可怜的朋友，他这才知道了我国警察的厉害。落到了他们手里，是只能规规矩矩，不可乱说乱动的。还能怎么办，他也就服了。他告诉我，他那时确实想死，觉得受如此欺凌，象狗一般活着，不如一死了之。好在大难不死，出狱后，我这位朋友成了一名成功的企业家，挣下了一笔不小的家产。

我自认是个与人为善、待人以宽的人。但我得老实承认，我曾经非常讨厌警察、尤其是狱警。当然，警察里面有好人，狱警里面也难免没有极个别好人。我也碰到过几个通情达理的好警察，在我最孤独无助的时候，曾经给予我莫大的恩惠。但我总觉得好警察不象是警察，倒象是混入警察队伍的异类。最近几年，我又特别讨厌城管。城管与我前世无怨、今世无仇，但我目睹过几次城管“执法”，气愤不过、看不下去。警察好歹是在他那一亩二分地里打人，城管居然跑到大街上公开打人，这TMD也太“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了。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令人厌恶的中国城管”。我想，有些时候，我真的有一点象杨佳。

我那位朋友比我更极端。每当我俩酒酣耳热，忆及当年往事，他都会做出一副怒目圆睁咬牙切齿状：“老子要剥他们的皮、抽他们的筋！”他就是这样的人，图一时嘴巴快活，什么混帐话都敢说。但由此可见，他比我更象杨佳。当获悉杨佳杀警的大新闻，我曾和朋友有过一通电话。他说：“假如是在十多年前，假如我得了癌症，我会拉上一车炸药，把XX公安局炸了。”闻听此语，我真庆幸他十多年前没有得癌症，要不然，那会是个什么场面、什么下场？

我，或者我的老朋友，我们有可能做杨佳吗？我想不会，肯定不会。只是这辈子有个心结解不开，有一些伤痛，无处诉说，有一些正义，没法申张。所以我从心底里怜惜杨佳。我能想象得到，他曾经感受到了何等的屈辱、何等的无助，大概和我当年一样。若非受过奇耻大辱，他不会杀得那么无情、那么狠心。

但我必须说，杨佳的反应也太暴烈、太出格、太过头、太极端了。如果杨佳是我的朋友，我一定会劝他说：被那些王八蛋打过的又不止你一个，老弟，该干啥干啥，忍了吧。

二、“我们”与“他们”

杨佳可能是2008年里最受国人关注的中国人。我敢说，一打政治局委员与一打奥运会冠军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他更有名。人们了解他的行迹、追踪他的故事、传播他的“名言”、关心他的生死。比关心“党和国家领导人”多得多，就象关心自己的亲戚和朋友一样。因为他太普通了，他普通得只能属于“我们”自己人。设身处地，我们每一个无官无职的中国人，都有可能忽然面临那样一种处境：某一天，某一地，碰到一群穿制服的，不容分说，将你痛打一顿。你能怎么办？要到哪里去、去找谁，能痛痛快快“给个说法”？你有那功夫、有那能耐吗？

杨佳事件撕破了一道纱帘，让我们看到了自己在警察面前的无权、无助。那本来是天天上演的老剧目，因为杨佳事件被定格了。他使官民对垒的态势明朗化，将社会分裂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他把中国社会划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群人：“我们”——平民百姓，“他们”——官僚机构及其打手。因此，杨佳成了一个符号、一个象征，我们不是杨佳，但杨佳代表“我们”。重要的已经不是事件，而是事件背后的族群认同、社会分裂。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看待这一事件时所遵循的“意义系统”。“我们”认可了这样一个对抗模式：“他们”VS“我们”，“我们”甚至认可了这样一种正义模式：“他们”欺负“我们”，“我们”就报复“他们”，哪怕使用最极端的暴力。

因为杨佳代表“我们”，所以，人们甚至不愿意承认他是个罪大恶极的杀人犯。人们不仅想要为他脱罪，甚至把他视为英雄、大侠。而在另一方，有六名被杨佳杀死的警察，只因为这六人属于“他们”，所以，他们以及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几乎得不到任何来自“我们”阵营——平民百姓——的同情。在网上，同情杨佳的文字比同情被杀警察的文字要多出一万倍也不止。难道他们通通该死，或者死不足惜？难道他们当中就没有一个是好人？显然，在围绕这一事件的社会氛围中，族群已经超越了个体，“他们”那个族群的劣迹连累了“他们”的六名成员，而“我们”也陷入了族群的偏执而不可自拔，忘记了“我们”的“英雄”其实不过是一个杀人犯，更忘记了“他们”中那六个被“英雄”剥夺了生命的个体，其实从来没有欺凌过我们这位“英雄”，若去掉了他们的警察身份，也和杨佳一样，是六个普通人。如果杨佳杀死的是六个与他素不相识的路人，比如六个工人或六个学生，还有人会称他是英雄、大侠吗？还有人会为他能否免死而揪心如焚吗？

让我们再多看几个故事吧，我们将会看到一个更加清晰的荒诞社会的轮廓。最近这些年，在“我们”与“他们”之间，已经发生了许多意味深长的事件。

有一个女孩，在网上号召三八节那天给环卫工人送水喝，响应者甚众。那天，她们跑到大街上，遇到了警察，递上一瓶水，又遇到了城管，也递上一瓶水。结果，把照片上了网，却招来铺天盖地的辱骂。最后，竟连这女孩子的男朋友也要和她断绝关系。很显然，她的“错误”不是送水，是不该去公开向“我们”的仇人——“他们”——示好。如今这年月，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与警察和城管套近乎，还敢放到网上去，这不是明摆着承认自己是汪精卫吗？

某地，有两人在路上打架，某地，有小汽车撞伤了路人，某地，有中年男子猥亵幼女。在任何一个国家，即使已经建成了“和谐社会”，这类的事情总归不会绝迹，也实在不足为奇。忽然，当打架者之一声称自己是某某局里的公务员，当开车的女子声称自己有个舅舅当公安局长，当猥亵幼女的男人声称自己是“北京派来的高干”。这事情立刻就变味了。事件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其“意义系统”则越来越鲜明透彻。声称自己有官在身或与某官员沾亲带故，这是什么含义呢？无非是要证明自己一向就有欺负平民百姓的特权，而平民百姓却不应该在官员面前自己保护自己的人权。如果是在监狱、派出所、收容所、信访站里，中国的事情确实一向如此，只是万不该把这层歹毒的意思在大庭广众之下直接表达出来。于是，“我们”平民愤怒了，“他们”官员理亏了。一场某人与某人之间的遭遇战，就这样变成了“我们”与“他们”的阵地战。这场战斗在大街上，或者在网络上，随处可见。

曾记否，在湖北襄樊、四川大竹、浙江瑞安、贵州翁安，遥远的四地竟然发生了同一个版本的群众暴力，人物、剧情，甚至台词、道具都是一模一样的。有一名年轻的女子忽然死去，她是个打工妹、或女教师、或女学生，平民百姓之女，也就是说，她属于“我们”的阵营。公安介入调查，匆匆结案，家属要求复查，遭到拒绝。“他们”以反派形象出场了。此时，坊间、或网上传出了可怕的消息：这女子死得不明不白，实乃天下奇冤，她是被某局长、某书记或某太子奸杀（或虐奸而杀）的。于是，民愤汹涌，万人汇聚，烧楼砸车，武警弹压。有个县级政府甚至一度被群众攻陷了。每当出了这样的事情，我国的有关当局总会说，有谣言，要抓谣言。是的，鬼都知道，当然有谣言。一本到处套用的剧本，岂能无谣言？但问题的症结在于：谣言之所以有人相信、有人传播，就因为那些谣言是针对“他们”的，而“他们”数十年来的劣迹所塑造的恶劣形象，与那些谣言正相吻合。不是吗？假如有人造了另一个谣言，说某书记（或某某长、某太子）经常出门做好事，见了病人就送医、见了乞丐就送钱、见了老人就让座、被人打了还不还手，这谣言可有人信、有人传吗？连说谎成性的中宣部怕都不敢传吧？

在一个黑暗的社会里，才会有杨佳那样的“讨说法”者。在一个分裂的社会里，才会有杨佳这样的“英雄”。杨佳已死，“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荒诞故事还在继续。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头呢？

2008-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