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用的墓碑——一个中国人的家庭纪事》封面

 

《共用的墓碑——一个中国人的家庭纪事》（明镜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是我的一本回忆录。

一般只有大人物才写回忆录，或记载他们治国兴邦经天纬地的壮举，或记载他们艰苦创业兼济天下的伟绩。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一生从事的是平凡的中学教师的工作。但是，我经历了一个大时代，一个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荒唐时代。在这个噩梦般的大时代里，抚育我长大的几位长辈统统死于非命。人的经历是一份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一位富豪，拥有一笔财富，一笔巨大无比的财富，我有很多值得大书特书的东西。

当我想把这段伤心往事告诉我的下一代时，他们就像听《天方夜谭》的故事一样，感到匪夷所思，他们无论如何不敢相信历史上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时，我感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有责任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当我动员我的同时代的同命运者拿起笔来的时候，他们都以\”往事不堪回首\”为由，不愿意生生地揭开自己心灵的创口，宁可让这段历史淡出于我们的记忆。

但这是怎样的一段历史啊？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到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二十年的时间里，在完全没有外族入侵的情况下，半亿左右的中国人或成为冤魂，或成为饿殍，或死于刀枪棍棒，或被逼自尽……。这是一场空前的大劫难。尤令人感到可悲的是，在大饥荒中死去的几千万人中，绝大部分是农民。他们默默地屈辱地死去了，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留下，他们没有代言人，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极少有人知道这庞大的\”非正常死亡\”数字，更少有人知道其中的惨绝人寰的事实。作为一个幸存于大饥荒的农民儿子，我感到有责任为他们代言，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及所见、所闻记录下来。

中国人不是喜欢自卑自虐的民族。历史上，很多国家和政府犯了很多的罪，如德国法西斯的大屠杀，美国的种族歧视等，但这些民主国家都在为过去犯下的罪行承认历史，反思，道歉并祈求原谅。当我们要求日本对自己的历史进行审查的同时，也应该对一九四九年后的所有中国历史进行审查，因为我们掩盖了太多的历史真相，总把光辉的一面呈现给大众，而对丑陋却真实的一面遮遮掩掩。

没有勇气面对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诚如一位学者在题为《禁言文革浩劫是另一场浩劫》的文章中所说：\”对于重大公共灾难的参与者而言，当绝大多数个人不愿面对历史真相之时，沉默或说谎的代价将被转嫁给整个社会，这种负面代价的持续积累就是在积累社会危机，并把这种危机一代一代地转嫁下去：一代代继续说谎，直到谎言彻底腐蚀了一切，中国人再不知道何为个人诚实和何为历史真相，从而一次次或滥用或错过或放弃历史的机遇。……历史真相无法还原，教训无从总结；现实改革无法走上健康之路，沉重的历史欠债让中国的未来不堪重负。\”《饿鬼》的作者贾斯柏。贝克（Jasper Becker）说：\”在中国要为大饥荒的受难者树立一座纪念碑\”，巴金曾提议为文化大革命建一座博物馆。我们何尝不应该为每一次政治运动如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反右倾等等，……都建一座博物馆并为其中的受难者树立一座纪念碑？

二〇〇三年的七月，我退了休。农历十月一日，我在祖父、父母和叔父母的墓前立了一块碑，我在碑文中写道：\”家悲国哀，凝成此碑，以祭先祖并昭示后人。\”我的家史不过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而已，我相继逝去的七位亲人不过是沧海中之一粟，我的家庭也不过是千千万万个农民家庭的代表。层层的痛苦在我的内心与日俱增地叠压着，积淀着，吞噬着我的心，历史的沉重感使我感到痛苦，有时甚至使我感到窒息。二〇〇六年八月，我提起笔开始写这本回忆录。我明知道这是一种身心俱损的劳动，但我总有一种使命感：我要抢救这一段历史，我要让我们的后代，未来的国家领导人，还有世界上所有的人知道：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在西方国家生活普遍开始进入现代化的时候，在中国却在发生着这样触目惊心的事情。

满纸荒唐事，一把辛酸泪。这一段历史是我蘸着血和泪写出来的。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经常是带着满脸的泪水，有时苦痛使我无法继续，不得不俯在计算机前失声痛哭……伤心的往事在我头脑中叠现，我一夜又一夜地失眠。但我终于给这本书画上了句号，为我死于非命的亲人及数以千万计的同胞又立了一座墓碑，我终于可以告慰于我的死于非命的亲人及数以千万计的同胞了，终于可以告慰于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