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之音」中文網三月一日刊登了一篇題為《專訪蘇曉康：風雨三十載話〈河殤〉》的訪談，引起了海內外廣大華人觀眾和聽眾的熱烈回應。時光荏苒，一晃眼《河殤》播出已近三十年了，但它的魅力和影響力猶如發生在昨天。
我與《河殤》的淵源
就在《河殤》熱燒遍海內外大中華圈的一九八八年，我以一篇題為《〈河殤〉觀後感》的徵文參加了香港《星島日報》舉辦的當年度《開卷有益》青年讀書徵文比賽，並獲得了第二名。我是在中國大陸出生、成長並接受教育的，寫出的文章不論是題材還是遣詞用句，都與當時港、台流行的題材和用語「格格不入」；該屆徵文比賽的評判都是港、台文化教育界著名人士，而當時港、台文教界一些人士特別是在台灣接受教育的人士，對從大陸來的人和大陸文化，在潛意識中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文化優越感，如香港語文老師會把大陸採用的簡體字視為「錯別字」看待。我能獲得該屆比賽的第二名，《河殤》當年在港、台的衝擊力和影響力應該是重要因素之一。
《河殤》的歷史意義和多舛命運
歷史意義和貢獻
借著撰寫此文的機會，我又重新在YouTube上觀看了一遍長達三個小時的六集電視系列片《河殤》。《河殤》以史詩般優美的語言、恢宏的氣勢和強烈的憂國憂民意識，更以一種與中共長期灌輸給中國人的思想／觀點截然不同的思考方式，從對中華傳統的「黃土文明」進行反思和批判入手，逐步引入了對西方「藍色海洋文明」的介紹；對包括「長城」和「龍」在內的許多長期被中國人引以為傲的傳統事物進行了辨析和批判，同時表達了對西方文明的嚮往。對當時的中國人而言，《河殤》無疑是一部重新檢視和看待中外歷史文化和世界發展的醍醐灌頂之作，故該片播出後，引起了中國社會相當大的震撼和反響。央視不僅兩次重播了《河殤》，各省市電視台也全部轉播並重播了《河殤》，它還迅速風靡了在文化上與中國大陸的共產黨文化格格不入的海外大中華圈。
正如「美國之音」中文網所言：「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上，電視片《河殤》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這部六集政論系列片……以其振聾發聵的氣勢打動人心，風靡全國，激勵中國人反思因循守舊、固步自封的傳統，大膽尋求融入當代世界先進的『藍色文明』，對當年促進解放思想，推動改革開放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多舛的命運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後，「離經叛道」的《河殤》在中國大陸被禁播。大陸主流媒體在批判趙紫陽的同時，也對《河殤》進行了猛烈抨擊，認為該片是宣傳「資產階級自由化」、「虛無主義」思想的典型和「反革命暴亂的藍圖」。《河殤》的兩位總撰稿人蘇曉康和王魯湘被官方稱為「動亂的幕後推手」並被中共高層點名通緝，《河殤》的五位撰稿人中有四位被迫流亡海外，王魯湘被判處有期徒刑九個月。《河殤》的製作人員也通通受到迫害，如該片導演夏駿即被央視開除公職。
《河殤》雖不足，但仍啟迪中國人走向未來
《河殤》的不足
在三十年後的今天看來，《河殤》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批評是不夠的，這與當時的時空環境和撰稿人、編導者學識局限和認識局限有關。蘇曉康二○一四年就曾表示：以現在的眼光看，《河殤》的思考水平有限，並且很膚淺。二○一五年，另一位總撰稿人王魯湘指出：《河殤》並非對中華文明抱有敵意、或是要全盤否定中華文化，而是針對八○年代各種舊觀念對國家發展的束縛，希望中國像開放的海洋一樣，建成一個開放、現代化的國家。王魯湘同時也承認，《河殤》以及當時的自己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瞭解都不夠深入。
《河殤》對當今中國知識精英的啟迪
正如蘇曉康在「美國之音」訪談最後所說的那樣，《河殤》的現實意義在於：「中國現在正走在歪路上，應該重新提倡《河殤》式的思考方式，（中國人）要有對中華民族的使命感；我們要不斷追問：中國向何處去？不僅從政治、經濟的層面，也要從文化、精神和價值的層面。」知識精英的不斷思考和勇敢探索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和進步的源泉。三十年後的今天重看《河殤》，最大的感慨是早在八十年代中期時，中國知識精英已經具有那麼廣闊的、全球化的視野，已經具有那麼勇敢的自我檢視、自我批判精神。對比當下，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已經過去三分之二了，但當今中國的大多數知識分子，不是不敢對中國的現實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見，就是鑽進「錢眼裡」無法自拔。當前中國知識精英的思想境界與《河殤》時代中國知識精英的思想境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中國不僅需要《族殤》，更需要《黨殤》
有網民痛心疾首地指出：由於整個 中國的社會風氣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瀰漫著一片烏煙瘴氣、唯利是圖、道德淪喪，故中華民族在經歷了幾千年的進化後，現在急需進行一次「族殤」。
但筆者並不認為中國迫切需要「族殤」，因為中國目前面臨的幾乎所有困境、矛盾和問題都可以最終歸結到執政黨身上，故中國更需要的是「黨殤」，即中共進行根本性的反思和進行黨內政治體制改革。再深刻的「河殤」、「族殤」也不如一次「黨殤」，因為「按照一種內陸文化（即「黨文化」）的統治模式來進行現代化的建設。雖然也能容納現代科技的某些新成果，甚至衛星可以上天，但卻不能根本性地賦予整個民族以一種強大的文明活力。」（《河殤》結束語）。尤其是在習時代，鄧江胡三代以犧牲環境、過度消耗和浪費資源為沉重代價快速發展經濟的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中國面臨著進一步發展的困境，民眾要求民主自由的強烈呼聲更踩到了中共的「紅線」。各種矛盾交織積累下，中國和中共都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習近平的治國之策不是開啟一次「黨殤」，而是實行「廢黜百家，獨尊『習』術」。一個十四億人口的泱泱大國，人人不得「妄議中央」，萬馬齊喑下全國只能有一種思想即習近平思想，中國有走回毛時代的危險跡象，歷史將證明這股時代逆流不會成功。當中共黨內的有識之士終於提出進行一次「黨殤」時，很可能如同清末辛亥革命前夜清廷終於下決心實行真正的「君主立憲」一樣，亡羊補牢，為時已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