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许多人一样，余虹的辞世也让我震惊和悲伤。在许多人看来，余虹不应该自杀；而人大博导，中年才俊，转战南北名校，事业如日中天等等，又构成了他不应该自杀的世俗理由。然而，他却在世纪城的10层高楼上完成了纵身一跃。余虹用他那残酷的“行为艺术”为我们制造出种种谜团，余虹之死也成为一起重要的文化事件。
是的，的确是文化事件。我注意到，余虹辞世后，他留下的博客的点击率迅速飙升，他的《一个人的百年》被广为传阅，他的“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几成名言。与此同时，余虹之死也在短短的时间里被诗学化、美学化和哲学化，他让许多人想起了胡河清、海子甚至王国维，他也让许多人意识到他所研究的哲学和诗学与死亡之间的内在关联。于是，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惊与悲伤之后，余虹之死又被各种诗意的话语所建构。这些话语成为破译余虹其人其作的必要注释，它们与余虹之美学观、文学观和生死观一道，或许会成为余虹留给我们的重要遗产。
我敬重所有把余虹之死诗意化的诠释者，因为作出这种想象，既可以让死者免遭痛苦，也可以让生者淡化悲伤。但是如此谈论，也很容易遮蔽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余虹生前已是一个抑郁症患者。在朋友们的转述中和新闻媒体谨慎的报道里，我们已被告知，余虹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已有三四个月之久。他身体消瘦，羞于见人，他自闭于他的世界中，他也开始精心策划着他的天堂之旅。然而，所有这些略显反常的举动却被他的朋友和同事忽略了。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抑郁症患者，他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
如果把余虹看做是一个抑郁症患者，余虹之死很可能就成了一个医学问题。而医学问题虽然不如哲学问题和美学问题深奥玄远、富有诗意，却更容易接近事实真相。同是抑郁症患者的崔永元也曾有过严重的自杀倾向，但是他除了积极接受治疗，还把自己的病症公之于众了。我认为，这种公开也是一种治疗的方式。他说：“抑郁症离我很近，近得像亲兄弟，医书上描绘的大部分病症我都具备了，还有即兴发挥的部分。差不多有四五年的时间，我抑郁并活着。虽然国家GDP每年都增加，可我就是高兴不起来，满脑子都是极限运动。抑郁症病人有多苦，不说也罢。”当一个人敢于公开谈论并调侃自己的抑郁时，这是一种释放，也意味着他离自杀之路已越来越远。但余虹没有向任何人公开自己的病情——他让一些人知道了自己的生理之疾（胃炎），却对所有人隐瞒了自己的心理之病。
自然，把余虹看做是抑郁者，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溯抑郁背后的原因。抑郁的原因之一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当崔永元意识到他在《实话实说》中无法说实话、说真话时，他抑郁了。余虹已被他的好友陶东风先生解释成“唯美主义者”，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唯美”只是理想界的幻觉，却无法落实成现实界的行动？而当余虹终于在知天命之年意识到这个永远无法克服的矛盾时，他也抑郁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抑郁症就不光是个医学问题，它的背后还凸显着某种沉重的社会问题。
写过《自杀论》的法国社会家迪尔凯姆（É；mileDurkheim）曾经指出：“应当经常在‘疼痛’的地方，也就是在某些集体的规范与个人的利益发生冲突的地方去认识社会，而社会正是存在在这里，而不是在任何其他地方。”同理，我们也应该在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的地方去认识社会，因为正是这个地方也让我们时常疼痛。当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可能已经麻木，我们也许已与这个世界握手言和。这时候，余虹向我们走来，他让我们悲痛，也在很大程度上唤醒了我们沉睡之中的疼痛感。
也许，这就是余虹之死的意义。我知道，在今天这个迷乱的时代里，自杀只意味着生命的终结，已无任何意义可言。但我依然想寻找出一些，以祭奠余虹先生的在天之灵。
（作者系北师大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