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刘晓波先生被北京警方拘捕，再加上全国范围内对《08宪章》签署者的大规模施压，使得《08宪章》已经从一份单纯的呼吁政改的公民建议书，演变成了一场在官方高压之下依然坚持政治表达的公民运动。
这一演变之所以成立，是基于以下三项事实：
第一， 签署宪章的持续性。自《08宪章》公布以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签名人数与日俱增，到目前已接近了7000人。尽管与中国人口的绝对数比较，这不过是个很微小的数字，但我们必须基于《08宪章》无法公示与众、又在传播时遭遇种种阻挠的前提来看这个问题，这样就会发现能有7000人响应已是一个可观的数字。而且，现在仍继续有人在努力地突破封锁，把自己的真名发送给签署活动的组织者，因此可以预见签名的人还会越来越多；
第二， 签署宪章的广泛性。从最初的303名联署者到现在的7000人，人员构成之多样性是以往任何一次联署公开信不能相比的。在这份呼吁当局加快实施政治体制改革、引领中国走上民主宪政之路的文本上签下自己名字的，无体制内外之分，更无社会阶层之分，这就充分表明《08宪章》所倡导的理念和所设计的发展路径，已经不再仅仅是知识分子书斋里的理想，而正在成为全社会的普遍共识，对制度变革的憧憬也已不再是某一特定圈子里的人的向往，而覆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
第三， 签署宪章的坚韧性。《08宪章》在发布之前，就有两位签署人遭到传讯、抄家，特别是由于刘晓波先生被关押至今，更使之有了一个悲壮的起始。此后，各地警方又用各种方式对大部分宪章签署人进行恐吓与威胁，使得参与宪章签署这一举动带上了很大的风险性。很显然，当局拘捕刘晓波的用意不是要阻止宪章的发布，而是借此发出一个信号，表明宪章的内容触犯了当局所能容忍的底线，签署宪章的行为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进而试图吓退更多人的参与。但是事实却证明，当局此举的效果恰恰适得其反，刘晓波先生失去自由这一事实本身，就更加反映出要在中国杜绝以言治罪、切实保障公民行使政治权利有何等之艰难、又是何等之迫切。因此，面对官方的打压和警告，积极签署宪章的人不减反增，而且还有不少人愿意公开站出来与刘晓波先生共担“罪责”，这样做所需要付出的就不仅仅是良知，还更多的体现出了一种勇气，体现出了民间致力于推动社会民主化的追求始终都会坚毅前行。
作为一份旨在梳理中国百年历史、又清晰阐明未来政改路径的文本，由于不可能事先进行公开的讨论和征集意见，《08宪章》所做出的结论和所提的建议，自然难以做到尽善尽美，甚至在联署签名的人当中，也不乏有人对其观点持保留意见。但是，尽管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却并不妨碍更多的人愿意顶着压力签上自己的名字，大家之所以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说是完全赞成宪章中的主张，不如说是对宪章所表达的立场的高度认同，即公民有权行使政治权利，有权对国家的体制设计和未来走向做出选择。同时，《08宪章》也未必会成为一份付诸实施的共同纲领，在现阶段它只能是不同的政改思路达成共识的基础和民间向当局表达异议的共有姿态。《08宪章》所主张的和平、理性精神，决定了它的实现必然有赖于两方面的努力，即一方面当局要确有政改的诚意，另一方面民间也要坚持走和平转型的道路而不轻言暴力。
中国现行体制对民众的伤害和对国家前途的制约，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对公民权利的漠视与侵害，也众所周知地通过制度性安排进入了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任何一次想对这一制度施以变革的努力，都被历史的证明只会招来无情的弹压，甚至会以惨烈的牺牲收场。民间的呼吁虽然一次复一次地被当局所严拒和禁绝，却又顽强地屡禁不止，形成了一个不断抗争和不断施压的怪圈。围绕着这个怪圈，演绎出了一幕幕的悲剧，在民间人士为追求更多的自由而失去仅有的一点自由的同时，当局也不断地为此付出道义与形象的代价，并使自身执政的合法性不断流失。今天，《08宪章》发布后的遭遇无疑又具有了悲剧的预兆，并且随着刘晓波先生被关押的时间越长和因参与签名而遭当局威胁的人越多而日趋明显。通常来说，悲剧的最终指向都是绝望，而往往在理性绝望之处总是一切非理性都可能滋生之地，一旦今后中国社会的演变是受各种非理性因素影响的话，则意味着更大的悲剧还在将来。
2009年1月2日写于上海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居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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