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中国多灾多难，北京奥运会并未如期带给中国自由空间的扩展，相反全球经济衰退无疑将会深刻影响并改变中国。《零八宪章》给沉闷僵局的中国送来一股清新之风，将民间要求政治改革的迫切性加速。尽管是迟来的宣言，但相对于中共威权政府的存在，则不言迟。中国民主转型与其说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不如说是中共转型来得确切。转型同样对于那些异议组织和民间维权运动具有意义。
知识群体历史使命完结
如果将清末民初的民主政制雏形作为原点，以及后来的北洋政权和国共政权更替作为观察点，那么，《零八宪章》是对中国稀缺的民主制度迟到的补课，或者说是对国共政制变化的价值修正。只要正视历史，100年来中国的民主宪政一直在倒退。中国民主转型不会孤立于近20年苏东及亚洲民主化潮流，是其延续和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民主梦想迟来的惊醒。
《零八宪章》几乎集结起全部的异议组织和人士，不能不承认，受到既得利益知识群体冷遇甚或反击却是无疑的。固然宪章在大陆民间不得普遍传播，受到官方屏蔽是重要原因。但是，同时一方面显示宪章对当下中国的\”水土不服\”，另一方面可见既得利益者对民主价值的拒斥。
《零八宪章》尽管是效仿捷克《七七宪章》，但是对于中国的意义仍然是新鲜的、当下的。就其文本和内容都不卓越，并没有超越民国初年的民主理念和政治实践高度；近二、三十年来，海内外许多学者、作家和民运人士都在践行并表达着这些理念和诉求；单是翻开近10年的《南方周末》，宪章涉及的理念和诉求，都有学者做过系统阐述。
《零八宪章》即使签名人数达到10万、100万，相对于13亿大陆人口，又能证明什么？如此说来，谁签名、签名人数，并不重要。当局对于民间频发的群体抗议潮，事先都无法形成官民良性互动，因此，互联网签名的效果不值得寄予过高期望。网络签名充满随意性，几乎与预期的公民动员没有关系。笔者不妨提供与三位《零八宪章》签署人网聊时他们的真实态度：一位作家说，《零八宪章》是书生意气；一位宪政学者说，我就想露露脸，但也不想冒险；另一位作家说，没细看扫了一眼就签了。笔者愿意签名，在于《零八宪章》绝大部分主张符合个人的政治诉求。知识群体作为整体表明姿态即可，然后需要职业政治活动家付诸卓越智慧和艰辛操作实施。在《零八宪章》起草、发布和宣传不具备公开性的前提下，勇气和压力构成的姿态成全了《零八宪章》。当中共合法性危机越来越凸显的时刻，任何公开反对和抗争的行为，便被赋予新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异议群体民主价值理念和言行表达方式上的前卫直白，与大陆民间的接受度之间存在距离和异趣。也就是说，后者目前还不能接受这种不计个人得失的付出。他们能够接受或者说欣赏的是，借外说内、借古讽今、乃至打擦边球\”恶搞\”政治人物和意识形态等含蓄委婉暗示式的表达方式。\”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毛泽东。\”60年来残酷政治的历史，中老一代都有亲身经历，年轻一代从长辈和互联网上都有一定了解。因此，政治风险是他们首先考虑的，这是这个民族深重的内伤和文化基因。
《零八宪章》符合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方向，毋庸置疑。因此，从宪章宣布的那一刻起，异议群体所代表的全体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从此进入崭新政治家登台亮相的时期–他们来自中共改革派、异议群体和民间维权群体。知识群体应该回归各自的专业领域践行宪章，而不应仅停留在宣介宪章的肤浅层面。社会启蒙和批判仍将需要，最可见的例子是，1980年代出生的韩寒、陈巧文和王千源，他们独立人格和思想的形成，并未受到近20年民主启蒙的影响，但他们做得并不差。只是遗憾象他们的年轻一代非常稀有，更多的年轻人需要接受价值观反正和启蒙。
不同的利益群体，对于《零八宪章》有不同的解读–\”中国政治方韬大略\”、\”书生意气宣泄\”、\”理想主义宣言\”、\”圈子化命名历史\”不一而足。《08宪章》的价值还在于它是一把双刃剑，既适用于诉求对象，也适用于诉求者自己。如若起草者没有社会担当和牺牲勇气，宪章即沦为某些人政治投机的工具，而更多的普通民众则被忽悠和利用，期望宪章不要被中国式权谋利用和异化。
《零八宪章》如要操作实施，还需配套一系列法规，《七七宪章》及其辅助文献，在政治实践层面已经提供成熟经验，不再赘述。
汲取传统资源和外来经验
清末预备立宪仓促间未及颁布实施，便在急风暴雨的辛亥革命暴力下倾亡。革命执政党思想资源的贫乏和民间启蒙的极度缺失，导致建立民国之后以新文化运动来补课（1915年–1927年）。这次补课或曰启蒙并不成功，如前所述，国共独裁政权在大陆的相继建立和更替足以证明。民国政府已经建立国会咨议局内阁等权力制衡框架，并且党禁和报禁在事实上已经开放。民国政府在制度安排上，已经构架出一个民主政体的雏形。
但是，孙中山为什么还是将总统权力拱手转给清朝旧臣袁世凯？在于革命党的组织资源、人才储备和行政经验，不足以与尾大不掉的北洋势力抗衡，才导致政权旁落。在初步民主国家或民主制度转型国家，当政治改革触及社会结构深处，必然是各种政治力量综合实力的剧烈较量，不乏战争和社会震荡，胜出的往往是综合实力雄厚的组织和后起之秀，相反，政治主张和社会正义倒显得无关重要。这几乎是后发民主国家的通例，中国将不能例外，这是中国人在制度转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或者说社会成本。
民国、东欧、俄罗斯和台湾经验都已给出答案，即当一个强大的专制政权崩溃之后，旧政权人物改头换面之后，依然具有执政的机会，这几乎成为一条历史规律。不管情愿与否，这个规律都是客观存在的。在制度转型初期，领导者不一定代表最高民意，但绝对是最有实力的。虽然今天俄罗斯和台湾的执政党，面目全非，但在本质上殊途同归。即叶利钦作为苏共的\”叛徒\”解散苏共之后，以改革者面目示人，成为俄罗斯第一位民选总统，以至到今天实际掌控俄罗斯政治的普京，他们曾都是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同样，台湾民主转型初期，尽管国民党曾经独裁黑暗，但是，国民党人李登辉成为第一任民选总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制度转型初期，其它新生党派处于弱势地位，实力和经验均不足，不足以在政治上形成制衡格局。
台湾20年民主转型的成功，这在亚洲乃至后发民主国家都堪称奇迹。\”台湾模式\”将是两岸分治60年后，呈献给两岸三地和世界政治文明最好的礼物。在路径选择、政治解严、权力退出、制度搭建、社会和解、民众宽容等方面，都体现出完整性、细节性和人性化。社会成本最小，制度获益最大，制度优越性又反馈给社会和民众。陈水扁作为民选总统，在任上惊人贪腐受到制裁，与蒋家威权时代的贪腐不可同日而语，在于制度环境不同。对于有志于未来中国政治的领袖者，如果忽视或轻看台湾民主模式，注定将是失败的。
中国社会转型，已经不是要不要转型的问题，而是如何尽快转型的问题。转型，对于当下中共或民运组织都是不可回避的，这是中国现实社会淤积的制度、政治、经济、文化等弊端对他们提出的新诉求。如果一味沉浸在制度惯性和对抗情结，反会错失历史机遇。
中国民主转型需要一个政治宽松的\”窗口期\”，这既取决于中共的主动，更取决于民间和国际力量的联合施压。现在的僵局是中共主动政改的动力不足，只有压力才能转换为动力。\”窗口期\”的存在，才能保证异议党派和领袖才有公开合法的成长空间，在未来才能聚集足够的制衡力量，以至民选执政的机会。也不排除共同执政的可能。
转型民主与美式民主的路径选择完全迥异，将美式民主生搬硬套在中国头上，注定要将中国民主转型的过程拉长许多年。
中共改革派与异议组织站在同一起跑线
如前分析，中共在未来中国民主舞台上，同样有胜算的机遇。如果在这波全球经济危机中有较于其它经济体优异的表现，会获得大多数西方政府和本国民众的支持。没人能预测这次经济危机周期将持续多少年，但是，这波经济危机对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已经显露。企业倒闭潮、失业率加大增速，以及拆迁征地、上访、腐败等暴露的制度弊端，必将引发民间维权运动进入高发期。
在种种民间力量和国际势力施压推动下，如果中共党内开明改革派能够完成理念转型，公开拥护民主自由价值，摒弃一党专制，开放党禁报禁，凭借他们掌握的政经军事等资源，即使依旧打着中共的旗号，依然能够吸引大多数中国民众的选票。这将是中国民主制度和平转型的起点，也是各利益群体和台港澳都能接受的开端。这将可使中国出现类似于台湾蒋经国–李登辉时代，和前苏联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代。如若依照联邦制和平转型路径，少数民族的权益能够得到制度保障，分裂独立的风险将大大降低。
大陆知识界有种说法\”我们不反共，而是反一党独裁。\”即使未来中国民主化，中共作为政党依然存在并可参与竞选。西方许多国家都合法存在在野党共产党，只不过势单力薄，不足以挑战主流政党。中共则不同，根基庞大。
五四运动以来，政治激进往往最先以文化激进的面目出现，文化激进必然走向政治激进，思想文化理想通过政治理想得以实现。现实政治强力压迫，导致异议知识群体以更激进的姿态出现，这是社会担当勇气的体现。
\”六四事件\”成为知识群体的分界线，这种分化与其说是体制性的，不如说是利益性的。那些企图或已经获得名望的知识群体，现体制能给予他们优厚的生存环境和上升通道，公开反共，对他们而言，风险太大，未来利益也不能保障，他们往往保持沉默或堕落为社会变革的挡路石。另外，年轻时的激进常常演变为年老时的保守和投机，历史上如此的人物太多。
现在中国民众普遍担忧，一旦中共一夜之间崩溃，且不说可能出现社会全面动乱、地方割据的局面，谁有能力领导新中国？这才是他们最关心的，他们会进行比较和选择。民间以权益诉求为核心的维权运动与异议运动的高涨或衰减，取决于中共政改的速度–政改快，则可能消释维权和异议运动的冲动；政改慢，则内外危机四伏，中国崩溃将成为事实。因此，在中国广阔的转型舞台上，中共改革派与异议组织机会均等，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异议组织掌握的资源，无论从哪个层面，都不可与中共改革派抗衡。对于已经尝到富裕生活甜头的中国人，他们对空洞的政治纲领并不感兴趣，他们更看重眼前的自我的利益。当然，中共30年经济改革，遗留下巨大的道德崩溃、法制废弛、价值观紊乱、贫富不均等社会黑洞，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另外的负资产，新型政治家必须承担。
西单民主墙和六四民运诞生的异议组织和领袖，不管他们今天以何种面目出现，在中国民主转型过程中并不天然拥有主导权，唯一倚重的是道义优势。假如未来一天有公开合法化的政治舞台，他们都须重新接受民意新的检验。在20年或几年的运作中，民运组织或准异议组织林立，都想以党派命名历史，都想把自己的名字写进历史。这不奇怪，中国文化和政治有这个传统。但是，呈现给外界的却是贪污功利、党同伐异、争抢资源、只说不做、以圈子化标榜自己的唯一纯洁性，同样乌烟瘴气。他们不断透支道义资源，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显得比中共高明多少。这些近乎让人绝望的现实，让每一个身处其中者岂能回避。
最致命的是，异议组织与中国民间社会被当局完全隔绝，因此没有群众基础，不得不承认中共做得相当成功；其次，异议知识群体同样具有的清流和书生意气，他们也不屑做出行动上的努力；其三，不管是因为监禁流放，还是传播通道受到屏蔽，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中国老百姓不知道他们是谁，或者说已经遗忘了他们；其四，他们曾经的知名度都是通过中共的通缉令、监禁追认的，相反他们的政治主张和行为并不为大众所知晓；其五，固然中共60年政治高压没有留给异见领袖的成长空间，但是，中国迫切的制度转型需求，或说在当下经济危机催赶政治改革的当口，民间社会又很需要这种人物出现。
民运组织亟需从\”明星政治\”转型为符合现代民主制度的组织，从组织的人员发展、选举、监督、任期、公开透明起步，彻底抛弃\”名人\”思维和怪圈，未来才有可能与中共公开竞争，否则会被历史无情地淘汰出局或被新势力取代。中共和民运共同、唯一的裁判将是民意。
民主墙一代和六四一代，注定是启蒙的一代，是付出个人牺牲的一代，而不是收获政治权力的一代。
许多异议人士，遭受无数次监禁或十数年的流亡，悲壮而决绝。笔者对他们个人充满敬意，但对异议组织运作不能苟同。这未尝不是笔者20年异议经历的痛苦感悟和反省。
威权政府的退出机制
《零八宪章》的最大不足是没有留出并预见专制政权的退出机制。退出机制是以和平为前提的，否则社会成本无法估量。南亚和拉美一些国家的民主转型不断反复，代价太大、周期太长。西方学者对此早有观察和研究。和平退出机制既是当局选定的，也是反对派预留并施压的结果。否则，将会把中共置于未来遭受政治清算的巨大恐惧之中。宪章公布之后当局抓捕传唤的过激行为，即可看出是恐惧的本能反应。当然，这是一贯性的，这次并不显得特别。这同时显露出宪章起草者政治策略欠缺和经验贫乏的地方。
中共执政60年，三反五反、三年灾害、反右、文革和六四的历史罪责，和正在发生、将要来临的政治镇压恐怖，都是铁的事实并可预见的。不妨冷静地做一对比，苏共、中国国民党和东德共产党等独裁政权，都曾对人民欠下累累血债，并不次于中共。然而从他们各自民主化之后对历史清理的经验来看，人民往往选择了遗忘、宽容和淡化，而不是大规模地清算和复仇；曾经的独裁者列宁、斯大林和蒋介石的雕像、博物馆和陵墓，今天依样矗立在俄罗斯和台湾的土地上。遗忘、宽容和淡化，与其说是民意，不如说是人性使然。
谁能保证民主后的中国大陆能比这些国家做得更为彻底？谁又能够抵抗历史规律和人性？
如此，对旧政权的全面清算和报复就值得理性面对。局部的清算当然是有必要的，以彰显社会正义和法治精神，也是民主制度下社会秩序的有效保障。
知识分子并不必然能够承担政治领袖的担子。捷克剧作家、《七七宪章》起草人瓦哈维尔能够当选捷克第一任民选总统，只是特例，并不具有普遍性。政治家需要高超智慧、勇气、行政运作经验并掌握组织、经济和人才资源，缺一不可。这里所说的政治分子不仅是学识和专业意义上的，而且还包括社会批判者和持不同政见者。
最后要说的是，\”中国和解智库\”一厢情愿推出政治和解主张，其违背政治常识是显而易见的。任何政治对立不经由公开化的政治博弈体现出来，和解就是缘木求鱼，和解是社会正义和法治公正的动态实现，绝不是政治策略和政治投机。
2008年12月15日初稿
2008年12月31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