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补严重的社会撕裂分化不但是刚过去的特首选战主题，也是大部份市民心目中逼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各方面都在想方设法看如何缓解。有的如候任特首林郑月娥建议加强与各党派沟通，并任命不同政见人士加入政府以收窄分歧；有的认为北京需全面改变对香港的强控制政策才有出路；也有很多人强调要作出制度上的改革特别是引入真普选才能从根本解决不同意见人士的矛盾。
有泛民主派人士包括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公民党党魁杨岳桥昨天以个人身份提出一些算是破格的想法，包括成立调查委员会检讨占中运动的成因过程，建议特首考虑运用基本法的权力赦免占中参与者及违法警员的刑责，让占中争议尽快淡化，让社会重新出发。
等同承认政治制度出问题
根据他们的解释，占中运动爆发是因为政治制度出了重大问题，要解决也该从政治层面入手，深刻检讨制度不公固然必要，特赦参与占中运动市民及学生也是一部份，因为此举可证明特区政府明白市民对制度不公的怨愤，愿意和解。
特赦建议不算石破天惊，其实在运动过后也有人提出，包括占中三子的戴耀廷。不过，今次胡、杨两人重提引发的反应却相当负面，建制派固然批评特赦形同「放生」违法人士，损害法治；即使民主派阵营也对此有保留，认为建议未经深思熟虑，无助修补裂痕。最终两人因未在党内、泛民内部讨论就轻率提出建议而道歉，胡志伟还决定收回言论。
胡、杨二人有心修补社会裂痕的好意不必怀疑，引发强烈批评也许有点始料不及。其实，特赦建议不是甚么洪水猛兽，做法本身有好处也有风险，作为议题社会大可以仔细讨论。
从好处看，新特首愿意特赦占中参与者至少表示政府明白占中是个重大政治问题而不纯然是法律或违法问题，运动实质上是对体制不公及扭曲的质疑，大批市民在别无他法下被迫参与公民抗命。因此，要清理占中的纠结，政府需要考虑非常手段包括特赦。事实上承认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而特赦代表的正是这样的一步。
此外，特赦占中参与者及期间违法执法人员可以令涉及占中的政治争议尽快平息，可以减少社会为此而付出的重大政治代价。占中运动酝酿到爆发三年来不管社会整体或不同个人都付出了重大代价，有的身陷狱中，有的长期受诉讼纠缠。未来每一宗涉及占中的案件进入司法程序都会再翻开社会伤痕，引发新一波的争议以至肢体冲突，进一步毒化社会气氛。权衡之下，特赦的做法有它的好处。
历史上香港也有进行特赦的先例。七十年代初港英政府在港督麦理浩治下大力肃贪，成立ICAC全力调查政府内部特别是警队的贪污状况，到77年引发警队冲击ICAC总部的政治危机，威胁社会以至政治稳定。港督麦理浩随后宣布特赦77年以前的贪污案件，集中针对往后的贪污勾当，迅速平息了危机。换言之，特赦违法者尽管是非常及破格的手段，但不是洪水猛兽，运用得宜可以有效解决政治危机。
京促铁腕惩治难接受特赦
当然，动用特赦权力有它的代价及风险，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法治的影响。占中虽然是政治行为，带有重大的政治含义，但发起人及参与者都明显违反了法律，甚至是刻意以违法行为作出抗争方式，以达致最大政治效果。特赦参与者会否发生政治诉求可凌驾法律的错误讯息不能轻视；而特首运用权力绕过法律程序同样会影响法律的公平，让部份人逃出法网。
不过，最大的问题还是北京及建制派根本不会接受特赦这样的做法及由此而来的其它变革。从占中运动开始，北京就视之为大逆不道挑战中央权力的违法行为，并发动大规模的舆论及行动反对占中。到运动平息后北京各级官员及建制派都强调要追究到底，惩治参与的人特别是发动者及组织者。近几个月他们就不断发动舆论攻势要求政府尽快起诉占中运动核心人物。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怎可能接受林郑特赦占中参与者？
何况特赦只能是和解的第一步，它必须配合其它政策、制度上的改革才能真正收效。当年港督麦理浩特赦贪污警察后强调下不为例，又锐意强化ICAC的独立地位，为反贪防贪行为制订指引，此后一直严打贪官及贪腐行为，终于克服社会上广泛的贪污情况。新特首要促成社会和谐，特赦后还得大幅改革政制，包括引入真普选，打破特权小圈子垄断，防止西环干政。她有能力这样做吗？北京及建制派会容许她这样做吗？答案显然是不可能。
从政治情势看，特赦建议背后虽有良好愿望，但此时此刻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