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荣基真正的可贵之处在于，在经历了囚禁、恐吓、诱供、“电视认罪”、人质要挟等等人身与精神的折磨之后，依然保留着不屈的精神、自由的意志与抗争的勇气。
习近平曾说，“腐败分子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追回来绳之以法，五年、十年、二十年都要追”。不承想，第一批被跨国跨境追捕归案的，并不是携巨资、持绝密叛党叛国的中共外逃贪官团伙，而是香港一间小小书店里一不小心触怒了龙颜、冒犯了国威的五位文弱书商。
如果一个国家，一个世界上最大的一党专政大国，执意要将一间小小的书店设定为假想敌；如果一个“中央政府”，一个一向为所欲为的中央集权政府，不顾后果、不计代价地对五位书商穷追不舍、“虽远必诛”，结局似乎没有什么悬念。人们都已经看到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根本抵御不了“中央项目组”的野蛮行径。瑞典国籍、英国护照也未能有效保护桂民海、李波的基本人身安全——事实上，瑞典、英国两国政府对桂民海、李波的冷漠，对中共当局的“温柔”，比港府有过之而无不及。
林荣基反转中共编导的剧情
随着中共当局对桂民海审判在即，随着其余四位书商因“主动配合”之功而陆续重获自由，回港“销案”，其中三人作心悦诚服、俯首帖耳状，对所经历之事三缄其口，讳莫如深，曾经在香港和国际媒体上喧嚣一时的铜锣湾书店集体“被失踪”事件眼看着就要按照中共既定的剧本顺利落幕了。一手制造了事件、一手操控着事件发展而且一手遮天的中共当局差一点就要大功告成，弹冠相庆了。值此紧要关头，被秘密囚禁了八个多月刚刚获释的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克服了内心的恐惧，单方面撕毁了“自愿”协议，中止了“合作”游戏，踢爆了事件“内幕”。他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敢于直面全球媒体，全程公开自己“被失踪”期间的奇特经历，包括被强行抓捕、千里转运、密室囚禁、试图自杀以及被迫签署认罪书、在“有导演有台词”情况下作“电视认罪”等痛苦经历的香港书商。
林荣基的“幡然悔悟”偏离了剧本，反转了剧情，令舆论哗然，亦让笼罩在无边黑暗之中的铜锣湾书商系列失踪案件透出了一线亮光。感谢林荣基，他的勇敢行为对得起六千港人的街头抗议，配得上“一国两制”的原初涵义。而其他几位当事书商在内地均有近亲属，其获释之后不声张、不求助、不爆料，深居简出，避人耳目，言行举止颇为不近情理，显然，他们要么是有不得已的苦衷，要么陷入了无法克服的恐惧——而最深的恐惧，则是对恐惧的恐惧。其实，林荣基也不是了无牵挂，他有把柄抓在中共当局手上，虽无近亲属居于内地，但内地女朋友的人身安全与人生命运极有可能受其严重拖累——尤其是考虑到其女友作为帮助林在内地邮寄“禁书”的“同案犯”身份——这些因素或多或少会让林在终止与“强力部门”合作时背上道德与情感的包袱。
中共当局手忙脚乱四处灭火
现在，局势已变，轮到中共当局手忙脚乱，四处灭火了。人们看到，除了外交部发言人和《环球时报》无法自圆其说的荒谬辩解，中共当局最主要的传声筒似乎是铜锣湾书店事件除桂民海（仍然在押）之外的另外三位受害人。李波、吕波、张志平几乎同时打破沉默，对林荣基的言论进行了反驳。李波否认说过“非自愿被带返内地”，也“没听说过‘中央项目组’这回事”。吕波指斥“不能用个人的过错蛊惑人心和攻击一国两制”。张志平指林荣基“说谎”。林的内地女朋友责骂林“不是男人”、“不考虑别人死活”——此话无意中暴露了该女友的人质属性。
这是一个奇怪的格局，五位受害人，一人系狱，一人“翻供”，其余受害人及其关系人则一边倒地站在加害者一边。谁的言论更加真实可信？严格说来，李波、吕波、张志平以及林的女友的反驳与林荣基的言论不在同一个层次，完全没有相与辩难、一决高下的资格。因为毫无疑问，记者会上面对面的公开答问，国际媒体上的即兴访谈，即使有细节上的瑕疵，也必定比特定媒体独家披露的言论更加真实；对八个月囚禁经历的全程公布，无论有多少记忆上的错误与缺失，也必定比藏藏掖掖、吞吞吐吐、支支吾吾、欲言又止的片言只语可信一万倍。要证明中共当局没有“越境执法”再简单不过了，根本无需华春莹与《环球时报》出马，只需李波像林荣基那样，把他偷渡内地那一天前前后后所发生过的事情原原本本说出来即可，他敢吗？中共敢吗？
对于林荣基与中共当局来说，已经发生过的事实不可能重新来过。当林荣基在按要求携带订书客户数据硬盘返回内地途中忽然变卦，毅然决然折返香港，从那一刻起，他改变了事件，也改变了自我、改变了命运——从此成为一个“有种香港人”。他也给全体香港人和全体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人们审视陆港两地当下严峻的政治现实：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香港？一种什么样的“一国两制”？一个什么样的中央政府？铜锣湾书商集体“被失踪”事件，作为衡量“一国两制”现状的指标性事件，必将对香港政情的发展、陆港关系的变化产生长远和深刻的影响。
自由的意志与抗争的勇气
林荣基真正的可贵之处，似乎并不在于他踢爆了“内幕”，揭发了真相。其实，事件虽然扑朔迷离，但真相一点儿也不复杂。李波是不是遭遇了“越境执法”，桂民海是不是遭遇了跨国绑架，抑或二人都是“爱国”心切，“自愿”偷渡入境，自投监牢，这是决定铜锣湾书店事件本质的两个核心事实。人们虽然不知道此中详情与细节，但傻子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事件已经清晰到一向揣着明白装胡涂的《环球时报》也难于绕弯子、羞于编瞎话的地步。林荣基真正的可贵之处在于，在经历了囚禁、恐吓、诱供、“电视认罪”、人质要挟等等人身与精神的折磨之后，依然保留着不屈的精神、自由的意志与抗争的勇气。
因为这是一场一般人经受不起的不对称的战斗：一个专制大国，竟不顾“一国两制”的颜面，不顾国际关系的准则，只为报复一间小小的书店；一个所谓“中央政府”，竟毫无顾忌地自毁“依法治国”的形象，践踏本国公民和外国公民的基本人权，只为惩罚五位名不见经传的“禁书”书商。这当然不是法律行为，也不是政治行为，而是它自己都不敢承认的、极度野蛮的准战争行为。普通人很难猜透独裁者的心思，究竟是什么样的了不起的“禁书”，让专制政府如此大动肝火，气冲牛斗，做出此等愚蠢荒谬之极的准战争行为？
港人不要给中共错误信号
书店与书商诚然不足与中共交手，二者并非旗鼓相当的对手。如果林荣基选择了沉默、屈服和顺从，将心比心，人们并没有理由过分责备他。而最终，在这场一个大国对一间书店的不对称战斗中，五位书商竟然没有全体降服，尚余一位反抗意志坚不可摧的志士存在，其中的象征意义远比事件真相与细节的爆料本身更为可贵。兹事体大，事关港人荣辱，事关“一国两制”尊严，正如林荣基所说，“如果我作为五个人里面负担最少的都不出声，香港就没得救”。
此话有理。如果所有的当事人、受害人都对自己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和屈辱经历保持沉默——不管他有什么样的正当理由或难言苦衷，甚或成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患者，对专制政府的“宽大处理”感恩戴德，对加害者的“洗脑”和“改造”欣然接受且为之曲意辩解，那不仅会导致是非混淆、正义蒙尘，让那些人权的侵犯者、“一国两制”的破坏者们正中下怀，从此愈加有恃无恐，只要中央足够强势，足够霸道，则真相可掩，万事大吉。如果没有林荣基的反戈一击，铜锣湾书店事件传达给中共当局的，或许就是这样一个信号：治港需用重典，狠的比柔的管用。若中央政府按此信号行事，或从此以“项目治港”方式排挤压缩“港人治港”空间，并使之常态化、模式化，则“一国两制”万劫不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