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春天，北京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当年5月23日下午两点，三位来自毛泽东家乡湖南的年轻人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在天安门城楼下打出一幅大横幅：“五千年专制就此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此可以休矣”，随后用装上颜料的鸡蛋投掷涂污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
三人的行为让广场上一直和平抗议的学生感到很意外。之后，三人被广场上维持秩序的学生纠察队扣留，后转交给北京市公安机关处理。
是时，余志坚25岁，为浏阳一名小学教师；喻东岳22岁，为《浏阳日报》美术编辑；鲁德成26岁，为浏阳汽车运输公司修理工。同年8月11日，鲁德成、喻东岳分别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破坏”和“反革命煽动”等罪名判处16年有期徒刑和20年有期徒刑；作为主谋，余志坚被判无期徒刑。他们成为中国成千上万的六四政治犯中判刑较重的三位。
1998年，鲁德成获假释出狱；2004年8月，他离开中国，经缅甸偷渡到泰国，并向联合国难民署寻求庇护；2006年4月，他以难民身份进入加拿大，获得永久居留权。2000年9月，余志坚经减刑，获假释出狱。2006年2月喻东岳获得减刑出狱，但已经精神失常，出狱后由余志坚照顾其生活。2008年4月底，余志坚携妻子和喻东岳及他妹妹喻日霞偷渡至泰国，一年后获得庇护抵达美国。
曾有人问余志坚为什么要这么做。2010年，余志坚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毛泽东是中共专制的一个基础，我们反对个人崇拜，应该从这里入手。”
今年3月30日，余志坚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因糖尿病并发症去世，享年54岁。去世前不久，余志坚在他的Facebook上贴出最后两张照片：一张是1989年5月23日学生扭送喻东岳的情景。另一张则是当天下午约3:30至4:30的天安门城楼，人们在忙着修复被他们三人污损的毛泽东像，照片中间有一个横幅写着：“这不是人民、学生干的”。这横幅“到现在都让我伤心不已”，在照片说明中，余志坚感叹道。“二十七年多过去了，神州大地上仍然只见五千年专制依旧，个人崇拜不改。”
余志坚去世消息传出，三人污损毛泽东像行为再次引起争议：三人的行为与政治诉求是这场举世震惊的民主运动的“灵魂”还是“异类”？28年前，究竟是他们太激进，还是学生过于保守？与此同时，余志坚三人的遭遇也让“六四”政治犯的境遇再次引起关注。
天安门民主运动28周年之际，以为中国政治犯提供人道帮助为主旨的民间组织“人道中国”创办人之一周锋锁接受了采访。1989年，周锋锁是清华大学物理学系四年级学生，他组建了天安门广场“学运之声”广播台，成为了代表清华大学的北高联（广场学生组织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北高联）常委。民主运动被镇压后，周锋锁在官方发布的被通缉的21名学生领袖中排名第五，1989年6月13日被捕，入狱一年。1995年，他来到美国，1996年进入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学习，现生活于旧金山。2007年2月，他与另外两位89民运参与者赵京、徐刚一起创办“人道中国”组织。余志坚和喻东岳到美国后，“人道中国”为他们专门募捐帮助他们安顿；余志坚去世后，“人道中国”承办了余志坚的葬礼，并再次为他们募捐，帮助安葬余志坚、安顿喻东岳，并设立余志坚纪念奖，“用于鼓励为推翻中共专制奋斗的勇士”。
采访用电话和邮件进行，经过删减和编辑。
问：1989年5月23日，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在天安门城楼用鸡蛋投掷毛泽东画像。当时你如何看待此事？
答：我当时不在现场。5月20日，戒严令颁发。5月23日，清华学生组织撤离广场，所以那天我刚好离开了广场。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震惊，很意外。在绝食期间，我们有过很多设想预案，比如说在游行的时候，要防止政府派人砸商店污蔑学生暴乱，这样的问题我们都考虑过。不过，5月17日大游行的时候，什么问题都没有出现，当时有百万人上街，但没有出现任何事情。那个时候一个警察都没有，连交通警察都没有，所有的现场秩序都是由学生维持的。所以，当余志坚三人做出这种行为时，作为维持秩序的学生，当然首先是怀疑的，这是他们当时的责任。
此外，我们八九一代抗议的时候，“反毛”不是主题，所以学生们对这个事情很意外，虽然现在看来很了不起。其次，学生作为一个整体，比如我们清华，都有一个集体决策的过程，当时也是想实践一下代议制民主。我们清华有一个班代表大会，重要的议题都是由班代表大会决定的，班代表大会通过之后，大家要按决定做事。比如绝食，我们大家开会是不参与绝食，如果其他学校绝食的话，执行救助的义务。所以，我们都是按照这个原则行动的，包括我们的政治取向，也是按照集体决策来进行的。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很多学生。在政治取向上，作为学生整体，当时并没有想推翻政权，我们也很清楚这一点，也执行这样的指定。因此，虽然余志坚他们的行为非常了不起，但当时，学生是没有办法和他们站在一起的。
不过，余志坚他们自己也很清楚自己的行为，也从来没有隐瞒什么，也不想为自己开脱或是逃跑，把责任推给学生，这点非常了不起。只是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行为，引起了学生这样的反应。这是让他们吃惊的。当然，是学生把他们送到警察手里的，作为学生群体中的一员，也是需要给他们三人道歉的，后来确实有不少学生给向他们三人道歉。我本人每次见到他们，也会向他们三人道歉。但是，这么大的伤痛，这样的道歉也是很苍白的，虽然他们也能接受。不过，他一直强调我们的共同敌人是这个专制政权。
问：他们三人是5月18日来到北京了。到北京后，他们给当时广场上学生指挥组织北高联写了一份《建议书》，其中第一条建议是北高联应该以全国人民的名义，宣布中共政府为非法伪政府。他们的建议书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于是，他们才决定取缔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像，象征性为共产暴政划个句号。当时广场上，除开他们三人外，还有没有别人提出类似主张的人呢？
答：余志坚认为，学生不应当停留在那个阶段，而是要站起来推翻政权。这个想法是非常前卫的，不过内心有类似想法的还是有非常多的人，但真正做出来的，就不多了，能看清楚的人，意识到戒严令后面的杀气腾腾的人就更少。80年代学生的抗议活动，全社会都会去支持的，很难想象政府会开枪杀人。所以像余志坚的主张是很难成为主流的，不过，他们的想法不是唯一的。
我当时是在天安门广场“学运之声”广播台工作，那时候的广播台有各种各样的人过来，告诉我们他们的主张，甚至有官方的电台、电视台的人过来，因为在他们那里不能说，希望在我们的广播台说话。一些人就主张要去占领电台、电视台，把广场上的民意传播到全中国去，或许就可以结束专政实现和平革命，实现历史性的转折。我后来看别的国家的革命，那些民主转型比较成功的国家，都比中国“八九民运”走得远，反抗力度大。反观八九，其实是非常温和的，甚至到了自我约束、画地为牢的地步。
此外，“八九学运”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可以说，当学生完成了聚集民心的使命后，没有一个更有力的力量来支持他们，没有一个、形成一个更强烈的社会共识，没有及时把天安门广场上学生凝集的民意凝固起来、实体化，没有及时从抗议阶段推到下一个阶段和平革命阶段。比如说，之后，我遇到过不少部队的人，包括一些级别很高的，他们甚至有全家穿便衣，在开枪时候站在学生市民这边保护学生，但为什么不站出来公开支持学生，呼吁中立甚至发生政变呢？1991年8月苏联解体前夕，叶利钦(Boris Yeltsin)站在坦克面前发表演讲，最后坦克调转。
问：余志坚出狱先做了些什么，后来为什么要离开中国？
答：余志坚之前是一位老师，出狱后不可能再从事之前的职业，只能做一些零散的工作谋生。他出狱后还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从不隐瞒自己的想法，和许多老朋友，特别是“六四”难友互相来往，因此还常受到打压，（2006年2月）因为支持（维权律师）高智晟而被抓起了一个月。
喻东岳的情况更为悲催一些。对于余志坚来说，喻东岳是他的一个兄弟，也是一个重负。他们三人去天安门，余志坚是主谋，是策划。但喻东岳是最后一个释放的。喻东岳释放的时候，余志坚很激动，去监狱接他。结果喻东岳认不出他了，叫了几声，喻东岳把他当做警察，跪了下来喊饶命。余志坚觉得自己有责任照顾他，就一直照顾喻东岳。他们后来到美国，也是想给喻东岳治病。喻东岳的妹妹喻日霞出嫁之后，喻东岳就一直生活他们家里，余志坚照顾得很好，喻东岳尽管还没有清楚的神智，但还是能感觉到关爱。
问：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出狱后的经历，是否是“六四”政治犯的一个普遍经历？
答：“六四”的经历，给人留下的创伤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更有精神上的创伤。再加上隔离，中共使用的隔离无所不在，这是他们的一个常见的政治武器，用隔离来压迫你的家庭成员，让家庭成员觉得和你在一起是一个负担；让社会上其他人认为你是一个怪物，让你没有办法正常生活。所以，这些政治犯及其家属的境遇都非常艰难，经常受到各种打压，因此，即便“六四”过去这么多年，依然有“六四”政治犯、良心犯陆续离开中国。即便在美国也是，一方面是对华人社区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对政治经济的影响。很多人会自动按照政府划定的红线活动。我们在这里也经常遇到各种骚扰，甚至殴打。
问：“人道中国”是如何为中国政治犯及其家属提供人道帮助的呢？
答：我们是尽力而为。“人道中国”也可以说是“八九民运”的一个遗产。赵京是我清华大学物理系的系友，他们两位都是“八九民运”海外参与者，“人道中国”现任负责人葛洵，是1989年美国留学生抗议组织全美学自联的监事会主席。“八九”的经历，以及政治上的觉醒，让我们觉得，海外人道救助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国内的需求也很大，被迫害的政治犯很多，但是能得到国际关注的人的很少，最多排名前5位的人才能得到一些关注，长期坐牢的那些政治犯、良心犯很少被人知道。所以我们成立了这个组织，我们是一个靠个人志愿服务的草根机构。
目前，我们的目标群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六四”政治犯这个群体，包括天安门母亲；一个就是长期受到迫害的政治犯。此外，我们还支持了一些国内NGO的启动。现在，中国人权状况日益恶化，中国政治犯的处境尤为恶劣。所以，哪怕是微小的支持，对他们来说都是很大鼓舞。目前，我们主要是为他们募捐和呼吁，最近几年每年资助次数有一百多次。
比如余志坚、喻东岳刚来美国的时候，在旧金山呆过一个星期，他们当时四位大人一个小孩，“人道中国”为他们募捐了一些钱让他们、帮助他们安顿下来。余志坚去世前，病了一年多，没有工作，家里经济比较困难，所以他去世后，我们再次募捐，帮助安顿他的后事，以及对喻东岳的照顾。
问：能谈谈“人道中国”做的比较突出的案例？
答：目前我们最成功的一个案例可以说是方政。方政很传奇。1989年，他是北京体育学院的学生，6月4日清晨被坦克碾压，失去双腿。我在几分钟后就出现在他出事的地方六部口，但我没有看到坦克，所以我是出狱之后才知道坦克压人的事情。出狱后，为了谋生，我去海南做生意，在那里第一次遇到方政。当时，方政报名参加1994年在北京举行的远东及南太平洋残疾人运动会，但被邓朴方点名，赶出北京来到海南。我就是那个时候遇见他的。我们一见如故，聊了很多。方政是为了救人而被坦克碾压的，但事后被救的女孩迫于压力，说不认识他。大屠杀之后，所有的人都要过关，被坦克碾压的人不能说是坦克压的，要说是交通事故。方政就说，虽然之前我没有见过坦克，但是坦克和汽车我还是分得清的。方政拒绝撒谎，所以他也没有拿到毕业证。我来美国之后一直记着他，“人道中国”成立后，我们找到他，帮助他来了旧金山。如今他不仅可以自立养家，还为“六四”做见证，为人道中国和海外民运做很多事情。不管在哪里，他的开朗笑容都会打动很多人。
问：“人道中国”也帮助政治犯的家属。你们工作中遇到过什么样的挫折？
答：中共很无耻的一个手段就是用家人来要挟。因此，我们试图帮助“六四”政治犯和维权律师的家属，帮助他们的孩子来美国读书，比如刘贤斌的女儿、齐志勇的女儿等。不过，我们也有失败的例子。
比如去年营救王宇律师的儿子包卓轩。2015年7月8日深夜，包卓轩和他父亲从北京首都机场飞往澳大利亚留学，在机场被抓的。7月9日凌晨，王宇在家中被抓。709大抓捕就是这样开始的。因此，这个孩子的命运是和中共决斗的一个关键。可是他们所有的证件都被没收了，没有任何渠道可以出来，所以只有让他去缅甸，然后去泰国，我去泰国接他。10月2日，包卓轩从内蒙古逃走。我在泰国等了好几天，一开始充满希望，后来变得焦虑，直到我回来之后，我才知道帮助包卓轩逃离监控到缅甸的唐志顺和幸清贤都被抄家了，失踪七个月后才被确认关押在天津第二看守所。这件事，在海外只有我参与了，我之所以需要公开说这件事，是因为中央电视台在2015年10月17日播放长篇报道，说这件事是海外民运人士汪岷、徐文立做的，虽然他们两个人公开否认了，但央视和《环球时报》还是说是他们两个人。此外，在中共的官方宣传中，“人道中国”为709律师设立的基金也成为了709律师的罪状，这完全是颠倒是非黑白。我们这个基金是这些律师被抓之后才设置的，和他们之前做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我们这么做完全是出于人道。而且我认为，在中国变革之前，还是很需要一个通道，帮助被迫害的异议人士和他们的家人，比如最近谢阳律师的妻子陈桂秋和两个女儿，在对华人援助会(China Aid)的帮助下，经泰国来到美国。
问：“人道中国”为什么要设立“余志坚纪念奖”？
答：余志坚的思想和精神都是可贵的。中共宣传说他们是三个闹事的农民。实际上，他们的思想非常大胆也非常前卫。那个时候大部分学生还强调自己爱国，并不以直接推翻专制为目的，余志坚他们很坚决地认为这个政权是暴政，是没有合法性的，而毛是专制的代表。28年后，我们回头去看，便会更多地认同余志坚的思想。
其次，他的勇气和铮铮铁骨，和只身挡坦克的坦克人(Tank Man)一样，是非常可贵的。他们三人当时还不像学生，在社会上有着同情心，余志坚又是主犯，当时很多人认为他活不了，包括他自己，都认为自己要死了。但他还在监狱的墙壁上题诗《仍然──我的五四宣言》：“仍然要砸！──砸不破的铁屋/仍然要倒！──倒不烂的酱缸！……”他的这个精神，和另一个湖南人李旺阳很相似，李旺阳的最后一句话是：为了民主，砍头也不回头。我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他们的地方：虽千万人吾往矣！这种单纯，为了理想可以付出一切，这就是“八九民运”的精神遗产。
罗四鸰，自由撰稿人，现居波士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