倏忽间，晚年惨遭昔日党内同事软禁长达15年的赵紫阳同志已经辞世4周年了！有友从远方发来《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完整版），以资纪念。或许，再读此书，回味其晚年平和、理性、睿智的思考，是对这位众多中国人心目中的伟人最好的追思与纪念。

最早得以读到此书，是在前年的一个秋日。当时终于从地铁口书摊上购得了期盼已久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的心情，至今依然宛如眼前。当然，这是一本盗版书。这是眼下生活在大陆的人们能看到此书的唯一“正途”。尽管此版“盗书”中没有了李锐、鲍彤二位的序言，尽管书中错误百出（其实何止“千”出、“万”出！几乎每页都有错字、漏字，令人不忍卒读！），但回家后仍迫不及待、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正因为此书得来不易，因此无法挑剔。甚至还得感谢那些冒死印制、销售的“不法之徒”。因为，据说印制第一批书的人已经“被捉到局里去了”，这是书摊小贩亲口告诉我的。虽则无从考证，但从我在第一批“盗书”售罄许久之后才购得此书这一事实，似可证明这一说法恐非空穴来风。

赵公忌日，再读此书，当时那种唏嘘感叹、夜难成冧的感觉依旧。

阅读本书，令人最为感慨的是，这位从年仅12岁半的1932年3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起，即全身心投入到曾经奉为其至高无上信仰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中去的红军时代老干部，这位辞世时理应被冠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荣誉称号、覆以鲜红党旗的中共领袖人物，却在经历了大起大落、在晚年事实上的囚徒生活中大彻大悟，摆脱了这些主义、思想的桎梏，思想境界得到了质的升华。

晚年赵公在对友人谈话中坦露心声说：“我对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已不感兴趣，而现在的时代很难建立什么理论学说。从社会的历史发展来看，本是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是根据实践发展形成的潮流，也就是根据民意一步步向前发展。民意就是人们内心里的真正的需求。当然在实践中间会有曲折，而不是靠什么理论、主义或设计来推动。过去正是靠理想的设计，从而走向了空想、乌托邦。”（2002年2月23日，第328页，页码均为上述“盗书”所标，下同）他还说：“今后社会的发展不应从什么模式出发，也不宜以什么主义来划分，而应从如何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如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出发，来引导社会的发展。”（1995年9月10日，该书第186页）他甚至提出：“我不拘泥于马列主义教条、公式、定义，而是重视实践。自己强调的是要立足当前实际情况，尊重民意，认为民意就是潮流。”（2002年2月23日，第330页）。尽管还不能据此下定论说，晚年赵紫阳已彻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他已不再按照这一主义的传统教条进行思维，却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在1949年以后的中共领袖级人物中是十分罕见的，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赵紫阳所提及的“潮流”、“民意”，就本质而言，就是回归到人类从古至今从未改变的最为本原的需求和理念，也就是他所阐释的“人们内心里的真正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转变意味着回归了人的本性，回归了思维的常识。

这一回归之不易，之所以具有无可估量的意义，就在于，尽管“人民”这一标签在1949年之前的革命根据地、在此后的中国大陆早已是无处不在、无处不有，但在相当一段时日里，人民的意愿、也即“人们内心里的真正的需求”，恰恰是被当政者最为忽略的。

例如，“民以食为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是至高无上的。但凡与天相关的事物都是无可置疑地头等重要。这里所说的“食”虽是首指维持生命最重要的粮食，其所表达的内含应该是，对于民众而言，生存需求永远是第一位的。在美国科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的作为自然人的五项基本需求中，第一要义即是“生存的需求”。其内含更为科学，涵盖了包括饥、渴、衣、住、性等人类维持自身生存诸多最基本要求。这与中国人表达的语言、方式或许有所不同，但其本质是一致的。可以说，在所有的民主政体国家，没有哪个政党、团体敢于忽视民众的这些基本需求。相反，时下倒是出现了另一极端现象，即处处迎合民众眼前、直接利益而影响其长远利益的“高福利主义”。或许这些基本生存需求与种种主义、思想、理论相比显得粗鄙、低俗，充满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腐朽气息”，因而在红色中国难有立足之地，并不为马列主义领袖们所重视。也因此，在“大跃进”年代里，在描绘令人神往的“共产主义幸福生活蓝图”的同时，曾十分随意地将百姓的锅碗瓢盆收缴充公以“大办食堂”，将门板、铁器收缴充公以“大炼钢铁”。广大民众不但没有过上宣传中的“共产主义好日子”，连日常生活都受到了严重影响。“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仅仅开展一年多，中国农村已经濒临饥荒的地步！可是，在庐山会议彭德怀“斗胆”写信报告了一些真实情况之后，坚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三面红旗”的毛泽东轻描淡写地称道：“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我看没什么可紧张的”，反而因此大批彭德怀及张闻天等良心党人，最终导致了三年大饥荒、高达3600万农民“非正常死亡”的惨祸！

还记得著名的“大寨经验”中有一条叫做“先治坡，后治窝”，也即先革命、先工作、然后再谈个人生活。这条做法后来成了推广到全国各行各业的普遍经验，成了实际工作中忽视群众基本生活需求的堂皇理由。正是在这种置民众基本生活需求于不顾的政策下，居然在1949年之后的数十年间几乎不盖民用住房。而与此同时，一边鼓吹“人多热气高”，一边痛批马寅初“新人口论”，造成了人口急剧膨胀，最终导致了七八十年代的全国性“房荒”。当然，这并不排斥按官位大小修建各类官邸。就在百姓无米下锅的“三年困难时期”，几乎各个省会城市都在大兴土木，按毛的喜好为其大盖行宫！

毛泽东的这种置民生于不顾的治国之策并非能用一个“忽视”加以概括，更有其“越穷越革命”的意图蕴含其中。他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中曾称赞法国《快报》评论“穷是中国跃进的动力”，说：“这句话讲得很对。因为穷，就要干，要革命，要不断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按照这种“越穷越革命”的逻辑，为了保持 “革命精神”，中国人只能维持“贫穷”的生活。所以，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准不但不可能得到提高，反而一次又一次地被驱赶到 “与资产阶级斗争”的运动之中，遭受了空前的灾难。

再如，“人命关天”同样是常识，可谓妇孺皆知，却又是与“天”一般重要的头等大事，所表达的是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然而，在相当一个时期里，作为革命真谛所宣扬的是，个人生命并不足珍惜，生命只是为实现革命目标所必须支付的某种代价。如果说，在某种特定的场合，没有个体或少数生命的牺牲，就会引起众多生命的摧残，或许还有价值可言。但假如众多生命的付出仅仅为了验证某种革命目标的正确、某种主义的神圣，那不只是荒唐，简直是残忍！然而，这在毛泽东时代却是活生生的现实。

1950年代末，毛泽东曾在多种场合兴致勃勃地谈论世界大战。他曾说：两次世界大战死人并不多，第一次死一千万，第二次死二千万。……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27亿人口剩9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了，换来了一个资本主义全部消灭，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当他在中共党内讲这类话时，或许鸦雀无声的高干们还会为领袖的高瞻远瞩和宏大气魄所震慑、所感佩；而当他在莫斯科面对几十个共产党和工人党领袖们讲这番话时，举座皆惊！稍有思考的这些“战友们”听出了毛的话外玄机：为了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毛想要战争！死人不在乎，核大战也不在乎！

毛的这种为了某种革命目标而不惜民众生命的逻辑几乎贯穿了他后期的全部思惟。他在谈及工伤事故时曾说，花这一点代价赶上英国也是要付的，各省准备死五百人，一年一万多人，十年十万人。无事不死人，要有准备。此前的土改运动、合作化运动开始时，此后的“四清”运动、“文革”运动开始时，毛都曾经那么豪气冲天地谈论过要准备运动中死人的事。毛的“死人政治学”真值得作为一个课题加以认真研究。因为，象毛那样草菅人命的领袖人物，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又如，设身处地，将心比心，亦是人之常情。现在更有了新的说法，叫做“换位思考”。然而，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统治下的中国，这种人之常情被当作“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孔孟之道”而遭批判和摒弃，在严酷的政治运动中，只要被指认为“阶级敌人”，无需证据，无须逻辑，便可施以种种非人道的对待，直到酷刑整死、或精神虐杀。其实，中国人讲究仁义、讲究诚信是有传统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当年日本鬼子祸害中华、涂炭生灵，仇恨可谓刻骨铭心。可是，当他们一旦战败，许多中国百姓不计前嫌，自发地救援日侨、协助归国，甚至收留遗孤，扶养成人，可谓仁至义尽。然而，今日之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疏离、猜忌、排挤，不讲仁义，缺乏诚信，成了普遍现象。细究起来，这种种恶象正是在历次严酷的政治运动中为求自保而恶性发展起来的。在几乎不间断的政治运动中，告密、反啮、攻击、背叛、良知的丧失、灵魂的践踏、亲情的扭曲……人性中丑陋的恶在“政治正确”的鼓励下被肆意地释放，形成了整个民族的道德沦丧！曾听相关高层人士说过这样一件事：到了1966年上半年，也就是“文革”运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党内高干们为了能保住自己不成为被毛打倒的对象，已是毛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而且是一哄而上，上纲上线，搞倒搞臭，绝不手软，早已没有了是非对错、同志情谊、主义思想、乃至常人之情。这样的场景真可谓可悲、可怕之极！

……  ……

或许在中共高层浸染已久，许多原本从小接受过孔孟之道民本教育、接受过西方民主自由思想洗礼、乃至经历过五四时期科学、民主两大旗帜指引的中共领袖人物，竟然亦会忘却救国救民这些参加革命的初衷，丢却了这类基本常识，而附会于毛的那些违人性、非理性的主义、思想而不能自拔，甚至为虎作伥。

与此相比，晚年赵紫阳之伟大让人肃然起敬。他终于摆脱了成就自己、也束缚自己的那些主义、思想，重新审视数十年革命史，并勇敢地得出了社会的历史发展“是根据民意一步步向前发展”、“过去正是靠理想的设计，从而走向了空想、乌托邦”这一正确的结论，说出了“我对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已不感兴趣”的铿锵有力的话语，从而终于回归了常识，并由此获得了无穷的力量。

网上曾贴出过赵紫阳长孙女可可对他的回忆。她说：“我对爷爷最佩服的是，他在失去权位、失去自由期间，那么大年纪的长辈了，却充满了好奇心，迫切地想多知道中国、外国的历史、社会中所有自己所不了解、自己接触不多的新鲜事物。”“我这个孙辈讲起美国的政治体系和运作，爷爷听得非常专心，就好像他是学生，而我是老师。当然他有自己的看法，但他没有说‘我就是对的，你就是错的’，而是专心听我阐述。”或许这可以当作晚年赵紫阳能够摆脱束缚、获得升华的一种注释。

据说，邓小平在1987年就曾说过这样的话：“讲什么马列主义，我们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老百姓拥护了，讲什么主义都可以。”这倒与他的“猫论”十分相符，颇有点政治家的民本思想。然而，他终究未能走出权力和党性的制约，为了维护党天下，公然置百姓利益于不顾，坚持“四项原则”，下令镇压民运，而空留一个党魁的结局，并遗祸至今。恰如鲍彤所言：“他和胡耀邦、赵紫阳分手，是迟早的事，不足为怪，无可避免。”同样，他与胡赵这两位昔日部下相比，高下立见。人们怀念胡、赵，褒贬小平，便是情理中之事了。

无论权倾一时，无论危如累卵，为政者都不能漠视民心、民意。赵公“尊重民意”、“民意就是潮流”之言值得三思！

当今世界，民主宪政之潮浩浩荡荡。据统计，全世界193个国家中，属于民主与部分民主体制的国家已占78%，不民主的国家只占22%.中国这一曾经的亚洲“第一共和国”，并已有宪政历史100余年的大国迄今仍徘徊在宪政大门之外，实属耻辱。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才是中国当下的民心所向、民意所求，才是中国国泰民安根本之道。

2009年1月15日

写于上海